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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物品视角下母婴室配设的文献综述

作者：李佳

来源：《法制与社会》2018年第09期

关键词 公共物品 供给 母婴室

基金项目：2017年国家级大学生创新训练项目资助。 作者简介：李佳，天津科技大学行政管理专业，本科。

中图分类号：D63 文献标识码：A DOI：10.19387/j.cnki.1009-0592.2018.03.302 （一）西方公共物品供给理论 1. 萌芽阶段

西方公共物品供给最早可追溯至17世纪50年代。英国学者霍布斯在1657年《利维坦》中从社会契约角度提出政府一个重要职能就是为个人提供公共服务。大卫·休谟在1739年《人性论》中借“公用牧场灌溉”，再次强调政府参与对解决类似问题的必要性。约翰·穆勒1848年在《政治经济学原理》中称“像灯塔这样的物品，个人不可能主动建造，原因在于这类物品的建造者和提供者很难对使用者收费，以补偿建造费用并获利，解决的办法只能是，由政府采用收税的办法建造和提供。” 随着政府职能逐渐明确，对政府提供公共物品的使命认识也更加清晰。

2. 形成阶段

林达尔1919年在威克赛尔边际成本定价等模型的基础上分析形成“林达尔均衡”——政治上平等的消费者共同决定公共物品供给的问题，奠定了“纯公共物品理论”基础。

萨缪尔森在1954年《公共支出的纯理论》中第一次真正给出公共物品定义，即每个人消费这种物品或劳务不会导致别人对该种物品或劳务消费的减少。并指出公共物品的一个重要特征——“任何第i个个体和每单位共同消费物品同时满足的公式Xn+j=Xin+j” ，即非竞争性。随后马斯格雷夫补充了公共物品的另一重要特征——“任何人同等地消费，不管他是否为此付费。” ，即非排他性。

至此正式提出了“公共物品理论”，也形成了政府供给理论。这一时期的学者们多数认为由于市场失灵，公共物品都应该由政府提供，这是唯一且最优的选择。 3. 发展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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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政府作用加深，缺陷也日益显露，人们发现政府供给中同样存在着“失灵”现象。1974年科斯发表《灯塔上的经济学》一文，第一个开始反对单纯由政府提供公共物品。科斯考察了早期英国灯塔制度，从产权理论的角度出发，指出政府应该进行产权的界定，具体的建造和服务是可以由私人提供的。

政府日益显露的经济滞涨、财政赤字等问题渐受关注，布坎南认为政治同经济市场一样，公民也是追求利益最大化的理性人，所以政治制度也存在失败，政府也会失灵。因此，布坎南提出“市场的缺陷并不是把问题交给政府去处理的充分条件”，正式对单纯由政府供给公共物品进行反对。他认为分享团体多于一个人或一家人，但小于一个无限的数目的“俱乐部产品”是存在消费拥挤的，因此规范财政学家的努力是没有尽头的，只要有可能，决策就应转交私营部门，政府干预永远只能是第二位的选择。

由于“政府失灵”，这一时期学者们再度对市场在公共物品供给中发挥的作用进行了研究，最终对于二者联合供给表示了肯定。 4. 成熟阶段

随着社会发展，除了政府与市场联合供给，人们开始将目光移至非营利组织、社区等发展良好的多主体共同参与供给的方式研究。

这一阶段的主要代表是埃莉诺·奥斯特罗姆在《公共事物的治理之道——集体行动制度的演进》一书中的论述。奥斯特罗姆意识到市场、政府都存在失灵现象后，经过大量实证研究，提出公共事务的治理应该建立政府、市场、社会三维框架的“多中心”治理模式，以克服单一依靠市场或政府的不足。

政府的集中控制是有效的，但也存在像监督难以衡量且花费成本不小等许多问题；放任市场也是不可行的，许多流动性资源的私有产权界定很不明确。因此奥斯特罗姆提出了社会参与，即自主治理是公共物品供给的选择之一，并给出了实现公共利益的八项原则：清晰界定边界；占用和供应规则与当地条件一致；集体选择的安排；监督；分级制裁；冲突解决机制；对组织权最低限度的认可；分权制企业。 因为经其调查发现，一些社区为了自身发展，通过自筹资金、自主制定合约等方式是可以有效管理好森林、渔场、牧场等公共资源。

除奥斯特罗姆外，其他学者也进行了相关研究。美国非营利组织研究专家莱斯勒·萨拉蒙提出先是市场，其次第三部门，最后是政府的供给顺序。丹哈特指出，政府应充当“中间人”联合私人机构、非营利机构结成联盟协同解决公共问题，满足公民多样化需求。“世界民营化大师”E.S.萨瓦斯在《民营化与公私部门的伙伴关系》中结合自身经历，运用充实材料，从民营化的背景、理论与实践三方面论证了“民营化是改善政府的最佳途径”这一基本理念，提出了公共物品“民营化”供给的许多实施方式。 （二）中国公共物品供给相关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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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对公共物品供给研究较国外时间短、深度浅，但近年随着市场经济发展以及政府职能转变，公共物品供给越来越受关注，发展速度也越来越快。

席恒（2005） 、李洪波（2005） 从公共物品供给机制的建立展开研究，主要强调多元供给。宋兆勇（2007） 、陈娟（2017） 等从多元供给的主体之一——政府视角出发，对我国政府在公共物品供给中发挥的作用及面临的问题进行论述。郑谦（2008） 、张军（2015） 等从市场、社区等其他主体出发，结合“多中心”模式，对公共物品供给的发展方向进行了研究。此外，鉴于我国农村作为一大重要组成部分，许多学者专门对农村的公共物品供给进行了研究，如邓蒙芝（2014） 、居水木（2005） 、崔晓芳（2016） 等人。

我国对公共物品供给的相关研究向着系统性、完善性的方向迈进，并取得了很大进展，仍存在不足之处，相关理论研究的历史短、方向少以及政府在我国所发挥的特殊作用都对相关的研究提出了挑战。

（三）公共物品供给理论研究展望

公共物品的提供是一个亘古不变的话题，是全社会不得不面对的客观存在问题。公共物品的相关理论研究也从私人物品到纯公共物品再到俱乐部产品、公共资源等准公共物品，一步步发展完善；与之相对应的，在供给上也从政府到市场再到协同治理不断发展。鉴于公共医疗卫生、教育、公园等这样的物品不能不被提供，鉴于公共森林、草场、水等资源的重要性，面对生态与福利上的双重交叉以及公共物品提供的新旧问题，公共物品供给的相关理论研究十分重要，并被期待以新的研究方向。 （一）依供需角度的研究

张柏葳、黎堃宇（2016） 以南京市为例，从供给角度出发结合多中心治理理论提出公共场所建立母婴室的供给模式；刘绮莉、朱敏（2016） 以苏州市为例，从需求角度出发由现状到问题再到对策逐步深入；周圣洁、柯梦博（2017） 以广州市为例，将供给现状与需求偏好特征结合展开实证研究，弥补单方面的不足。 （二）依建与管的研究

在建设上，徐铁英（2016） 提出了先多再求好。公共场所配设母婴室不求高档，是出于对公民需求的满足，因地制宜建立合适的最关键。在管理上，当前研究多认为要建更要管。苑广阔（2016）指出建管要并举，建是前提条件，管是必要条件，管理不当反而是资源的浪费；郭星（2016）也指出只有解决好管理问题才能真正使群众受益。 （三）依政策的研究

研究公共场所母婴室的配设，不可避免会涉及政策配套建设，一些学者从该角度出发进行研究。许筱靖（2016）在研究中明确了公共政策对母婴室提供的引导作用；樊树林（2017）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