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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洋:中国民主化的困境

发布时间:2013-11-22 16:02 作者:姚洋

多数中国人,甚至包括国家最高领导人,都对民主持肯定的态度。然而,在过去数十年间,中国的民主化进程似乎并未取得任何进展。其实,就社会结构而言,相比其他发展中国家,中国有更好的民主化基础。在多数发展中国家,社会不平等和族群分化通常是成功实现民主政体的最大障碍,而中国则是少有的经历了现代社会革命的发展中国家。和经历了类似革命的欧洲国家一样,中国的社会革命打破了由精英阶级所控制的旧社会结构,由此而来的平等的社会结构构成了一个开放社会的基石。

但是,一个有效的民主政体──即除民主选举之外,还有政府在宪政框架之下的可问责性(accountability)以及对民众需求的回应──是需要时间才能建成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前三十年在很多方面走了弯路,后三十年又经历了一条复杂的发展道路。无论是出于有意或无意,在过去的三十年里,中共以经济增长为核心的政策──或称“增长共识”──起到了转移公众对民主化需求的作用。通过保持经济增长并辅以公民自由的扩大,这项政策基本取得了成功,大多数中国人都对共产党的领导表示满意。与此同时,中共逐步完善了对自身的制度化改革,包括党内决策过程的制度化、权力交接的不成文规则、党员数量的扩大以及党内民主等。最重要的是,中共已经由一个无产阶

级政党转变为一个不具有明确政治意识形态的政党。

多数沿海城市的人均收入都超过了6,000美元5。这种增长并不仅仅是字面上的,中国人的生活水平有了实质性的提高:人们开始住进更大的房子、购买私家车、穿时髦的衣服,甚至出国游玩。 虽然农村的收入增长不及城市,但农村的生活水平同样得到很大改善:几乎所有的村子都通了电,多数村子修建了连接主要干道的道路,大多数家庭拥有电视,年轻人都有手机,还有些人购买了摩托车。最重要的是,将近三亿农村人口摆脱了贫困。各种调查普遍表明,农村居民对生活的满意度(更时髦的说法是“幸福指数”)比城市居民更高。这不是因为他们的收入水平比城市人高,而是因为同城市人相比,他们感觉生活水平相较过去有更大的提高。

2008年中国的城乡收入差距是3.3倍6,为世界之最,但如果将城市和农村分开来看,收入分配其实是相当平均的。全国总体的收入基尼系数(the Gini Coefficient)是0.47,和美国相当;而将城市和农村分开计算时,基尼系数都是0.377。考虑到一个人感受到的不平等很大程度上只与其周遭环境有关,这种程度的不平等并不会引起大众对富人或政府的反对。这并不是说没有渴求变革的呼声,但多数不满都是针对腐败和富人非法获利的行为。和任何发展中国家一样,腐败在中国十分严重,但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区别在于,中国的腐败官员一直受到审查和严惩。虽然这些措施并不能根除腐败,但它至少能让民众对政府产生信心。

伴随着经济改革,社会保障在一段时间内被削弱了,但胡锦涛、温家宝政府启动的数个计划,正在重建社会保障体系。在城市,养老保险体系得到重建,覆盖率也在提高;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向超过二千万低收入居民提供了社会安全网;医保体系正在进行新一轮的改革,目标是走向全民医疗保险。在农村,新的养老保险也启动了。 收入增长和福利改善的结果是公民自由的增加。改革之前,国家通过所谓的“单位”控制着个人从出生到死亡的全部生活。改革可以说是国家退出社会的过程。如今,只要努力,每个人都有发挥自己最大潜能的机会;在大多数情况下,人们可以为自己做决定;赚钱不再被认为是罪过,同时政府也能尊重个人财产权。2003年胡锦涛、温家宝上任之后,政府甚至在最受争议的土地征用问题上作出了很大让步,2007年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让公民可以依法保护自己的财产,包括房地产。

此外,政府还出台了限制自己权力的法律、法规。1989年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给予普通公民起诉政府不正当行为的权力,而2007年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规定政府必须公开包括财政预算在内的非国家机密信息。虽然这些法律的实施远非完善,但它们的存在至少表明政府愿意将自己置于公众的监督之下;对政府官员也构成一种威慑,防止他们过多地滥用权力。这些法律颁布之后,普通公民的确成功利用它们向政府索取赔偿金、获取政府财政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