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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失去汉学中心的焦虑(一)

一、伯希和的“宣判”

1933年4月15日，被胡适奉为“西洋治中国学泰斗，成绩最大，影响最广”的法国汉学家伯希和离开北京时，对前来送行的中国近百年来横绝一世的当代史学钜子陈垣、胡适等人说：“中国近代之世界学者，惟王国维及陈先生两人。不幸国维死矣，鲁殿灵光，长受士人之爱护者，独吾陈君也。在平四月，遍见故国遗老及当代胜流，而少所许可，乃心悦诚服，矢志不移，必以执事（这里执事指陈垣）为首屈一指。”?此话在当时新文化运动中“暴得大名”的胡适当面听来个中滋味可想而知，其内心的汉学之焦虑必日益紧迫。

法国大汉学家伯希和于1932年底到达北平，直到翌年4月离开，几个月中可谓震动华夏学术界，北平的学者名流更是欢呼雀跃，不亦乐乎。另据梁宗岱回忆：“三十年代初北平一次热闹的宴会上，聚当时旧都名流学者于一堂，济济跄跄，为的欢迎著名汉学家，东方学家法国伯希和教授。除伯希和外，参加者还有其他欧美人士，因此交谈语言有中法英三种，我躬逢其盛，担任义务口译。席上有人问伯希和：当今中国历史学界，你以为谁是最高的权威？伯希和不假思索地回答：我以为应推陈垣先生。我照话直译。频频举杯，满面春风的胡适把脸一沉，不言不笑，与刚才判若两人。一个同席的朋友对我说：胡适生气了，伯希和的话相当肯定，你也译得够直截了当的，胡适如何受得了，说不定他会迁怒于你呢。这位朋友确有见地，他的话应验了。我和胡适

从此相互间意见越来越多。”?的确，作为20世纪上半叶国际汉学界一言九鼎的领袖人物伯希和的意见实在是深深地刺激了胡适的自尊心。 众所周知胡适一生有三大志愿：一是提倡新文学，二是提倡思想改革，三是提倡整理国故。而第三个志愿正是胡适的弱项，但也要感谢胡适，正是他的提倡使得国学研究在20世纪初至30年代成为中国十分时髦的学问。人们不禁要问既然国学是胡适的弱项，为何他要大力提倡呢？其实中间有一段隐情。中山大学教授桑兵先生一语道破：“作为整理国故的倡导者，胡适治学的具体成就一直未得到学术界的公认。鲁迅和郭沫若都曾间接地批评鼓吹者其实不配整理国故，不约而同地将真正国学研究的桂冠戴在王国维的头上，称赞其方法的地道和优秀。所批评的对象不一定包括胡适，但褒奖也没有胡适的份儿。王国维在世时胡适也许还服气，待到他坐上中国学术界领袖的位置，恐怕就不那么自在了。学术领袖不以学术成名，毕竟令人感到尴尬。”?另外，胡适写的白话新诗也给严肃的学术界以口实。为此，胡适当然也欲在他的第三大志愿上有所作为。但殊不知被国际汉学界扮演学术警察的伯希和视而不见，而且根本不承认胡适是代表中国学术与世界潮流勾通的当然人选。这才有后来胡适下苦功夫于《水经注》公案一书，欲以在国学上打一翻身仗。结果用了近二十年时间于“《水经注》案”的研究却落得个“建树实在不足称道”（《水经注》专家陈桥驿语）。?桑兵也认为：意在争胜的胡适重审《水经注》公案，对《水经注》研究固然无所裨益，对于公案的审理也可以说是事倍功半。?写到这里，笔者不禁不胜

唏嘘，伯希和的“宣判”竟在胡适这等人物的内心激起如此大的波涛，可见伯希和的国学水平或汉学水平真在这一帮北平的国学大师之上也。据有关历史学家认为，伯希和的学术视野，国学功夫及研究范围甚至超过王国维、陈垣，更不容说超过陈寅恪、傅斯年等人了。 二、伯希和其人

研究海外汉学的人都知道，巴黎曾是国际汉学的首都，直到20世纪后半叶这个“首都”才迁往美国。历史或许真的很奇妙，似乎真有某种天意，大汉学家在20世纪前半叶纷纷诞生于欧洲，尤其是法国。汉学在法国甚至成了本国学术的一部分。1919年1月，法国总统在商业地理协会印度支那部演说时曾说：“法国研究中国，已自从来之散漫状态中成为一般学术上之正统，而认为一科；是故研究中国者，正所以为法国之学术。”

伯希和（PaulPelliot,1878-1945）是法国20世纪上半叶最具影响力的汉学家。他是欧洲汉学泰斗法国大汉学家沙畹的四大弟子之一，其他三人为马伯乐、葛兰言、戴密微。伯希和主要是一位文献学家，对汉籍目录的校勘当属中外学者中的佼佼者。难怪当时有学者认为：“伯希和对纯粹中国材料认识之多，在北平学界也大可惊人，旧的新的无所不知。”1939年他还被聘为中国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研究员。 伯希和真正成名是与他的敦煌学研究紧紧相连的。但一提到敦煌，就难免勾起我们的国学或汉学之痛。余秋雨在其真正成名之作，即那本风行神州的畅销书《文化苦旅》中，开篇便为我们展示了敦煌遭劫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