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发布更新时间 : 2024/5/22 20:19:54星期一 下面是文章的全部内容请认真阅读。

李扬：房价难以承受问题出在储蓄结构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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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提出防止经济由偏快转为过热、防止价格由结构性上涨演变为全面通货膨胀的“双防”政策是一种谨慎的态度，这种居安思危的心态是必要的。但短期内，我认为没有必要采取更加严厉的调控政策。 专访中国社科院金融研究所所长李扬 证券时报记者孙宗胜

一、货币调控政策频出，主要是因为调控目标没有达到

证券时报记者：今年以来央行10次提高存款准备金率，5次加息，货币政策调控的力度前所未有，如何看待这两种手段的实施效果？

李 扬：今年货币调控政策频率之快、力度之大，国内少有，即使在全球市场上也少见。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调控的目标并没有达到，这是客观情况。目前单纯依靠货币政策来解决流动性过剩和CPI上涨，已经力不从心。回顾本轮宏观调控过程，不能说是央行货币调控政策没有效果，只能说问题相当复杂，一个方面的政策工具不足以解决问题。单纯依靠货币政策已是头疼医头、脚疼医脚。所以党的十七大提出了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同时运用。 证券时报记者：造成频繁的货币政策调控未能奏效的原因是什么？如何理解单纯依靠货币政策调控流动性是头疼医头，脚痛医脚？

李 扬：现在普遍的观点将流动性过剩归因于贸易顺差扩大、外汇储备增长，但我认为外贸顺差只是一个外部现象，将其归结为流动性过剩的来源有所缺失。

在我看来，流动性过剩的根源关键是一个内因问题，即国内高储蓄。过去三十年来，国内主要依靠投资来利用高储蓄，投资吸收不了的储蓄通过高出口来吸收，这就产生了高投资、高出口现象，随之产生了外贸顺差扩大、外汇储备增高问题。

从这个角度看，国内的问题主要是储蓄太高。

证券时报记者：为什么国内会持续出现多年的高储蓄现象，并难以解决呢？ 李 扬：社科院金融研究所研究发现，国内高储蓄问题主要是由几个原因造成：一是人口红利。人口红利是指人口结构影响经济运行，其中主要是人口参与率影响较大。人口参与率是指就业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率。国内的人口参与率目前逐年提高，官方统计数据是每年新增就业大约1000万，包含农村转移劳动力就业在内，实际每年新增就业大约2000万。新增就业必然提高新增储蓄。

第二个因素是城市化，这一现象和人口问题互为表里。中国城市化进程才开始不久，若中国的最终城市化率可以达到70%，以每年1.3%的提高速度计算，仍有20年时间会提供源源不断的储蓄来源。

第三个因素是工业化，这一现象解释了高投资和收入来源问题。就业是出现高投资、高储蓄的关键因素，而扩大就业又取决于高投资。在这一角度上，人口城市化、高储蓄、高增长、低通胀紧密联系在一起。

因此，流动性过剩只是当前经济大问题中的一个方面，针对这一方面问题采取调控措施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很难奏效，举措不当甚至会产生副作用。

二、房价难以承受的问题不出在流动性上，而是出在储蓄结构上

证券时报记者：流动性过剩已经成为困扰经济运行的重要原因，如何看待这一问题带来的物价上涨和资产价格上涨？

李 扬：按照流动性产生逻辑分析，目前尚不能简单地认定流动性过剩是好或是坏，实际上，市场中也只是针对流动性导致物价上涨、资产价格上涨有些说法。

资产价格上涨一个重要表现是住房价格上涨。但判断住房价格主要看是炒作导致还是需求引起的。我认为主要是需求引起的，每年2000万的新增就业人口会产生巨大的需求。根据统计，全国住房销售率已经连续五六年高于竣工率，这意味着市场供不应求。再加上国内住房需求是住房改革后最近几年才在市场上显现出来，这导致了市场需求短时间内爆炸，产业链一时难以适应。另一个角度是，住房价格上涨速度低于GDP和城乡居民收入增速。因此，从平均水平上看，房价上涨速度是可以承受的。

但问题是，这只是从平均水平上进行的观察，而平均角度掩盖了很多的差别：高端人群可能对房价上涨没有感觉，而低收入人群却已经感到难以承受。而实际上导致感觉存在巨大差异的原因是收入分配不均衡。这也是社科院储蓄研究的第二个课题：储蓄结构。目前的储蓄特点是政府增长特别快，呈跳跃式增长，企业稳步增长，居民储蓄则相对下降。 从这个结果看，房价难以承受的原因并不在流动性上，而是出在储蓄结构上，而储蓄结构则把问题指向了收入分配不公平。

针对这一问题，应该推出结构性解决办法，不是靠货币调控政策能解决的。住房调控必须要针对不同结构的人群推出不同种类的住房，才能解决。值得高兴的是，党的十七大已经把收入分配不公平作为一个重要问题提了出来。

三、判断中国股市是否合理，必须根据中国股市的实际情况

证券时报记者：股市和住房市场存在不同，统计显示游资对推动股价起了很大作用，这如何理解呢？

李 扬：的确是有很多钱进入股市导致指数大涨，但问题是，怎么样的股市表现才合理？目前市场判断股市普遍使用的标准是市盈率，但是对市盈率的担忧表明我们对股市运行规律的理解实际上并不深刻。

上个世纪末，美国纳斯达克市场吸引了全球不少国家模仿，出现了大批科技类股票市场。当时乐观的理论认为，纳斯达克市场是成熟市场的代表。但遗憾的是，话音刚落，科技

股泡沫就破灭了。值得注意的是，泡沫破灭时纳指相对高一些，但道指市盈率只有17倍，相对较低；这说明，仅依靠市盈率指标来判断市场是不可靠的。

证券时报记者：既然市盈率不是唯一可以用来判断股市的依据，那从哪些角度来衡量更加合理？

李 扬：关键还是要看市场能否反应企业治理结构变化以及经济效益变化。国内股市的一切问题都应该根据中国企业自身状况来看待。目前有四方面原因说明问题正在改善。一是企业上市目的。过去经常发生大股东欠款、掏空上市公司的事情，现在越来越多的公司通过注入优质资产，促进股价上涨，这是一个好的转变。

第二点是中国股市过去的产业覆盖有偏颇，代表性产业只占一半左右，金融企业、房产企业、出口企业过去基本没有。现在的股市结构基本上已经代表了国民经济，利润丰厚的行业龙头企业也正不断上市。股市反映了这一情况，价格高一点也没有什么不正常。 第三个原因是，中国宏观经济将继续保持强劲增长。十七大已经提出2020年人均GDP要翻两番，这意味着GDP增长要达到7%以上。在宏观经济快速发展，微观企业利润不断上涨情况下，股市上涨也不能说没有道理。

第四个原因是创新型经济初见成效。现在国内企业逐渐开始引进世界先进技术、并吸收创新；一些大型跨国企业也将研发中心设在中国；在此基础上，国内在不断推进知识产权开发保护。航天科技(13.77,0.12,0.88%,股票吧)就很好地证明了中国科技可以居于世界先进水平。

证券时报记者：既然存在这些向好的因素，为什么市场会对股票指数的变化十分敏感呢？

李 扬 ：问题在于目前的股票市场指数编制存在不合理之处，需要改革。股票指数编制应该能反映出股市、经济运行的整体情况。现在的股指已经覆盖了经济中的主要行业和主要企业，但是仍然有相当部分的经济成分没有纳入。民营经济、中小企业并没有得到足够反应，但他们在国民经济中有重要作用。

这一问题单纯通过政策来调控并不能解决。实际上，房市、股市的问题都不能简单地归为流动性问题，其实质上反映了经济结构上的问题，依靠宏观调控政策难以奏效。 同时，货币政策调控效率不高，还存在一个重要原因：相关配套政策配合不够。在国内经济中，有多种因素可以对经济运行产生重大影响，财政政策就是其中重要一方面。

四、财政政策将成为解决经济问题的重要工具

证券时报记者：财政政策的调控作用，对经济运行的作用如何理解？

李 扬：根据研究，财政工具过去几年并没有纠正初次分配中存在的不平衡。这一问题的的具体表现是：企业和居民，尤其是居民感觉税负过重，而同时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实际上相对下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