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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区域差异与门槛效应研究
作者：姜亚鹏 付雨果 姜玉梅
来源：《昆明理工大学学报·社科版》2014年第04期
摘要：出于均衡利用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之目的，文章分析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区域差异及影响该效应发挥的各类门槛因素。拓展的C-H动态面板模型GMM检验显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显著，但存在区域差异。通过拓展的Borensztein门槛模型检验显示不同省份所受到约束门槛不同。东部省份主要受产业结构、研发投入、市场结构及金融发展等门槛因素约束；中、西部省份除了受到前述约束外，还受到开放程度、基础设施及教育投入等门槛限制。文章指出，除了进一步支持吸收能力较强省份对研发资本存量较高的发达国家进行技术寻求型投资外，还应当进一步深化中、西部对外开放，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和人力资本积累，以便早日越过“门槛”，更多获益于逆向技术溢出。 关键词：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区域差异； 门槛效应；溢出效应 中图分类号：F7461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1-1254（2014）04-0042-10
技术进步是内生经济增长的重要源泉，创新能力已成为企业竞争力的核心部分。《中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二五规划纲要》指出：创新包括“原始创新、集成创新、引进消化和吸收再创新。
开放条件下企业技术进步不仅依赖于国内R&D资本，而且有赖于国外R&D资本[1]。全球研发资本的利用除了技术贸易，还包括人员流动带来的非物化技术溢出及货物贸易和资本流动带来的物化技术溢出（Keller， 2004）。进入21世纪，全球范围的技术变革促使资产寻求型对外直接投资（OFDI）重要性凸显，贸易与投资便利化为跨境资本流动提供了机遇，活跃的金融市场为跨国投资提供了便利[2]，蔓延至今的2007年全球金融危机所带来的市场整合则为企业提供了全球技术寻求的实现路径。
引进外资与对外直接投资对于中国技术进步都很重要，但后者可能更容易获得核心技术。目前，研究多关注了国际贸易和引进外资的技术溢出（赖明勇等，2002；包群等，2003；李子奈等，2004；方齐云等，2005；张二震等，2006；李小平等，2007），而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则被关注的较少，其现实基础在于中国数十年对外开放的政策重心——引进外资与出口替代。源于Hirschman（1952）三缺口模型的发展中国家“以市场换技术”政策在多大程度上能够获得发达国家的核心技术尚有待确认，这也是最近引进外资领域中关于数量与质量争论的核心。目前，争论可以确定的是即使引进外资能够吸收FDI技术溢出，也可能并非其核心技术。Kojima（1978）在其雁阵理论中已有阐述：发达国家转移给发展中国家的多为已经或即将处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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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劣势的夕阳产业，加之外来企业对技术在东道国本地化的谨慎态度，因而很难说引进外资技术含金量会很高。
采用“拿来主义”，主动出击到国际市场获取先进技术，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替代“以市场换技术”的引资行为。中国推出“走出去”战略的预期之一就是希望借助对外直接投资促进国内产业结构优化与技术提升[3]。事实上，中国正处于从“吸引外资为主对外投资为辅”向“国际双向投资”过渡阶段，中国目前已不再是Chenery等（1966）双缺口模型中所描述发展中国家既缺储蓄又缺外汇的状况。2012年末，中国城乡居民储蓄达40万亿人民币，外汇储备达32万亿美元，在储蓄与外汇缺口不甚急迫的情况下，“走出去”作为可能的技术获取途径理应被我们所重视。
一、文献综述
既有研究集中在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的存在性研究与溢出效应影响因素的探寻方面。
（一）关于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的存在性研究
1现有相关研究集中在综合利用全球研发资源方面。早在1960年，Mac Dougall就提出了引进外资的技术溢出效应，而直到20世纪80年代末才有文献提及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Alexander，1986；Harris等，1991）。这些研究强调对于知识丰富国家的直接投资可以通过技术扩散效应、演示模仿效应、产业关联效应及人员培训效应帮助母国获得技术溢出。近来国内研究结论亦一致认为，基于技术累积考虑的发展中国家企业对发达国家投资是一种学习型OFDI（冼国明，1998），是利用国外研发资本的有效形式（江小娟，2000；茹玉骢，2004），可以利用对外直接投资的单向与双向扩散效应实现国际间技术扩散（张岩贵等，2003；刘伟全，2011），但也存在不一致的观点。首创“知识资本”概念的Carr（1998）就提出活动相对独立海外子公司可能对母公司产生替代，进而影响国内技术密集度。Braconier等（2002）与Head等（2002）亦提出对高收入国家的投资会导致母国技术水平下降。 不一致的结论引发了经验分析的热情。在Feder（1983）关于贸易技术溢出检验的启发下，Kogut等（1991）较早检验了对外直接投资技术溢出的存在性，其对1976至1987年间日本企业对美国投资的观察显示：早期日本海外投资集聚于技术创新活跃地，尤其当日本企业母公司技术水平低于美国企业时，更是强调采取并购形式投资，意图获得技术溢出。其后Neven等（1993）、Serapio等（1999）、Head等（1999）、Branstetter（2000）及Driffield等（2009）亦发现跨国企业在研发密集行业的集聚。然而，不一致实证结论依然存在。Vahter等（2005）对爱沙尼亚企业的观察、Bitzer等（2009）对17个OECD国家的分析及Lee（2006）对16个OECD国家的研究都强调：没有证据支持OFDI对母国生产效率产生帮助。
[JP2]值得注意的是，尽管Kogut等（1991）在国际技术溢出方面做出了开创性贡献，但其模型未考虑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的物理基础——国外研发资本的影响。最先引入国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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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D研发资源因素的是Coe和Helpman（1995）（以下记为C-H模型），其关于德国等22个国家1971至1990年间数据的观察发现，对R&D密集国家的投资以0072的弹性显著提高了母国生产率。其后学者运用C-H模型亦得到类似结论。
以上检验结论虽然存在差异，但基本上都强调针对发达国家的OFDI可能对母国产生逆向技术溢出，并勾画出“技术寻求型对外直接投资——子公司企业技术提升——母公司技术进步——母国技术进步”的可能路径。
2国内研究。实证方面，国内研究多关注了OFDI对全要素生产率（TFP）的影响，强调资本输出通过减少研发成本、母子公司互动及技术转移等途径帮助提升母国TFP（赵伟等，2006；邹玉娟等，2008；邹明，2008；谢申祥，2009；阚大学，2010）。但亦有人提出两者不存在显著关系（王英等，2008；白洁，2009）。
无论结论是否一致，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都为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动因提供了一个新解释。为突破技术约束，企业在获取技术溢出预期下，愿意通过资本输出接近国外R&D资源密集区，利用当地研发资源提升企业技术。
[HTK]（二）影响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的因素：吸收能力与门槛效应
目前，文献多关注了贸易和引进外资技术溢出的影响因素，而关于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影响因素的研究尚属较少。仅现的规范研究多强调对外直接投资是受到东道国和母国诸多因素影响的引致溢出，东道国经济达到一定水平后才能有效吸收外来技术（Xu，2000；Coe等，2008），Borenztein（1998）称之为“门槛效应”。这一吸收能力是长期积累形成的（Cohen等，1990），该能力受研发层次与人力资本累积的影响。Borensztein（1998）强调，人力资本决定了吸收能力的绝对值，它不仅作为投入要素进入方程，还促进企业对外来新技术的吸收、学习与模仿。Lane等（1998）在Borensztein（1998）模型中引入了技术差距后发现，面对不同技术差距的外来技术，接收方技术吸收效果不同。
实证研究集中在门槛效应种类上。Potterie和Lichtenberg（2001）Guellec等（2001）及Keller（2001）等对工业化国家样本观察发现，OFDI逆向技术溢出效应与母国国内研发投入呈正相关。汪斌（2007）对1991至2006年中国省际数据的GMM检验显示，OFDI与专利申请量显著正相关。刘明霞等（2009）的研究亦发现吸收能力差异是带来中国OFDI对国内TFP影响区域差异的重要因素[4]。阚大学（2010）基于广义矩估计的研究发现人力资本是决定中国东部吸收OFDI逆向技术溢出的关键，开放程度和金融发展水平则是决定中西部吸收能力的关键。同期的李梅（2010）、欧阳艳艳（2010）亦得出类似结论。但Herzer（2010）对1980至2005年33个发展中国家的观察却发现，OFDI逆向技术溢出与母国人力资本、金融发展和贸易开放度无显著关联，甚至与母国劳动力市场监管负相关[5]。周春应（2009）发现R&D经费投入、金融发展和经济发展水平等未起到促进作用[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