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发布更新时间 : 2024/12/23 20:43:20星期一 下面是文章的全部内容请认真阅读。
的解制仍处于大力的宣传阶段，美国各级政府已经越来越多的进行解制改革。
关于解制与错误。有关公共部门解制的观点普遍认为，如果解制模式是由政府自己选择的，那么就必须接受可能出现的一些错误。第二种观点是，有些政策制定的目的在于减少某些错误，但却允许其他错误的出现。
关于组织结构。在解制过程中，有关结构方面的意义不多，结构远不如用来控制公共组织及其成员的法规和程序那么重要。其原因可能在于传统的层级结构可以接受。解制模式的倡导者认为，官僚结构是可以接受的，在某些情况下甚至是可取的。其原因在于，解制将有助于废除内部人事控制的许多其他机制。其次，解制的部分原因是为了发挥管理者的创造能力。但解制模式并不强调集中化的控制结构，相反，它允许单个的组织制定并执行自己的目标。对于政策制定，解制模式认为，应该赋予官僚组织更强的决策角色。
关于管理。解制模式的管理含义包括两个截然不同的方面。一方面，解制模式的倡导者认为，传统的政府结构和管理管理形式并不像一些评论你家说的那么糟糕。另一方面，也即管制模式的另一个管理含义，与参与模式非常相似，解除管制促使更多基层员工参与决策和管理。
关于政策制定。解制模式有关政策制定的含义比其他方面的含义更为清晰，这个模式主要关心的便是作出决策与执行法律的程序。解制模式认为，应该赋予官僚组织更强的决策角色。其逻辑思路在于，既然这些组织是思想和专业知识的总汇之处，那么就应该允许他们拥有更多的决策权。但是并不意味着倡导者认为应该取消政治集团的政策制定权。
关于预算。解制型政府的一个重要方面是预算和公共资金的分配。解制模式就其本质来讲，是用其他的控制形式来代替法令规章式的控制。解制模式设想，公共利益可以通过一个更积极的、束缚较少的政府来实现。关于协调，解制同样会使协调难度加大。
关于公共利益。解制模式就其本身来说，是用其他的控制形式来代替法令规章式的控制，而后者通常是公共部门用来建立责任制的方法。解制模式设想，公共利益可以通过一个更积极、束缚较少的政府来实现。
关于政府与社会。解制模式设想，一个更积极活跃且有干预性的公共部门，能使公共利益得到更好的体现。这一模式也认为，对现代社会来说，集体行为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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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是解决问题的一种手段，而非问题本身的一部分。解制模式认为，社会面临的许多问题只有通过集体行动才能解决。
结论
背景的重要性。改革至少代表了当代两种关于政府和公共事务的重要的、相互矛盾的思考方式。市场已经成为了所有企图改革政府的人士的口号。英美语系国家会成为改革的中心：英美语系国家是提倡自由企业和市场制度的发源地。政府（至少在美国和加拿大）经常受到私人管理顾问以及其他改革倡导者的影响。此外，英美语系民主国家的政府也比其他一些国家更需要不同类型的改革模式的相互配合。最后，由于宪法或政治理论并没有规定公务员制度的特殊作用（而在大多数欧洲大陆国家可能有此规定），因此在公务员制度中采用私人部门的管理方法就不那么急切。
普遍性的问题和不寻常的解决方案。以下所提到的三个一般性的问题与我们所讨论的每一个模式都有关联，这三个问题是：协调、发现错误与改正错误、公务员制度的命运。
协调。市场式改革方法所固有的一种观点认为，应用市场原则来为因政策协调不够而导致的效率损失进行辩护时会提高效率。参与模式认为协调是由下而上而非由上而下进行的。弹性模式对协调问题也有自己的观点。主张解制的人则认为，当法令规章需要协调时，就意味着这些法令规章已经失去了作用。问题在于，如何取代这些法令规章，解制方法并未提供多少指导。
发现错误和改正错误。不论是政府是私人部门的组织，错误均在所难免，因此在任何时间都有很多的决策和很多的人试图矫正错误。市场模式所提供的答案最为清楚简易，但也许也最缺乏效果。市场模式认为，市场可以处理这些问题。参与模式则强调公民主动参与政治和行政过程的意愿。弹性模式认为，错误在所难免，但错误一旦制度化，就会成为大患，而且也会变成政策问题中永远待解的一部分。解制模式认为，摆脱公共部门中大量的不必要的和反生产力的管制，是矫正错误及提高公共部门能力的手段。
对市场模式来说，公务员制度并不以服务为宗旨，公务员是一群假公济私、自私自利的人，公务员制度是政府发展的头号大敌。参与模式认为传统公务员制度只是一个层级节制体系，因而在组织之内强调更多的平等。弹性模式认为公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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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制度是良好治理的障碍，但公务员制度所提供的职业保障仍有利于公共组织实行更多的自身变革。解制式改革主张废除公共部门人事管理中存在的许多法律结构和控制结构。
改革的四种模式除了提出政府所存在的无数共同问题之外，也提出了有关政府和治理的意识形态概念。其中至少有两个模式（市场模式和参与模式）所提出的改革方法与更宽泛的理论和意识形态概念密切有关。另外两种改革方法在治理问题上则倾向于提出广泛性的解决之道，而不是针对特定问题提出特定的答案。虽然每一种模式的支持者都认为他们的独门功夫可以治疗公共部门所有的恶疾，但同时也认识到政府特有的缺点非常普遍。
对治理问题及其前景，作者认为应该有更独特的和更权变的观点。不同的改革者使用的是同样的术语，但说明的却是不同的事情。虽然每个人都有权选择使用自己的术语，但当同一术语被用来表示解决同一问题的不同方式时，就会产生混乱。例如，“消费主义”和“选择”是市场方法和参与方法的主要概念。它们都有强化公民在政策过程中的角色的意思，但是两种方法为实现目标所采取的手段却不一样，选择“为例，它可以是指在一个提供服务的准市场中个人选择的权力，也可以是指参与政治过程以进行集体选择的权力。
探讨矛盾。许多矛盾已超越了语义学的范畴，因为其所涉及的根本差异是在“政府错在何处”以及“应该如何处理”等方面。当讨论的方向是在问题的认定以及干预的范围时，不同概念之间的不一致就很明显。市场方法和参与方法的倡导者对世界以及这个世界存在的问题就有不同的认识，相互之间缺乏信任已越来越明显。在理念被转化成促使政策有效运作的计划和机制之前，由于理论探讨对政府没有太多实质性的影响，因此两者间的矛盾可能并不重要。
这四种模式都对问题进行了诊断，并提出了解决方法。任何一个模式要想获得成功，都必须谨慎地考虑所采用的策略和战术。这些模式在某种程度上对如何介入都有自己的办法，它们倾向于赞同（或实际上是设想）利用政治的力量去迫使变革或鼓励变革。
作者写本书的目的并不在于强迫人们在这些治理模式中间做出选择，而是为了帮助政府做出更好的选择，这四种政府改革模式不是必须选择，甚至仅仅是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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迪和借鉴。就某种程度来讲，这些模式（尤其是市场模式）在现实世界中都已经在实施，它们不只有其意识形态上的理由，而且对相关的优点也经过彻底且不偏不倚的考虑。值得注意的是，各种模式并不是仅在一国或者某一层级的政府实行，某一个国家也不是仅仅采取了一种改革的措施，四种模式的总结是对理论的梳理，而非对现实的简单描述，不存在完全符合。每一种模式都各有其长处，但社会和政府也都会为之付出一定的代价。因此，相关国家在对相关理论进行借鉴时需要立足本国实际，注重经济社会发展阶段等现实条件，并对相关理论进行符合本国实际的调整，避免出现理论的水土不服，以取得理想的改革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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