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发布更新时间 : 2024/5/3 18:01:32星期一 下面是文章的全部内容请认真阅读。

本书围绕近年来中国政治社会的变化，从党、国家、社会间的相互关系进行多视角的实证性考察，驾驭探究了坚持一党统治体制而又富有变化的中国政治对社会管理、（Governance）的实际状况及其理论与实践展开讨论的。

早在上世纪80年代，社会管理的理论探索就已在经济学、哲学、社会学等诸多学科领域展开。进入90年代，中国社会迈入了市场经济时代，有学者开始系统探讨市场经济条件下中国社会管理的模式选择、职能形式、结构重组和运行机制。到了21世纪初，随着中国人均GDP的快速增长，各种社会问题更加突出，社会管理作为一个极其重要的现实问题而被党和政府所关注。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决定》强调加强社会建设和管理，推进社会管理体制创新，建立健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决定》提出了“完善社会管理，保持社会安定有序”的政策及其七项要求，奠定了社会管理的基本内容。党的十七大报告首次将“社会”作为与“经济”、“政治”、“文化”相并列的独立领域，在这个意义上强调“完善社会管理，维护社会安定团结”。

前三章《社会管理创新的理论语境》和《中国协调主义趋势——社会工会主席调查数据分析》（小嶋华津子），应用着眼于国家与利益集团相关性的协调主义（Corporatism）理论，对中国的工会组织进行探讨。文中把工会定位为国家协调主义，梳理了其发生、发展的历史过程，并运用对社会工会干部所作问卷调查数据，论述了自律性社会协调主义是否可能。

第四五六章（南裕子、中、冈Mari）《农村社会的凝聚力——湖北省S县“公共生活”个案研究》、“权力（阿古智子）《与利益结构网络”与农民表达群体利益之困境》（吴毅）等文，探讨了区域社会的管理问题。这些文章重点关注“县党政精英、中间群体（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乡镇干部、企业经营者）和民众”之间利益表达的过程、由经济利害关系及社会资本交织而成的农村社会的“公共生活”及“权力与利益结构网络”。除制度外，更多地重新审视其与非制度性的人及社会网络之间的关系，并考察区域社会管理的特点及问题。2011年3月5日，在十一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上与人大代表们见面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草案）》，比5年前的“十一五”规划纲要多了两篇：第八篇，“改善民生建立健全基本公共服务体系”；第九篇，“标本兼治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2011年5月３０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研究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问题。而中央近几年对“社会管理”的理解和阐述，特别是胡锦涛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社会管理及其创新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的重要讲话，为当前创新社会管理理论和实践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契机。

本书由前言、第一章《社会管理创新的理论语境》、第二章《社会管理创新的基本概念》、第三章《社会管理创新的基础理论》、第四章《国社会管理创新的发展现状》、第五章《社会管理创新的工作格局》、第六章《社会管理创新的目标路径》、第七章《社会管理创新的绩效评估》、第八章《社会管理创新的实践方法》、第九章《社会管理创新的政策工具》、第十章《社会管理创新的实践内容》和后记。所收各文作者以实证手法，在兼顾特殊性与普遍性的同时，依各部主题作了富有启发性的探讨，并为理解当下日中两国学术界在该领域的研究状况，就其争论要点进行了分析。

七八九《城市社会政府与NGO的合作——打工者在的（赵秀梅）“社区”NGO活动调查》各文，则针对国家管理的变化作了探讨。这些论文就1996年引进的听证制度的理念与运作间的差距所反映出的政治参与扩大的现实、政府与互

联网用户对已渗入中国社会各个角落的互联网信息安全意识的非对称性、城市社区打工者等问题，考察了居民委员会与NGO共同提供的公共服务，及其形成国家与社会共同参与的“第三域（ThirdRealm）”的可能性。（于健嵘）《SARS危机与国家和社会关

最后一章《加强执政能力与党内民主》（王长江）各文，探讨了党、国家、社会间的关系。该部分关注并论述的是，以偶发性、散发性、利用手机和互联网等从事犯罪为特点的“社会性‘泄愤’事件”及其所反映出的群体性争议事件、2003年SARS危机暴露出的国家危机管理体制的漏洞及社会管理由国家垄断向国家与社会协作的转变、基于对民主错误认识的反省而实行的符合中国国情的地方、社会民主改革的动向等。

尾章则聚焦中国共产党这一政治社会团体，探讨其面对组织能力衰减危机而建立自律秩序形成体制（morphogenesis）的步骤及可能性。

上述各文，无疑将加深我们对现代中国社会横跨党、国家、社会的多层次管理实际状态的理解。如关于工人的动向，本书认为，党和国家对工会依然拥有巨大影响，但同时也应综合考察制度外部的“信访”、罢工、游行等社会上普遍存在的动向（第Ⅰ部）。换言之，这些论文为我们呈现了中国政治社会的如下现实，即在党和国家单向统治的局限与各种社会自律性要素之间，需要通过制度性及非制度性的多个回路来实现双向性社会管理。并认为，考虑到处于管理顶端的共产党本身亦将被迫发生内在改变，故对共产党的研究需要更多地关注其与社会变化之间的关系，而非仅探究其政治领导地位和制度。

本书各文对理解上述多层次管理的结构具有重要启发意义。但仍有一些问题未曾触及。其一是，如何在整体性中定位源自地域性的多样性？“模式”是中国经常应用的概念之一，因其反映政策意向，故用作分析概念并不合适。但面对中国广袤的地理环境，的确需要以某种模式来分析其社会现象。本书所作个案研究，对地域性有明确提示，但却极少比较各地域之间的异同。当然，这不在本书研究范围内，但的确不可忽视。其二，有关城市和农村的社区建设，近年人们经常讨论国家与社会共同参与的新型“第三域”；但其规范性应作如何定位（第Ⅲ部）？“第三域”是把握中国实际状态的概念，不一定含有规范性。但观诸以前国家与社会间关系，尽管该概念源自欧美的历史经验，但的确含有如下视点，即试图通过将国家相对化的社会自律性来保护市民的生存和权力免遭国家与生俱来的暴力干涉。胡锦涛于2007年7月曾提出“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口号，据认为党和国家亦将主动进行民主改革（第Ⅳ部）；那么，“第三域”到底能否具备中国特有的新的规范性？在今后的个案研究中，这个问题应予以持续关注。

长期以来，人们对社会的内涵有不同的理解，对管理的内涵有不同的看法。因此，对社会管理的内涵就形成了不同的认识和界定。有人认为，社会与自然界相对，社会管理是对整个人类社会的管理，包括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广泛的领域和范围。有人认为，社会是与政治、经济、文化相对应的，社会管理是对人类活动的社会领域的管理。有人认为，社会是指与政府、企业相对应的非政府组织、民间组织等社会性组织，社会管理是指社会组织所进行的社会协调与管理。这些看法都有一定道理，但似乎都不尽然。

国家行政学院常务副院长魏礼群认为，在我国社会、政治体制下，社会管理是指党委和政府以及其他社会主体运用法律、法规、政策、道德、价值等社会规范体系，直接或间接地对社会领域各方面、各环节进行服务、协调、组织、监控的过程和活动。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长李培林认为，社会管理通常是指以政府为主导的包括其他社会组织和公众在内的社会管理主体在法律、法规、政策的框架内，通过各种方式对社会领域的各个环节进行组织、协调、服务、监督和控制的过程。综上所述，笔者认为，社会管理是政府和社会组织为促进社会系统协调运转，对社会系统的组成部分、社会生活的不同领域以及社会发展的各个环节进行组织、协调、监督和控制的过程。社会管理在广义上，是由社会成员组成专门机构对社会的经济、政治和文化事务进行的统筹管理。在狭义上仅指在特定条件下，由权力部门授权对不能划归已有经济、政治和文化部门管理的公共事务进行的专门管理。

社会管理的基本任务包括协调社会关系、规范社会行为、解决社会问题、化解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公正、应对社会风险、保持社会稳定，创造既有活力又有秩序的经济社会发展环境。当前经济社会形势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经济持续快速发展、政治保持总体稳定、社会问题多发凸显。社会问题多发凸显有诸多因素的影响，其中一个重要因素就是现有的社会管理体制难以适应经济社会快速而深刻的变化。这就迫切要求创新社会管理体制。

第一，社会结构的深刻变化要求创新社会管理体制。一是阶层结构的变化。原有的利益分化较小的、由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干部和知识分子组成的简单阶层结构，已经转化成利益分化较大的、由许多不同利益群体组成的复杂阶层结构。二是城乡结构的变化。三是收入分配结构的变化。衡量收入分配均等化程度的基尼系数逐步攀升，城乡、区域和社会成员之间的收入差距不断扩大，一些分配不公现象引起群众不满。四是人口结构和家庭结构的变化。等等这些都是我国社会管理面临的新任务。

第二，社会组织方式的深刻变化要求创新社会管理体制。随着经济体制的深刻变革，社会组织方式发生巨大变化。这个变化可以概括为从“单位人”到“社会人”的变化。在城市就业总人口中，“单位人”由过去占95％以上下降到现在占25％左右。在政府和分散的“社会人”之间，原有的单位管理网络在弱化，而新的社区管理网络还不够完善，导致出现社会整合的缺失。同时，基层的一些社会纠纷和社会矛盾无法解决在基层，导致上访案件增多；在一些地方，有些社会问题由于多年积累，形成民怨，很容易因意外事件造成群体性事件。因此，加强和改善社会管理，需要进行新的探索，走出一条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社会管理的新路。

社会行为规范和价值理念的变化要求创新社会管理体制。市场取向的改革促进了经济发展，显著地改善了民生，也带来社会行为规范和价值理念的变化。市场经济条件下人们的价值理念发生深刻变化，但与这种变化相适应的社会道德和诚信体系建设明显滞后；等等。要大力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更新社会管理的理念，完善与新型社会管理体制相适应的道德秩序、诚信体系和行为规范。胡锦涛总书记在中央党校的讲话中高度概括了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重大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