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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化精神的时代

特质-王德峰

中国文化精神的时代特质

信息来源：宝钢新闻中心 日期:2010-4-1 9:00:39 点击数：762

主讲人：王德峰 中国文化在历史长河中经历了并仍然在经历着精神的涅槃和自身新传统的重建。中国文化精神源自中国古代贤哲所开启的智慧境界，以“和”、“合”智慧为理论基础的儒家思想和道家哲学共同构成了中国文化精神的主干部分。在文明的进程中，中国文化不断扬弃自身的负面效应，开创自己民族精神的新维度。由集团人力资源部主办的宝钢集团总部人文智慧系列讲座第一讲，特邀复旦大学哲学学院王德峰教授在此与您对话中国传统文化的重塑之路。

王德峰，1956年10月生。复旦大学哲学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1978年9月进入复旦大学哲学系，后获哲学博士学位。主要研究方向：马克思的哲学革命的本体论视域。在这一方向上的中心课题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性与当代中国的现代化进程”。著作有《国性与民德——梁启超文选》、《文化解剖与社会批判——鲁迅文选》、《世界十大思想家》、《哲学导论》、《时代的精神状况》等。 王德峰教授学识渊博，贯通中西，被誉为“复旦哲学王子”。他对于西方哲学思想与文化研究甚深，通晓西方古典音乐、艺术哲学。对于中国传统文化更是激情倾注，浸润多年。

中国文化精神的时代特质，实际上也是我最困惑的问题。中国的文化在21世纪的今天，在全球化的时代当中，有没有生命力？有没有前景？国学的复兴是不是暂时的现象？对儒家复兴的呼吁是不是只是一时的冲动？这一系列的问题让我困惑。我不敢说我今天已经有现成的真理可以告诉大家，这些问题是我们这个民族当下正用生命实践在探索着的。我只是利用今天下午的时间介绍我这些年在这些问题上的思考。

中西文化在思想根基上的差异

由此，我们明白了两件事：第一，西方价值和中国价值不能等同；第二，今天的中国人从根本上还是中国人。

我们为什么会在今天讨论中国文化问题？我们为什么经过五四新文化运动，在向西方寻求真理一百多年之后，又重提中国文化之精神、中国儒学之勃兴？有三个基本原因：第一，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正常发展要求我们具备法制精神。但中国社会的现实告诉我们，中国是一个伦理社会，简明地讲，中国社会是个“熟人”社会。我们办成一件事情要托熟人，无论是在官场上、商场上，甚至在学界。第二，改革开放三十年，经济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是我们却从一个物质上普遍不满足的时代进入了一个精神上普遍不安宁的时代。社会各个阶层，无论是成功人士还是弱势群体，没有一个阶层有生命的幸福感，没有一个社会阶层找到了安身立命的地方。中国人对未来普遍地没有信心，尤其是越成功的阶层越没有信心。第三，倘若今天的中国人作为一个民族，它还有文化生命，它还能从旺盛的文化生命里展开自己的德性和创造性的话，那么这种文化生命的核心是什么？什么是中国价值？当然，以胡锦涛为首的党中央及时地看到了这个问题，所以号召学界，特别是社会科学界和人本学界来建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那么，我们又问：美国价值是什么？美国全体国民平时都是“个体主义”，但每到国家遇到危机的时候，全体国民就是爱国主义，是什么凝聚了全体美国人？那就是美国价值。美国价值的表达可以用一句非常简短的话，

并且这句话镌刻在美元的硬币上：In God and Liberty,We Trust！中文意思即“我们信仰上帝与自由”。就这短短的一句话表达了美国价值。那么我们能不能找到一句话来表达中国价值，让它可以凝聚全体中国人民的精神和意志？很多学者写了文章和专著，洋洋千言万语，却没有一句话能够概括。

我认为，当下中国没有核心价值，同时我们认识到西方价值不是中国价值。五四运动主张打倒“孔家店”，从西方世界请来“德先生”（民主）和“赛先生”（科学）。民主和科学都是以理性为基础，前者是社会生活当中的理性，后者是面对自然界的理性。要把以理性为基础的西方精神移植到中国来，在中国人的心中安顿下来，就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先驱的毕生努力。

五四新文化运动用西方真理来教导中国人民，这个使命完成了没有？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也要有清晰的判断。比如说我们的下一代基本上不接触中国传统文化，都是学习西方科学长大的。他们吃麦当劳、肯德基，他们消费从西方进口的商品，甚至连文化和艺术都是西方舶来品，那么我们的下一代是不是变成了西方人？我们对此要做清晰的判断。我曾经这样问过我自己，我王德峰还算不算中国人？我从1978年考入复旦大学哲学系，经历本科、硕士、博士，然后留校任教，继续研究哲学，主要学的和研究的都是西方哲学。于是我就想，我大概变成西方人了吧？因为我满脑子西方哲学的观点，我对西方哲学的某些重要流派和重要思想非常认同，比如我非常佩服康德和黑格尔。但是，在实际生活中我依然运用中国的人情来办事，所以我在本质上还是中国人。

由此，我们明白了两件事：第一，西方价值和中国价值不能等同；第二，今天的中国人从根本上还是中国人。接下来，我们就会思考中西文化精神为什么会有如此大的差别？它的根源在哪里？ 我先说明一点，我们谈到文化精神就一定要谈到思想，谈思想就不是在谈知识。各门学科提供给我们的是自然知识或社会知识。那么我们问，科学知识从哪里来？来自形成这种科学知识的那个民族最初的思想。我们要把知识和思想区分开来。举例：今天，中国的中小学生除了语文课是属于中国的文化之外，主要学习的是西方科学，数、理、化、生物都是西方的科学。西方自然科学的一个共同特征就是要求把所讨论、所研究的自然现象放到数学公式里。那么，请问自然科学这个方法和特征来自哪里？来自一种非常古老的思想。古希腊有一个非常早的哲学学派——毕达格拉斯学派。这个学派在讨论宇宙本原的问题上，得出了和其它自然哲学学派不一样的结论：宇宙的本原是“数”。数不是感官的对象，看不到，体验不到。数是我们整理外部事物的一种方法。但毕达格拉斯学派认为这种方法不仅是我们的方法，而且是世界宇宙本质的构造，数与数之间的和谐比例关系就是宇宙构造的本身。这个想法就是一种思想，西方自然科学知识是从这个思想出发才形成的。假如西方人没有数的宇宙观，就没有今天的自然科学。由中西医的区别可以看出，中国人不是先把世界量化，我们是从感觉中把握世界，所以，中国思想只能产生中医，西方古代希腊思想则产生西医这门科学。

人类在知识和社会制度的领域里不断进步。以欧洲为例，欧洲从奴隶制到封建制，从封建制到资本主义，每一次转变都在进步。今天我们科学技术知识的增长是惊人的，我们处在知识爆炸的时代，但是人类在思想的领域、在智慧的领域里却没什么进步，思想从来都是旧的，旧到什么程度——公元前五世纪。公元前五世纪左右，世界上有四个伟大的民族为人类打开了思想和智慧的境界：中华民族在先秦的时候为人类提供了儒家思想和道家思想，打开了儒家和道家境界；古希腊为人类提供了苏格拉底和柏拉图，打开了古西方哲学的境界；古代印度为人类提供了释迦摩尼，打开了佛学的境界；古代以色列为人类提供了犹太教最初的一批先知人物，打开了东方犹太思想的体系。

作为中国人是幸运的，我们是这四个民族当中的一个。但我们现在把中国古代贤哲的思想境界看得不那么重要，读几本经典书也不过是种怀旧，好像和我们中华民族的命运已经没有关系了。特别在五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