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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中国传统哲学的生活意蕴

作者：陈凯

来源：《中州学刊》2016年第01期

摘要：“现实生活”是中国传统哲学不可或缺的重要维度。在致思路径上，它植根于现实的人与人的生活世界，遵循从生活中找寻和践行真理的方式和原则;在存在形式上，它表征为中国先贤哲人的生命活动和生活方式，体现着他们的生活态度和生活品位;而在功能价值上，它强调修身养性，旨在通过提升人的自身修为和精神境界而达到“天人合一”目的。哲学必须敞开它的生活维度，始终把自身扎根于现实生活的土壤中，并与现实生活紧密相融。 关键词：中国传统哲学;生活;意蕴;儒家;道家

中图分类号：B2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0751（2016）01-0109-05

哲学作为人的一种“爱智”活动，离不开现实的人的生活。理性地反思生活，引导人们从现实生活中寻求真、善、美，是哲学的本真要义。因此，哲学必须敞开它的生活维度，始终把自身扎根于现实生活的土壤中，并与现实生活紧密相融，否则，哲学就无法把握时代脉搏、凝练时代精神，而只能成为一种毫无实践价值与现实意义的“玄思”和“空想”。而中国传统哲学中的很多思想之所以能够历久弥新，对当今中国社会乃至世界仍具有较强的影响力，关键之处就在于其自身所具有的较强的生活特质。在科学主义凸现危机、人的生存压力加剧的现时代，顺应学界“哲学复归生活”的诉求，我们审视和品味中国传统哲学，不难发现，无论是儒、道两家的学说，还是其他诸家的言论，其间都充溢着浓郁的生活意蕴。 一、中国传统哲学的致思路径

就所关注的问题领域而言，中国传统哲学完全不同于西方哲学。一般认为，西方哲学注重对“真”的问题的探讨和研究，即“求真”，而中国传统哲学则关注“善”的学问，即“求善”。研究内容的不同决定了二者在思维方式和致思路径上的不同与差别。西方哲学重“思辨”，讲究思维逻辑的严密，而中国传统哲学则重“感悟”，讲求的是对现实生活的体验和感受。因此，很多学者尤其是西方学者在研究和品评中国传统文化时，之所以会认为中国古代无哲学，其中最为根本的原因就在于他们秉承的是西方的哲学传统，把“思辨性”和“抽象性”作为哲学的本质特征，认为哲学是一个由概念、范畴等连接而成的系统性的学科，并以此作为评判哲学有无的根本原则和唯一标准。但是，作为一种“爱智”活动，哲学体现的是人对知识的向往和追求，它的表述方式与致思路径可以也应该有所不同。唯此，哲学才能实现真正的繁荣与发展。况且，把某一种表述方式或致思路径作为评判有无哲学的根本或唯一标准的做法本身就是不科学的，所做出的结论对批判对象来说也是不公正的。而作为两种不同的文化范式，西方哲学和中国哲学在探究问题的方式和角度上本身就不相同。高清海先生曾对西方哲学和中国哲学在致思路径方面的差异进行过比较和论述，他指出：“西方关注的主要是成就人的生命活动价值，完成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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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的生存使命，这使它从一开始就把‘智慧’引向了认知的方向，从‘对象意识’走上概念化的逻辑思辨之路;中国关注的是完善人的生命本性，开发生命的内在价值，由此中国发挥了注重义理性的悟觉思维。”①

而从高清海先生的这段论述中，我们可知中国哲学比西方哲学更加关注人的现实生活，与现实生活的关系更为直接和紧密。它所遵循的是一条从人的生活实践中感悟人生真谛、实现人生价值的致思路径。秉承这一思路，我们再来审视中国传统学说，不难看出，无论是儒家、道家的学说还是其他诸家的思想和言论，其主题和宗旨都是对“现实”“现世”的道德感悟，体现的是一种群体性的道德志趣和道德追求。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不妨将中国的传统学说称为“道德哲学”或“道德实践哲学”。也正缘于此，中国古代的大多数哲学家都不以著书立说（逻辑思辨之路）为己任，而注重在生活中践行自己的道德准则（注重义理性的悟觉思维），以期实现自己的道德理想（学说价值）。冯友兰对此现象曾有过评论，他认为中国的哲学家“不为知识而求知识……只愿实行之以增进人之幸福，而不愿空言讨论之。”②这一轻言重行的特征在儒、道两家的学说中体现得尤为突出。

儒家思想作为中国封建时代的主导思想，在中国社会的地位和影响可谓是根深蒂固。很多学者都把儒家思想称为儒学或儒道，其对后世的影响力可见一斑。但是，不管学者如何称呼和定义它，在研究儒家学说时，人们更加注重的是从它的言论和思想中找寻待人处事的道理或者说是生活的智慧。因此，对于儒家学说，与其说它是一种理论形态，倒不如称其为一种生活之道、生存之法更为确切。“他们在生活中实践着儒学。我们在此作为某种理论假说的东西，恰恰就是他们的生存形式。”③作为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孔子自始至终遵循着这一治学路径，把“述而不作”作为治学原则。他推崇礼仪，不仅要求弟子、号召民众“克己复礼”，而且更是以身作则、身体力行，做一名坚定的“礼”的践履者。终其一生，孔子多是在“传礼”“习礼”中奔波。而就《论语》等记录孔子言行的儒家经典著作的内容来看，孔子“传礼”的方式也多是依据具体的生活实例，并结合自身的感悟来教导和规范弟子们的言行举止。由此可见，儒学在开创之始，就具有浓郁的生活气息和较强的实践特性。就儒学的产生过程而言，它是对儒生生存生活的道德感悟和提炼。

如果说先秦儒学强调礼治生活，注重生活的外在规范性，那么宋明理学倡导的则是一种理性生活，强调生活之“理”的内在规定性。就这一点来说，宋明理学比先秦儒学更注重对生活伦理的逻辑层次、理论结构等方面的哲学表达，从而在思辨性上较前者有所增强。但就具体的理论架构、实践指向和价值目标等方面来看，宋明理学依然遵循从生活中悟理、明理、循理的致思路径，其所谓的“穷理明德”“存理去欲”都是对当时生活环境下人们应遵循的道德规范的理论概括与经验总结，都离不开具体的人的生活实践。

作为中国传统学说的另一主要流派的道家，其思想更是遵循着从现实生活找寻行为处事之道的致思路径。思想与生活的高度融合造就了道家写意般的生活方式。道家思想的核心是“道”，“道”存乎于天地间，它无所不在又无所不包。道家认为“道”是世界的本源、万物的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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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同时也是世间万物运行的动力和法则。但在“道”的运行方式上，道家并非毫无根由地把它强行置入人的头脑，而是注重从现实生活中理解和领悟“道”的内涵与真谛，进而以“道”来指引和规范人们的行为与生活。老子就认为“为道”是为了“用道”，只有在现实生活中行“道”、用“道”，“道”才有存在的价值和意义。如《道德经》中所讲的“道，冲而用之或不盈”④，“大成若缺，其用不弊。大盈若冲，其用不穷”⑤，等等，皆是“为道”之旨、“悟道”“用道”之法。道家用“道”强调的是“道法自然”，其“为道”“用道”体现的是一种理性的生活实践。据《庄子·至乐》记载，庄子妻死，其友惠施前往吊丧，见庄子“方箕踞鼓盆而歌”。惠施愣而不解，继而责问。面对友人的责问，庄子不慌不忙，从容而对。他解释说，对于妻子的离世，刚开始自己的心情也很悲痛，这是人之常情。但悲痛之后，自己又进行了一番理性的思考。通过“察其始种种”之后，自己忽然明白了人的生命只不过是一个由生到死的运动过程，就像自然界的四季更替一样，平常且不可抗拒，是故“鼓盆而歌”。这一番心迹表白表明了庄子的理性生活观，这种生活观浸透着一种超越生死的哲学感悟，而更为难得的是庄子能把这种感悟嵌入自己的生活、生命之中。由是观之，道家生活是一种理性和情感交互感应的生命活动，其“道”乃是生活之情、生活之理。一言贯之，道家之“道”即是为道、尊道之人的生活感悟。 二、中国传统哲学的存在形式

从实践形态上来看，哲学作为人的“爱智”活动，它存在于人的生产和生活实践中，体现和表征着人的生活方式和生活内容。而作为古代先贤哲人的人生感悟和道德体验，中国传统哲学存在形式也即是他们这类人的生命活动形式。

“儒家”中的“儒”，在中国古代社会是一类人的称谓。中国最早的“儒”是专门从事丧葬巫祝活动的人，是为“术士”，或曰“儒士”。据《周礼·天官冢宰第一·大宰》记载，“儒”是以道艺取得民众的人。《说文解字》对“儒”的解释是：“儒，柔也，术士之称。”孔子则专门对“儒”进行了区分，指出“儒”分为“君子儒”和“小人儒”两类，在孔子看来，“小人儒”指的是那种专门为祭祀庆祝活动服务以及靠着“相礼”等技能道艺谋生的人，而“君子儒”则指的是以创制和讲习礼仪为己任的人。由此可见，“儒家”“儒学”之“儒”，最先指的并不是一种知识、学问，而是某类人即“儒生”及其生活方式的统称。

孔子开创了“君子儒”的生活方式，即做官与讲学。而这种优雅的生活方式也成了中国历代读书人的理想与追求。儒家的两位先贤孔子和孟子都曾率领徒众周游列国，讲学习礼，“入世”谋官，来实现自己的社会理想。为官不成，便归隐田园，在宁静祥和的乡村生活中继续“讲学”以求心灵上的慰藉。孔子就曾对颜回安贫乐道、淡然处之的无忧生活发出由衷的赞叹。《论语·先进》中所录“侍坐”一节最能体现孔子的这一生活旨趣。一天，讲学间隙，“子路、曾晳、冉有、公西华侍坐”，孔子便让他们谈谈各自的理想。子路不假思索地回答道，如果让他去治理一个“千乘之国”，三年之后，可以使这个国家的民众个个都具备勇敢的精神，而且人人都懂礼义。如此远大而又有气魄的理想抱负，孔子却“哂之”予以否定。冉有表示有把握治理好一个小国，认为如果花上三年的时间，自己可以使这个国家的百姓过上富足的生活，但同时也承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