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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院学部的定位与调整
作者：薛攀皋
来源：《科学文化评论》2015年第03期
摘要 1955-1990年间，中国科学院学部有过几次不同的定位。作为全程亲历者，作者回顾了不同时期生物学部实际所做工作，所面临的困难以及学部调整定位的原因。文章认为，管理好科研机构的关键，不在于管理者是内行、外行还是管理专家，而在于尊重科学自身发展的规律，尊重知识，尊重知识分子，给科研机构和科研人员放权，让他们自由、自主地开展工作。 关键词 中国科学院 学部 内行 外行 科研管理
从1951年大学毕业至1991年退休，我在中国科学院（以下简称科学院）院部工作了40年，其中，大部分时间又是在学部工作。可以说，我亲历了中国科学院学部从筹备、成立到被非法撤销，从重建到基本找准自身位置的跌宕起伏的过程，对其中的酸甜苦辣有所体会。退休之后，我写了一些有关中国科学院历史和中国现代生物学史的文章，对于该如何管理科研机构和科学工作又有了一些新的思考。 一 建立学部与学术领导（1955-1957）
从福州大学生物系毕业并经过近两个月的集训，1951年9月，我被分配到科学院办公厅调查研究室生物学地学组工作。2个月后，即随同竺可桢副院长去南京和上海，给“中国科学院院部组织机构调整改组座谈会”做纪录并整理会议纪要。此前已在北京召开过两次这样的座谈会。举行这类会议，目的是探讨如何加强科学院对全国科学研究工作的组织和领导。与会代表普遍认为，应设立一个超脱于各部委的“全国科学工作计划（指导）委员会”，承担起组织领导全国科学研究工作的任务。此纪要被科学院院部档案处保留至今，但成立该委员会的事却没有下文。
后来我才知道，早在科学院筹建阶段，就有人提出成立由有关部门领导、专家、科研管理专家组成的“科学工作委员会”。但是有关领导以知识分子事权不宜过大为由，予以否定。中国科学院成立后，又提出成立“各种学科专门委员会”。到快定案时，为免引起人事麻烦，各种学科专门委员会制度被改成各种学科专门委员聘任制度，每位专门委员只以个人身份起顾问作用，没有任何组织形式和组织行为。“全国科学工作计划（指导）委员会”的动作，比前两次更大了，难得通过自在情理之中。
但在一个强调计划的国度，如何组织领导全国的科学工作确实是一个问题。1953年2月至5月，科学院组织了以钱三强为团长、张稼夫为书记的代表团赴苏联访问，就这个问题向“老大哥”问计。在学习和消化了苏联共产党领导科学工作的经验之后，当年11月，科学院党组向中央提交报告，建议参照苏联经验、结合中国情况在科学院成立学术秘书处，成为院务会议在学术领导方面的有力助手，原来的计划局改为学术秘书处下的办事机构；院对各研究所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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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部领导；改进研究所的领导，各所设立学术委员会。1954年3月，中央批准了科学院的这个报告。1954年6月，科学院成立学术秘书处。1955年6月，经多轮遴选，全国各领域专家233人被选聘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组成科学院四个学部——物理学数学化学部、生物学地学部、技术科学部和哲学社会科学部。学术秘书处于1956年7月撤销，而学部持续至今。 我先被分到生物学地学部，1957年5月生物学地学部一分为二后，我又被分到生物学部工作。据我所知，刚成立的这两年，学部主要做了如下工作： 1.组织制订国家十二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
这是科学院院长顾问柯夫达建议的，先由科学院学术秘书处和三个自然科学方面的学部组织科学院各研究所的360位专家制订科学院1953-1967年远景计划，再由专门为此成立的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组织全国600多位科学家来编制全国的规划。这方面的文章很多，我也发表过，就不多说了。
2.召开青岛遗传学座谈会。
1956年8月，在中宣部的领导下，科学院和高等教育部联合组织五六十位专家，在青岛召开了一个贯彻“百家争鸣”方针的会。此会给摩尔根派平了反，对于遗传学在中国的发展有重要意义。宋振能对会议做了详细记录，后来李佩珊等将其整理成书公开出版。关于这个会议，也有很多的回忆和研究，我也不多说了。
3.评定“一九五六年度中国科学院科学奖金（自然科学部分）”。
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第一次颁发面向全国的科学奖金，还是很认真严肃的。各单位把科研成果报上来后，第一步是同行评议。先由我们学部办公室挑选专家。学部领导审核确定候选人后，再把候选人的申请书和评议表等寄给有关专家。第二步是学部的学科组复审，拿出一个给不给奖、给几等奖的意见。第三步，报到学部常委会，由常委会再审，并投票确定具体给某些工作什么奖。最后，将拟授奖名单报至院一级的科学奖金委员会，由他们核定。 评完奖后，钱学森、华罗庚、吴文俊这三位一等奖的获得者接受记者采访，在报纸上发表了感言。生物学方面只有三个奖项。钟补球的“马先蒿属的一个新系统”获得二等奖。朱洗的“蓖麻蚕的研究与推广”和曾呈奎的“甘紫菜生活史的研究”获得三等奖。 4.增补学部委员。
1957年5月，科学院召开第二次学部大会，增补了钱学森、张香桐等21人为学部委员。我是生物组会议的记录人，我的记录本还能在第二次学部大会的档案中找到。在我的印象中，这次不选胡先辅为学部委员，还不是从他是否拥护党的角度来考虑的，而是有人认为胡先骕的学风不是很严谨。当然，所谓他有严重的历史问题，恐怕也是没有明言的重要因素。是的，1956年4月毛泽东在跟陆定一等人谈话时，说过胡先骕的学部委员“恐怕还是要给”。至于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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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7年的学部委员增选中为什么没执行毛泽东的指示，很可能是因为大家不知道。生物组讨论时，根本没人提过毛泽东的这句话。那个年代实行的是愚民政策，不讲事情真相，不鼓励独立思考，一味要求人们当驯服工具。在传达有关消息时，不管是否涉及党和国家的秘密，都是等级森严。就连学雷锋的指示也是分好几批传达的，先党员，后团员，最后才是群众，中间还保密了好一段时间。所以，学部委员不知道毛一年前在党内高层的谈话，并不稀奇。 5.审议科学院各研究所的计划。
这是学部委员最经常的工作。而这个工作，既让被审议者不满，也让作为审议人的学部委员们不满。有很多学部委员不在科学院工作，对科学院的情况不太熟悉，他们把科学院看得很高，对各研究所的要求也高，希望后者做更深入的理论工作，不要做产业部门研究机构能做的工作，相关意见有很多是从这个角度提的。譬如，审查微生物所的计划时，小组会否定了他们提出的光学仪器长霉研究等多个题目。经学部常委会讨论通过，学部将此意见转给了微生物所。结果，微生物所副所长方心芳火冒三丈，在1957年第二次学部大会上放了一炮，说生物学部官僚主义，连这么重要的工作都给否定了！何为学术领导？这可以作为一个专题来研究。把它理解成学术裁判，显然是不合适的。术业有专攻，某个具体的科研选题是否重要，不但外行难以置喙，就连小同行，也常有不同意见，很难根据一两段简单的文字介绍，即做出准确的、让人心服的裁决。事实上，学部委员们也不愿意做这种事。医学领域有好几个学部委员，我经常去他们家里参加相关会议。林巧稚说：“我是妇产科大夫，所谓学术领导是不是要我林巧稚一个人去领导全国的妇科？”张孝骞和吴英恺也是这种观点，也觉得自己没能力领导全国某领域的工作，耽误本人的业务对他人指手画脚过于费力不讨好。问题的关键还在于，1954年以后，科学院的职能发生了改变，只管本院的几十个研究所；而科学院学部依然是全国的学部，学部委员来自全国各个单位，要领导全国的学术。领导全国的工作当然很困难，很让人头疼；经常被召来讨论科学院内部的事务，也让院外的学部委员有意见。 6.各种行政事务。
这是我们学部办事人员的经常工作。原定的所谓学部只管学术，指的可能是学部委员意义上的学部，作为学部的办事机构，我们还是有不少行政事务要处理。而且，这方面的事务越来越多——后来各机构都以不懂学术问题为由，把棘手的事情往我们这里推。院部有多少个机关，我们就得面对多少个。制定第二个五年计划时，就连北京的各个单位需要多少煤气，也要我们来提。而且上面催得很急，今天布置下来明天就要。同样的任务，作为院部，总该有一个统一的渠道管吧。可它却是由吴有训副院长和计划局这两个渠道布置下来的。当时生物学部办公室就我一个人在京。我做归做，心头却很是不满。我对计划局基建处的人说：“这个事情是你们做还是我做更接近实际？你等一个小时，我就可以给你，但那等于是废纸。”稍后，我给吴有训写了一封信，说：“这个事情照理不该我们管，既然任务下达了非做不可，我们也就做了。但实话实说，一立方米的煤气可以做多少事，我们不懂。”计划局的来人听了不高兴，回去后向局长谷羽汇报。谷羽又向党组书记张劲夫汇报。张劲夫就在随后的某次会议上点名批评我，说生物学部的薛攀皋不配合。过了几天，吴有训给我回了一封信：“我官僚，不应该把这个事情布置给学部，你说得有道理。”对同一种意见，张劲夫和吴有训的态度完全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