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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租庸调制名词解释]从租庸调制到两税法,唐朝赋税制度的

变迁

租庸调制，唐时实行的赋税制度，以征收谷物、布匹或者为政府服役为主，是以均田制的推行为基础的赋役制度。此制规定，凡是均田人户，不论其家授田是多少，均按丁交纳定额的赋税并服一定的徭役。租庸调定须均田制的配合，一旦均田破坏，租庸调法则失败，武周后由于人口增加，又不断土地兼并，公家已无土地实行均田制，男丁所得土地不足，又要缴纳定额的租庸调，使农民无力负担，大多逃亡。安史之乱后，朝廷负担遽增。唐德宗年间，改行杨炎的两税法，以征收银钱为主。 1.实施背景

617年秋，隋炀帝杨广的姨表兄弟李渊，在太原扯起了反隋的大旗，并很快占领了关中地区。次年五月，李渊废掉了自己此前所立的傀儡隋恭帝杨侑，自立为帝，建国号为唐，定都长安。自618年李渊建国，到907年朱温篡唐，作为中国历史上最令人神往的朝代之一，唐朝走过了289年的漫长历程。期间，唐朝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之一。而作为唐王朝核心政策之一的赋税政策，随着历史形势的变化，经历了从租庸调制到两税法的巨大转变，在中国古代赋税制度史中占据了极为重要且特殊的历史地位。 2.租庸调制的实施与崩溃

唐朝初年，由于群雄割据，所以唐朝统治者尚能励精图治，爱惜民力，

但随着天下一统局面的出现，统治者为了满足自己的欲望，往往会征发百姓大兴土木。所以，在租庸调制中不仅为人民的负担赋予了专门的名号，而且还额外增加了人民的劳役负担。同唐初相类似，成年男子仍然是国家赋役的主要承担者。他们每年需向国家缴纳粟二石，称作租;每年需交纳绢二丈、绵三两或布二丈五尺、麻三斤，称作调;此外，按照规定，他们每年还需要为政府服徭役二十天，是为正役。但如果政府当年正好不需要其服役，丁男就可以采取“输庸代役”的方式，也就是缴纳一定数量的绢或者布，以获得免役的权力。从征税的数额上看，租庸调制下唐朝农民的负担要比隋朝减轻不少。 从另外一个层面看，其实，租庸调并不是凭空出现的，而是一种与唐朝均田制相辅相成的赋税制度。均田制最早出现在北魏孝文帝统治时期，此后为西魏、北周、隋及唐所沿用。根据唐代均田制的规定，国家要为每一个成年男子授田100亩，此外，笃疾、废疾及寡居的女性也都可获得一定量的土地。丁男既然获得了国家所授予的土地，也就必须承担一定的义务，在赋税方面的体现也就是所谓的租、庸和调。在接受授田的诸多群体中，只有丁男需要承担租庸调。这一方面反映了官员和方外人士享受到了特权，另一方面也体现了国家对弱势群体的政策倾斜。租庸调制的实行不仅保障了国家的财政收入，普通百姓也可以通过经济赎买的方式来抵消劳役，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国家对他们的人身束缚，对唐朝前期社会经济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唐朝是在收拾隋末乱局之后所建立起来的朝代，所以唐朝初年，政府

手中掌握了大量的无主荒地，从而保证了均田制和租庸调制的顺利实施。虽然唐代均田制中也有对土地买卖的限制，但对于高门大族来说根本就是一纸空文。所以，随着局势的日益稳定，权势之家开始利用手中的特权侵夺小农的田地。此外，虽然均田制里也有为官员授田的规定，但由于唐代官员数量可观，而土地资源却又相对有限，所以并没有真正施行。当时的官僚贵族绝大多数都是通过兼并或抢夺的方式，来剥夺农民土地。农民所拥有的土地数量减少，但租庸调的负担却丝毫没有减轻，无力承担赋税的农民只能逃离家乡以避税。 此外，在均田制下，普通百姓承担的义务并非仅限于租庸调，还包括加入府兵，行军作战等等。府兵除了前往京师宿卫之外，还要前往边疆作战或戍守，是唐前期主要的武装力量。府兵农闲时进行军事训练，战时出征，具备了兵和民的双重身份。唐朝初年，府兵的地位还比较高。府兵不仅可以通过战功获得荣誉性的勋官，还可以藉此进入官僚系统。但随着普通士兵上升的渠道被权贵之家所堵塞，府兵的地位出现了下滑的趋势。此外，随着均田制的破坏，作战所需的物资和装备成为府兵难以承受的负担。为了逃避兵役，农民纷纷逃到免除军役的地区，这也进一步加剧了农民的逃亡。

随着均田制的破坏，大批农民或因逃避租庸调而成为流民，或因为躲避兵役而逃亡，使得唐政府所掌握的人口越来越少，赋税来源逐渐枯竭，因而建立在均田制基础上的租庸调制也无法维持了。 3.两税法的颁布施行及优越性

安史之乱爆发后，为了平定叛乱并维持政府的正常运转，唐政府新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