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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忆《长恨歌》的精神内蕴

作者：李芗

来源：《文教资料》2011年第23期

摘要： 获得第五届茅盾文学奖的《长恨歌》，是王安忆小说创作凸显成熟风采的重要代表作，其中她赋予小说的上海市民文化精神是作品的一大闪光点。而作品鲜明的文化表征背后，蕴藏着更为深刻的精神内蕴，即对市民群体的关注，对开放精神的宣扬，以及对经典文化的守护。通过《长恨歌》，王安忆表达了内心对于上海城市文化的情感与思考。 关键词： 小说《长恨歌》精神内蕴市民群体开放精神经典文化

作为王安忆的成长地，上海是她最钟情的城市，对她而言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文学创作的精神家园，“她从这个丰富的经验世界获得源泉和灵感，向人们倾诉她难以割舍的上海情结……与上海的精神联系贯穿了她所有的创作……”。［1］在她细腻自然的笔触下，流淌的是对上海的绵绵深情，以及对这个城市文化精神的深刻理解。获得第五届茅盾文学奖的《长恨歌》，是她小说创作凸显成熟风采的重要代表作，其中王安忆赋予小说的上海市民文化精神是作品的一大闪光点。她在其散文集《漂泊的语言》中谈到“上海味”时说：“我所要说的‘味’绝不仅仅是将‘你’说成‘侬’……将‘缺心眼儿’说成‘二百五’或‘十三点’。也不仅仅是指石库门弄堂的宁波阿娘浦东阿嫂。而是包括了这地方的生存状态、人生理想和价值观念，大概可以称作‘文化’的那种东西……”［2］不可否认，王安忆将“上海味”完美地融入了作品当中，我们看到的绝非是生硬的做作的为了表现上海而拼凑的城市图景，而是深入到城市骨髓，对上海市民文化把握到位，并以细腻的筆触慢慢地在展开故事的同时浸润于读者心田的文化精髓。可见，小说《长恨歌》不单单是王安忆对上海情感宣泄的产物，抑或是一首激昂的城市赞歌，它的背后隐藏着更为深刻的精神内涵。 一、对市民群体的关注

关于《长恨歌》，有不少误解。很多人将其看做是女人与城市的故事，更有甚者将其视为一部言情小说。其实不然。王安忆在采访中曾表示，这部作品中是有着批判现实的立场，非常现实。经由媒体炒作之后，作品变了味儿，对此她十分无奈。她对扣在《长恨歌》身上的“怀旧”的帽子也表示否定，没有经历那个时代，又从何怀旧呢？只因为小说在上世纪90年代跃入人们的眼帘，所以也就难免会被卷入这怀旧的热潮中，情有可原，但又身不由己。

王安忆在创作中十分注重生活与小说的关系，她的内心有着一些沉甸甸的、深刻的东西想要表达，但是那种现实之上的书写不是她所擅长的，所以她极力寻找着一个日常化的外部形式，这样才能使作品处于一种和谐的状态。《长恨歌》便是如此。较之于史诗般的宏大叙事，王安忆将目光更多地停驻在上海市民的琐碎人生，以及那随着岁月流逝而日积月累下的切肤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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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上。在她看来，上海的文化价值和风尚是在市民的日常生活中展现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上海市民阶层只是王安忆思想内核的外衣，它不仅仅是表现的手段，而是内容与形式的二元统一。综观王安忆的作品，大部分都将视角对准市民的生活，可见她对市民阶层的关注由来已久。而《长恨歌》将这样一种“草根关怀”推向了极致。市民这一群体是渺小的，甚至是处于社会底层的地位，在政治、历史面前，他们更是“不值一提”了，有时代的大手操控着他们的生活，他们只能无奈地承受命运的摆布。但是，在王安忆的眼中，市民群体有着独特的历史魅力。市民的日常生活是涓涓细流，一点一滴地慢慢汇入历史的海洋。社会、时代的变迁不是凭空而来的，最后的证据就在那日复一日的小生活里。这是逃不去、抹不掉的“记录”。他们确实是最平凡的，但绝不是无用的，恰恰相反，他们是城市的齿轮，是时代的证人。

作者选择淡化小说的政治意识，锁定平民视角，并非想要反叛主流叙事，而是企图抓住社会稳定的内核。市民阶层距离时代政治风云较远，但并非处于隔绝的状态。相反，大时代的影响是逐渐渗透到市民阶层的精神领域中的，并在日积月累、不知不觉中形成独特的“民间精神”。这样的文化积淀是最真实，也是最宝贵的，是难以被动摇和改变的。王安忆完整地、独立地保留她钟爱的市民生活，呈现原汁原味的市民文化，为的就是从这样“原生态”的文化中提取出真正代表社会、时代的精神内蕴。《长恨歌》是一个舞台，它展示了市民群体的地位与力量。在华丽的都市风景背后，有太多值得我们思考。

王安忆是一位满怀“世俗心”的作家。她童年时代在上海里弄的生活给了她丰富的素材，那里的油盐酱醋茶是她写实的基石。尽管她坦言小说第一章中对40年代上海的描写是虚构的，是一种“想当然”，但是整部作品中浓郁的市民气息是无法完全虚构的。人物的一言一行、举手投足，甚至是微妙的心理变化，这些都不是她捏造的，而是生活环境在她记忆中编织出的图景，有些或许已经成了“无意识”而不自知。她写市民的生活，不是作为局外人，而是站在见证人和亲历者的立场上，为的就是关注市民的生存观念和精神走向，探求思索人生的价值和意义，洞察明晰整个社会的变迁和发展。 二、对开放精神的宣扬

上海是一座拥有众多移民的城市，“既有新生的力量，又有怀旧的气息，而这种旧的道德观念和新的道德观念之间发生碰撞时，就容易产生灿烂的火花”。［3］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都市文化与乡土文化在这样一个兼容并包的城市领域中相互交融，从而形成独特的上海文化。身处于其中的王安忆自然会备受感染，她虽然不是土生土长的上海人，但是“外乡人”的身份正好可以让她全面地、辩证地看待上海，既有客观的审视，又有主观的情感，恰到好处。《长恨歌》中的王琦瑶虽不出身于富贵人家，但是从来都走在时尚的前沿，她对新事物的接受能力很强。她不是盲目地接受，而是以一双挑剔的眼睛去选择，算得上是“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一个普通的王琦瑶尚是如此，整个上海就更不用说了。此外，王琦瑶作为一个未婚妈妈，带着女儿薇薇在平安里生活，这种境况在一般人的想象中应该是举步维艰的。因为未婚先孕是一件不光彩的事，“人言可畏”也是历来如此，更何况还有经济上的压力，所以这日子定是不好过的，但是她们却依旧过得有滋有味。这里面就体现了上海市民的宽容。这里的小市民文化程度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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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却能够包容这对母女，让她们平静地生活下去。这是上海市民文化在世俗观念上面的外化，即使是放在当今社会中看，也是难能可贵的。

对一种城市文化的领悟，离不开城市发展的历史脉络。自1843年开埠以来，上海便逐渐成为一座港埠城市、移民城市，因此上海文化被印有开放性、多元化的鲜明特征。“海纳百川，有容乃大。”这是对“海派”文化最好的诠释。上海的快速发展得益于很多外来因素的影响，正是因为文化胸襟的博大，才会有今天如此绚丽的上海。上海是发展中的城市，开放与包容是上海前进的持久动力，上海世博会就是典型的例子。文化的聚集、交流和碰撞，让上海展现着勃勃生机，这一股股新鲜血液让这座城市一直年轻下去。

《长恨歌》创作于上世纪90年代，正是社会经济体制变化，新旧时代交错的关键时期。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中，会出现很多不稳定因素。人们精神思想上的变化也会尤为活跃。王安忆面对这样的时代，有着自己的思考，她对文化价值取向也有着自己的选择和坚持。一方面，她受上海文化的影响，紧跟时代步伐，为开放交流摇旗呐喊，期盼文化多元化。另一方面，在众多外来文化的冲击下，上海逐渐丧失了自己的个性。人们对新事物、“洋玩意儿”的追捧，经典的上海文化被忘却了，“上海由一个颇具个性色彩的精细、安闲文化形态，在向一致的格式化方向转变”，［4］这是王安忆所不愿意看到的。所以，她写下这曲《长恨歌》，为了纪念，更为了守护。

三、对经典文化的守护

提到上海，“怀旧”二字总是浮现于脑海。欧式建筑，大钟楼，经典的月份牌，有着迷人曲线的波浪发梢，小花图样的旗袍，弄堂深处的阿婆或许还在讲着她年轻时的故事……这些场景如今依旧存在。在我看来，上海的可爱之处就在于当人们被时尚迷乱了眼时，它又从骨子里冒出怀旧的气质，让人们在追求现代的同时也忘不了过去。尽管王安忆意不在于“怀旧”，但是故事本身一直散发着浓郁的怀旧气息。她笔下的上海不是如今的上海，而是她头脑中挥之不去的模样，是她记忆和想象中的上海图景。所以，王安忆让王琦瑶在重复着旧上海生活的过程中不断怀念旧上海的华丽。我们可以感受到作者对旧上海的那些人和物的浓厚兴趣，“那个在听老唱片的……那个在摆弄‘罗莱克斯’一二零的；手上戴机械表，喝小壶煮咖啡，用剃须膏刮脸，玩老式幻灯机，穿船形牛皮鞋的……”，［5］“那屏障般的乔治式建筑，还有哥特式的尖頂钟塔……再有那山墙上的爬山虎，隔壁洋房里的钢琴声，都是怀旧的养料”。［6］这些描述饱含着作者对被人们逐渐淡忘了的精神文化的怀念，在声声叹息中渲染了对过去优雅的生活方式悄然消失的惋惜和遗憾。那些王安忆钟爱的旧上海的文化精髓在慢慢地流逝，那个精致的、讲究的年代似乎也渐行渐远了。王安忆丝毫不掩饰自己对后来“流行”的不屑：“一窝蜂上的，都来不及精雕细刻。又像有人在背后追赶，一浪一浪接替不暇。一个多和一个快，于是不得不偷工减料，粗制滥造，然后破罐破摔。”［7］这不仅道出了“流行”的实质，而且说出了现代生活的“快餐化”，忙碌和盲目让我们的生活越来越粗糙，越来越没有了光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