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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发布更新时间 : 2024/11/7 11:02:47星期一 下面是文章的全部内容请认真阅读。

用辩证的眼光重新认识甲午中日战争——读《辩证看甲午》有感

摘 要

甲午中日战争爆发于1894-1895年,战争的结束以清政府被迫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结束,这是中国近代史上的耻辱。就当时综合国力来看,无论是经济实力还是军事实力,清政府都远远超过了日本,而由于当时腐败的政治体制,终究以战败而结束,让中国民族逐渐走向深渊。一如《辩证看甲午》的叙述方式一样,本文将转换视角,另辟蹊径,打破历史从头说直起的常规,以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分别对北洋海军、李鸿章、日本发动甲午中日战争的必然性进行分析,用辩证的眼光重新认识甲午中日战争。

关键词:甲午中日战争,辩证唯物主义北洋海军,李鸿章,必然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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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辩证的眼光重新认识甲午中日战争——读《辩证看甲午》有感

一、从正面与负面的辩证关系来说明北洋海军的崛起和覆灭的命运 北洋海军曾经是一个十分敏感的历史问题,因为它是中国近代洋务运动的产物,而洋务运动曾经被评判为一无是处,当然北洋海军也在否定之列。但如果用科学历史主义的观点与方法予以审视,在用辩证法进行评析,就不难发现,北洋海军既有值得肯定的一面,当然也存在诸多负面的因素。

以往有论者认为,清朝创建近代化海军——北洋海军,目的是为了镇压国内人民的反抗斗争,以维护摇摇欲坠的封建统治。理由很简单,北洋海军的创建乃清朝统治者所为,而封建统治者的所作所为,只能是为其本阶级的利益。《辩证看甲午》一书用了科学的历史观与方法论,重新审视北洋海军创办的历史价值,认为“镇压说”有哇众取宠之心,无实事求是之意,应该予以纠正,还历史的本来面目。

第一、避免了片面性,从正反两面解读北洋海军。《辩证论甲午》打破以往以成败论英雄的历史观,在北洋海军崛起中看到它注定失败的命运,在它全军覆灭的结局中看到了它反侵略的意义。作者在批判了北洋海军的对内“镇压论”的片面性后,指出北洋海军的存在,在相当长的时间内遏制了日本军国主义者侵略中国的野心,延缓了战争的爆发。尤其是中国购进重量级的“定远”、“镇远”铁甲舰,拉大了北洋海军与日本海军的差距,使之“畏‘定’、‘镇’二船甚于虎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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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因如此,日本不得不把屡屡伸向朝鲜的侵略的魔爪缩回去。所以只单单看到北

洋海军的失败,而忽视它对打乱日本侵略中国时间表的作用,是不科学的。

第二、避免单纯的物质性,从意识形态层面解读北洋海军。近代海军是由钢铁造成的,科学技术是其劈波斩浪的动力,而意识形态才是它的灵魂。《辩证看甲午》一书不仅提出北洋海军覆灭的原因有:反动落后封建政治体制的制约、近代化海军的军事体制不完和没有确立近代海军先进的战略战术思想,更从物质的表象深入到了意识形态的内里,找出了中国与日本在思想上的差距:中国虽然有漫长的海岸线,但是以农业为基础,以仁义为价值取向,海洋意识淡薄,大陆意识浓厚;而日本虽是蕞尔岛国,但海洋意识浓厚,尤其是明治维新后,日本走上了资本主义道路,提出开拓国威于万里波涛,夺取制海权成为它称霸亚洲争霸世界的思想。在甲午战争中,虽然日本舰队不如中国海军阵容强大,但日本不论战争计划的制定,还是甲午海战的拼杀,无不以夺取黄海和渤海的制海权作为赢的胜利的先机;而北洋海军始终奉行守口主义的消极防御战略方针,缺乏夺取制海权的海洋意识,拱手把制海权让给了日本,从“守疆保和”到“避战保船”,结果处处被动挨打,最后船也保不住了,疆也保不成了,最终覆灭在威海卫港内。

二、从内因和外因的辩证关系论证日本发动甲午战争的必然性

关于甲午战争是偶然发生的,还是必然发生的?是研究甲午战争的出发点,也是中日史学界长期争论的焦点。日本史学界有人在散布“偶然论”,他们说“日清战争”是由于偶然因素而爆发的非计划、非预谋的战争;日本政府出于内政原因,或者说是偶然的阴差阳错,才不得不开始了并不希望发生的战争。,如此云云。把战争狂人打扮成身不由己无可奈何的样子,其要害是以历史的表面现象和枝节问题,掩盖历史的真相和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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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辩证看甲午》指出,凡存在偶然性的地方,其背后总是隐藏着必然性,必然性代表着事物发展的总趋势。16世纪末起,日本的侵华扩张思潮已现端倪,中国“威胁”论(按:林子平说:“??熟悉之下,后世唐山、鞑靼之地必起侵略日本之事,不宜怠慢”等)、中国落后论、中国野蛮论,对日本民族的心态和思维取向都产生了或大或小的潜移默化的作用,为后来的战争奠定了思想基础。到了明治维新后,其侵略扩张的野心有增无减,变本加厉。由于国内经济需要发展,而国内政局不稳定,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的凸显,1893年7月7日,日驻华盛顿公使甚至对美副国务卿直截了当地说:“就必须将日本人民的视线从对国内局势不满转移开的观点来看,对中国开展也是值得欢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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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7年2月,日本参谋本部第一局局长小川3又次大佐甚至制定了一份《清国征讨方

案》,而这个日本军国主义者所精心谋划的征清方案,“绝不仅仅是凭空描绘的作战构想,在以后,它被具体化并应用于日清战争的实践之中”。3种种的历史事实证明,日本疯狂发动侵略朝鲜和中国的不义战争,是日本长期推行“大陆政策”的结果。

如《辩证看甲午》所指出的,以往论者探索日本侵略中国和朝鲜,多侧重其明治维新后开拓海外市场掠夺海外资源方面,这固然是应由之义,但对其建立“大日本帝国”为主体思想的民族利己主义却不多甚至曲于掩饰。而恰恰是,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只不过是侵略扩张与殖民掠夺行为的客观意识,最主要的因素在于人的思想意识,在于战争狂人道德理性的沦丧。余以为日本侵略中国和朝鲜的罪魁祸首固然是军国主义统治集团,但日本国民长期在军国主义御用思想家炮制的“皇国史观”和“侵略史观”的浸染下,其人性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扭曲,甚至将狭隘的民族主义或民族利己主义混为一谈,以至于为军国主义者充当对外侵略的炮灰。对于中国关系的不幸,不仅中国人民要弄清,日本人民也需彻底反省。

三、从功劳与过错的辩证关系来评价李鸿章

北洋海军,在甲午战争中起着主角的作用,而李鸿章在北洋海军的创建过程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所以要谈北洋海军,就不得不提及李鸿章。无论是初中或是高中的教科书上,对与甲午战争的失败,都推到是李鸿章的责任。但是,历史的发生不存在英雄主义,不会仅仅以为李鸿章一个人的决定而决定历史。对于李鸿章,必须从功劳与过错两方面来评价。

作为晚晴朝廷重臣,他的思想与行为不得不代表地主阶级及封建王朝的利益。为了维护摇摇欲坠的封建统治,他唯朝廷之命是从,组织地主武装,镇压太平天国等农民革命运动。在甲午战争中,开始是同以慈禧太后为首的主和派为伍,幻想沙俄出兵干涉,以遏制日本的扩张侵略。所以,一开始就失去了积极反击侵略的主动权。而黄海大战后,北洋舰队收威海基地,李鸿章继续实行“保船避战”战略,严令丁汝昌“缘岸击贼”,“有警时??应率船出傍台炮线内合击,不得出大洋浪战”。4在日军登陆荣成龙须岛,准备水路夹攻北洋舰队时,他更“流于畏怯,既无大臣任事之勇,又无相机决战之谋,唯复以不许出战,不得轻离威海一步,并有如违令出战,虽胜亦罪之语”。5在李鸿章的“避战保船”的消极防御的战略思想的制约下,战争的结局不言而喻。如此等等,李鸿章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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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辞其咎。

然而,他对曾扬我国之威的北洋海军的创建做过有益的事情,这当然应予以肯定。李鸿章的具有较为鲜明、强烈的海防观念,对日本当局的动向有了清醒的认识,认为日本才是中国最大的祸患,屡屡提出加强海防的倡议,但未能引起清廷高度重视。后来经过“中法战争”的马江海战中国水师受挫,使清朝统治者受到莫大刺激。在由此而掀起的两次“海防议”中,李鸿章都提出了“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下的对应之策,强调加强海防建设、兴建近代化海军之重要,并提出具体实施的方略,所以,清廷能够将大兴北洋水师之重任委予李鸿章。在创建北洋海军中,李鸿章大力兴办教育,亲自筹划创立6处水师学堂,并积极为之运作和严格把关。同时,还向英、法派遣留学生,培养了一大批优秀人才。李鸿章还亲自筹划、领导施工建成大沽、旅顺与威海3处北洋海军基地。尽管李鸿章主持下的北洋海军基地的营建尚存在某些不足,如忽视了后路防御体系的周密谋划与建设,在威海保卫战中,费九牛二虎之力建成的海防设施又未能充分发挥其应有作用,但就营建者的初衷及当时中国的国情而论,能够建成那样的规模的海军基地,实属难能可贵。而李鸿章对此起到了不可低估的积极作用。对于购买铁甲,沈葆桢曾劝导“铁甲舰非无可破之炮,然较之木壳铁皮者,难易迥殊。且船有隔断,纵受伤不至沉没,尚可以战,且我船上所用之阿摩士庄、克罗卜炮,彼能及我,我亦能及彼。若仅恃炮台、水雷、蚊子船等,事非不足以守口。??我公系天下安危,必有以通盘筹划者,非敢斗筲之识有当高深,然不敢不竭其愚以采择。”6李鸿章却以种种的理由予以推辞。后来通过各个方面的认识,最终还是购置了17艘铁甲舰,而铁甲舰对于北洋海军,对与甲午战争的作用不言而喻。李鸿章对海防事业情有独钟,他专司北洋海军其事,能够不遗余力,忠于职守,任何是都亲自筹划、事事过问,而起更不顾以逾花甲之年,飘洋过海,多次亲自巡阅北洋海防设施与海军舰队。池仲祐在其编撰的《海军大事记·光绪四年》中说:“直督李鸿章、江督沈葆桢、督办北洋、南洋海军,不遗余力。”言者不仅是当时人,而且更是北洋海军中人,所谈都是耳闻目睹、亲身经历,因而,他对李鸿章在创建北洋海军中的评价,也就不会是溢美之辞。

对于李鸿章的是非功过,无需、也无法给予量化评定,我们能做的是将其置于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结合活生生的历史事实,予以实事求是地科学评价也就可以了。断不能断章取义,以其中一些功或者过,而过于偏激地评价他。

通过《辩证看甲午》一书,我对于甲午战争的认识又更进一步,对于甲午战争战败的原因有了更详细、更全面的了解。然而,让我感触最深的是:对于历史的研究,必须用辩证的观点,全面的、深刻的、毫无片面性弊端的分析历史事件,这样才能还历史一个真相,才能更准确地认识历史,从而在历史中更好地吸取经验教训,为今后提供参考,促进社会与人类文明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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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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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史学会主编《中日战争》(1),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6月版,第16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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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保桥洁《日清战争外交史》。

以上关于日本参谋本部拟定方案,参见(日)中塚明《日清战争前的日本对清战争准备》,载戚俊杰、刘玉明主编《北洋海军研究》,天津古籍出版社,1999年11月版。 4

《中日战争》(4),第302页。 5

《时事新编》初级,《论丁军门掣肘愤恨事》。

6

林庆元、罗肇前编著《沈葆桢》,福建教育出版社,1992年5月版,第18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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