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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曹操对儒家思想的矛盾心理

作者：洪卫中

来源：《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4年第04期

摘要：儒家思想不仅使曹操深受其影响，也使他认识到在治国理民中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故而在汉末乱世政治决策中他对儒家思想便无法弃之，这主要表现在择用人才、改变风俗、推行教化、发展文化等方面他都以儒家思想为准则来治国理政。然而汉末乱世不但政治秩序崩溃，思想意识也渐入混乱，因此曹操在拨乱反正再造统一中对儒家思想又不得不因时因事有所叛逆。这样，在创建霸业过程中曹操对儒家思想也就呈现出既有本着敬畏之心的遵从和利用，也有因时施政理念下的叛逆和反抗，从而对儒家思想表现出一种矛盾心理。 关键词：曹操；儒家思想；矛盾心理

作者简介：洪卫中，许昌学院魏晋文化研究所副教授，历史学博士（河南 许昌 461000） 曹操以阉宦之后崛起于汉末，御名士，挟天子，征服群雄，称霸北方，成为汉末三国之际一个伟大的军事家和政治家。他一生多以法治国、以法治军，也多以法御下，故而后来史家评他是：“揽申、商之法术，该韩白之奇策”①。学者论及他时也多冠之以好刑罚之名，如傅玄曰：“魏武好法术，天下贵刑名”②。刘勰也说：“魏之初霸，术兼名法”③。然而事实上曹操的思想是多层次的，他所采取的治国措施也不是单一的法家之治。法家思想文化固然使他认识到了乱世用重典的必要性，使他在此后所主导的政治生涯里于拨乱反正中多以刑罚为主要统治手段，但儒家文化思想同样以独有的治国教化功能使他认识到儒家思想在治国理民中有着无可替代的作用，这使曹操在乱世施治中对之既无法完全依赖又不能完全舍弃。故而在创建霸业过程中，他对儒家文化思想也就不得不既有敬畏下的遵从和利用，又有因时施政下的某种叛逆和反抗，从而客观上对儒家文化思想形成了一种矛盾现象。笔者下面即对此作一论析。 一、曹操对儒家文化思想的接受

史载曹操“少机警，有权数，而任侠放荡，不治行业”，又云其“少好飞鹰走狗，游荡无度”④，陈琳在为袁绍所作檄文中更骂他是“赘阉遗丑，本无令德，僄狡锋侠，好乱乐祸”⑤。这些无疑让人感到曹操是一个不学无术又放荡无节制、唯恐天下不乱者。然而事实是否真的这样？史书又载：曹操“年二十，举孝廉为郎”⑥，为议郎之初即上书陈说“陈（蕃）（窦）武等正直而见陷害，奸邪盈朝，善人壅塞”之事及“说三公所举奏专回避贵戚之意”⑦，可见曹操二十岁前不仅已身具孝亲礼让、清正廉洁的德行，出仕后亦显示出正身立朝、不畏权贵、嫉恶如仇、力匡朝政的优良品格。也因此，即使曹操其时还很没名气，名士桥玄从他的言行中便认为他将是汉末大乱“安生民”⑧的“命世之才”，并“以妻子为托”⑨，而逸士王儁也认为他有“治世之具”⑩，其他名士如李瓒、何顒等也都推许他是汉末乱世中安天下的英雄。11如果说曹操是一个放荡奸诈、唯恐天下不乱者，这些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的汉末名士又怎么会赞赏他、推许他？如蔡邕等又怎么愿意和他交往，甚而桥玄还引导他“交许子将”取名于时？由此不难看出，所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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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操少年时“飞鹰走狗，游荡无度”、“本无令德，僄狡锋侠，好乱乐祸”等某种角度上不过是一种歪曲之语。12正如田余庆先生所说：“曹操是一个有本事的人，他奋斗了三十多年，不论斗智斗力，吃过他的亏的人非常多。他占据的地盘是正朔所在的中原，名分上又高人一等，别人斗他不过，只有用辱骂来壮胆泄愤。最通常的是骂他奸诈、骂他残酷。后代的历史家，也就用这些材料来否定他。”13

而且由曹操年轻时就已“博览群书”、“明古学”14以及起兵之后仍然“手不舍书，昼则讲武策，夜则思经传”15等也可看出，曹操不但早期接受了较为系统的儒家文化学习，16成年后更没少花时间和精力来钻研儒家文化思想，可以说终其一生曹操都没有离开过对儒家文化的学习和研究。毕竟儒家思想在两汉一直居统治思想，儒学为官方之学，加上统治阶级长期以来的大力推广和施行，使它上对帝王将相，下对一般士人乃至整个社会的群体意识都有极重要的深远影响。而人是社会的产物，也是传统文化的产物，生长于一定社会环境之下的任何人无不会在思想上被深深地烙下这个时代主流思想意识的痕迹。在两汉普兴儒学、崇尚儒学，以儒学为进身之本、以儒家思想为衡量事物准则的社会环境下，曹操无法不学习儒学，也不能不以儒家思想为价值观和人生观的某种依据。也因此，曹操不仅在年轻时显示出为名士所钦佩的某些儒士品质，在以后的政治生涯里也多显露出其价值观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仅就他所颁发的令文而言，其中就有多处引用了儒家经典，如表1所示。

可以说汉末以荀彧为代表的一大批儒学名士最后择曹操而辅，除了因曹操有雄才大略之外，很大程度上也正是看到了曹操秉持有以儒家思想为主导的治世思想。 二、曹操对儒家文化思想的敬畏

汉末，由于儒家文化思想在社会上仍然发挥着很大的意识作用，而自身又深受儒家思想影响，所以曹操对儒家文化思想始终都存有一份深刻敬畏。这种敬畏既表现为他一方面继续沿用儒家思想为执政思想，另一方面依据现实统治需要实行某些与儒家思想相冲突的措施时又表现出对儒家思想的一种妥协。

就前者来说，曹操的许多举措都体现了这点。譬如用人方面，他就颇为重视有儒学素养才德兼备者。如任用蒋济为丞相西曹属、任用邴原为五官长令史、以崔琰为东曹掾、以徐宣为左护军留统寿春等，在曹操统治集团里，很大一部分官吏即使不是儒学之士，也有着儒学背景。在对待这些儒士的态度上曹操也是尊之重之。如邢颙曾“以故将丧弃官”，“有司举正”，欲按法治罪，曹操却以“颙笃于旧君，有一致之节”17免除对他的刑罚处置。再如用毕谌为兖州别驾后，毕谌却在张邈叛乱时投降张邈。尽管曹操因此很愤怒，可当再次俘获毕谌，“众为谌懼”，以为他要杀掉毕谌时，他却以“夫人孝于其亲者，岂不忠于君乎！吾所求也”18。不但免毕谌一死，还以之为鲁相。不论是辟用邢颙恕其擅离职守之过，还是任用毕谌原其背叛之罪，一向以严格执行法令著称的曹操却在儒家忠孝面前宽贷枉法。

在改变风俗和推行文化教育方面，曹操同样以儒家思想为主导。针对汉末以来社会风气衰败现象，他颁布和推广《礼让令》，以为“斯合经之要矣”19，并在频繁的战争中积极兴学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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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令“郡国各修文学，县满五百户置校官，选其乡之俊造而教学之，庶几先王之道不废，而有以益于天下”20。这些行为不但使儒家思想得以延续和播扬，也极大地影响了曹魏大臣及其继位者，至于魏文帝、明帝乃至高贵乡公曹髦皆能在很大程度上实施措施振兴儒教，而大臣如刘馥、杨俊等也都能在任职一方时兴修学校，传播儒学。不仅如此，在家庭教育上曹操重视的也是儒学教育，要求子孙勤读儒家学说，并请精笃儒业者如邢顒、崔琰、邴原等来辅导他们，以此故，曹丕“少诵《诗》、《论》，及长而备历五经、四部、《史》、《汉》”21，而曹植等也都深受儒学熏陶和影响。可见在曹操的思想里，不论是用人还是处事始终都深受着儒术治国理念的影响，在他的价值观、世界观里始终都有着儒家文化思想这杆标尺。

就后者而言，当曹操因时因事实施一些偏离儒家思想举措时，内心便总显露出较大程度的担心和害怕。譬如建安十年（205）平定袁绍后他即下令曰：“夫治世御众，建立辅弼，诫在面从，《诗》称?听用我谋，庶无大悔?，斯实君臣恳恳之求也。吾充重任，每懼失中，频年已来，不闻嘉谋，岂吾开延不勤之咎邪？自今以后，诸掾属治中、别驾，常以月旦各言其失，吾将览焉。”22

令文中曹操言其“每懼失中”，到底失的是什么“中”？这其实是曹操来自内心对儒学接受而有的担忧。所谓过犹不及，儒家向来主张和重视以仁德治国，崇尚和倡导教化。在汉末刑罚松弛、社会失序的情况下，曹操以严刑峻法纠正时弊固为切合时政手段，但任何事都存在物极必反的现象，因此曹操也就不免担心自己诸多法治措施超出社会承受度，引起社会群体意识的反感和抵触。毕竟汉末社会群体意识依然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而他的“诸掾属治中、别驾”也多是濡染儒学思想较深的士人，所以曹操引《诗》让他们“常以月旦各言其失”，就是让他们从儒家思想施治角度来评议他的法治得失，为他适时提供施政建议，从而保证他政治上的举措不至于偏离群体意识太远而失去人心。可见在统治中曹操尽管因时采取了强硬的法治行为，可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的他在日常政务和决策中又不能不去考虑儒家思想因素，至于在政治上不时表现出一种“每懼失中”的忧惧和担心。

特别是当统一北方大局趋于基本稳定的情况下，面对人们议论他“有不遜之志”23时，建安十五年（210）十二月他颁发了《让县自明本志令》，于其中他自剖心迹，以齐桓、晋文和周公自譬，强调了自己没有篡汉之心只有忠汉之举、自己将永远忠汉等，这让人看到了曹操从心理上无法真正走出儒家“君君臣臣”那一套理念的约束和限制：不仅担忧自身偏离儒家思想，也非常畏惧他人视其言行有偏离儒家思想的表现。不仅如此，在对待一些名士拒绝与他合作的态度上，曹操往往也多从儒家思想角度考虑表现出妥协和退让。祢衡为汉末名士，被孔融所举荐，曹操欲用之。但祢衡恃才多“骂辱曹操”，这使曹操非常愤怒，很想因此杀掉他，但又正如曹操所说：“祢衡竖子，孤杀之，犹雀鼠耳；顾此人素有虚名，远近将谓孤不能容之。”24因此曹操将他送与刘表。而刘表怒衡贬己，又将祢衡送与黄祖。“后衡众辱祖，祖杀之。”对祢衡之死，胡三省评曰：“操怒衡而送与表，犹以表为宽和爱士，……表怒衡而送与祖，知祖性急，必不能容衡，是直欲填之死地耳。二人皆挟数用术，表则浅矣。”25所谓“挟数用术”只是胡三省的看法。祢衡是人才，曹操欲用祢衡却不为所用，而祢衡寓居荆州，加上刘表在荆州大兴儒学，“宽和爱士”，因而曹操将祢衡送回与刘表，本是情理之中事，无需多猜疑，至于后来刘表送祢衡与黄祖也非曹操所能料，因此说曹操“挟数用术”杀祢衡并没有充分确切理由。儒家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