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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古史关于宋史的教学策略

作者：卞姗姗

来源：《历史教学·中学版》2012年第07期

[关键词]转型，商业革命，理学，教学策略

[中图分类号]G63[文献标识码]B[文章编号]0457—6241(2012)13—0014—06

宋代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重要的转型时期，这种转型体现在宋朝社会的方方面面，其影响直接渗透到近现代社会。王国维认为：“天水一朝人智之活动与文化之多方面，前之汉唐，后之元明，皆所不逮也。”陈寅恪也曾指出：“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后渐衰微，终必复振。”这些评价足以证明宋代在中古史的地位。反观中学历史课标，对中古史的要求大都是宽泛的整体概念，如“列举从汉至元政治制度演变的史实，说明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的特点”。“列举古代中国手工业发展的基本史实，认识古代中国手工业发展的特征”。“概述古代中国商业发展的概貌”，等等，对应课标，教材便将各朝代史实一一罗列。这样虽然可以让学生了解某一方面历史发展的全貌，但却无法突出历史的主干及横向联系。学生受传统思维的影响，往往会关注比较熟悉的统一王朝如秦汉、隋唐和明清，而忽略了“积贫积弱”的宋朝，殊不知宋朝在中古史的转型地位之重绝不亚于任何一个时期，因此笔者认为，中学历史教师在教学中有必要改变教学策略，抓住“转型”这一特征，加深学生对宋史的理解。 宋史专家邓广铭认为：“两宋期内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所达到的高度，在中国整个封建社会历史时期之内，可以说是空前绝后的。”实际上，两宋时期，除了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它的政治文明也出现了重大的转型，如宋代官僚政治体制内的改革，贵族政治的残余荡然无存，特别是科举完全向庶民开放、再无门第限制等等，但由于高中历史课程标准对宋代的政治文明并无明确要求，因此，本文将着重探讨宋代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教学策略。 (一)物质文明

关于宋代的物质文明成果，教材的陈述主要分散在必修二第一单元各课中。传统的观念使人们一提宋代就会想起“积贫积弱”，实际上，宋代弱却并不贫，即使贫，也仅仅是指其中央政府在一定时期内的财政困难，整体上宋代经济发展的程度是高于唐朝的，某些领域甚至出现了质的飞跃。

宋代经济的转型主要呈现在商业方面，这是教材描述比较多的部分，也是教学中教师应该强调的部分。斯塔夫里阿诺斯认为：“除文化上的成就外，宋朝时期值得注意的是，发生了一场对整个欧亚大陆有重大意义的商业革命。”费正清在他的《中国：传统与变革》中也把宋代经济的发展称为“商业革命”，显然，宋代经济转型地位的确立主要归功于商业的高度发达。以商业城市为人口，唐都长安的平面图是一个棋盘式的结构，经营商业的地区“坊”是一个封闭的区域，而再看北宋都城开封的平面图，学生很自然就会发现，这种封闭性的结构被打破了，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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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活动从封闭的“坊”中走了出来，扩散到大街小巷，酒楼、茶坊、食店、瓦肆交相辉映，早市、夜市昼夜相接，呈现出繁华的商业气息和市井色彩，“御街一直南去，过州桥，两边皆居民。街东车家炭，张家酒店，次则王楼山洞梅花包子、李家香铺、曹婆婆肉饼、李四分茶。至朱雀门街西过桥，谓之曲院街，街南遇仙正店，前有楼子，后有台，都人谓之‘台上’。街北薛家分茶、羊饭、熟羊肉铺。向西去皆妓女馆舍，都人谓之‘院街’。余皆羹店、分茶、酒店、香药铺、居民”。宋人孟元老的这段描述形象地展现了当时开封浓厚的商业气息，而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更是用写实的手法向世人直观地展现了宋都一派繁华的景象。凡此种种都表明，宋代的商品经济已进入一个全新的阶段。在如此发达的商业经济面前，金属货币已不能满足需要，由此出现了世界上最早的纸币——交子。宋仁宗时，政府正式发行，至南宋时，纸币已成为主要流通的货币。纸币的发行对商业的发展有重大意义，有学者将纸币的产生称为“金融革命”。至南宋以后，商品经济的发展较之北宋有过之而无不及，南宋都城杭州的繁华使马可·波罗惊讶得瞠目结舌。

宋代商品经济的日渐兴盛必然会引发政府经济政策转变以及社会经济运行模式变动。笔者认为，高考并不会简单地只关注历史现象本身，更多的还是关注历史规律的发展，因此，对于宋代物质文明的转型，教师应站在更高的角度帮助学生加强理解。

宋代经济政策的转变首先体现在商税政策上。自汉武帝以来，封建国家大都直接经营商业，通过均输、平准等手段独占商利，因此，在宋朝以前，政府是不需要完备的商税制度的。但宋代以后，由于商品经济的高度发达，政府直接经营或完全排斥私商已不可行，而任其发展又会与国争利，因此，宋代制定系统的商税制度，将商人吸纳到国家的专卖领域，实行间接专卖，通过税收手段来建立国家与私商新的分利机制。商税的多样化使国家获利丰厚，学者陈长华曾统计：“庆历时，北宋一年的商税收入为1975万余缗，酒课为1710万余缗，盐课为715万余缗。”可见，商税收入已成为政府的重要财源。社会利益的分配呈现出多元化的格局，在这样的社会氛围下，商人的地位逐步提升，工商业者亦成为国家之本，民营手工业也相应得到持续发展，在制瓷、纺织等领域占据重要地位，至明朝中叶以后，终于超过官营占据全社会的主导地位。

除商税制度外，宋朝还完全废除了长期以来实行的坊市制度。交易活动的时间和地点都不再受官府的直接监督。经济生活开放了，城市也不再只承担政治职能，开始更多地体现经济文化色彩。西方学者把临安看做是中国13世纪都市革命的标志，正是因为I临安具备浓厚的商业气息。城市经济的发展，又使得市民阶层兴起，文学领域的平民化、世俗化趋势日益明显，民众的生活习俗和思想观念都在发生着新的变化。

制度的变化又会为经济发展带来新的运行机制，在宋代最主要的表现即是国家在经济活动中逐渐承担起管理者而非经营者的角色，经济活动的许多领域包括盐、铁、茶等国家专卖的行当都开始让与民间，经济的、市场的手段被更多地采用，如前文所述的商税制度、民营手工业的发展和市坊制度的废除都是最好的体现。当然，对于封建政府而言，管理者的角色定位必然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其间会有所反复，如王安石变法时又出现了商业官营政策，但就总的发展趋势来看，南宋以后再未出现完全的商业官营局面，而是逐渐呈现为官商一体、官商分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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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社会经济结构呈现多元化的同时，另一个重要的影响即社会观念的变化，贵贱观念逐渐被淡化，这一点为宋代的官僚政治注入新的因素，典型地表现在科举取士的改变上。 科举制自隋唐创建以来，虽然比以往的选官方式都更强调考试的作用，但才学取代门第并非在短时间内能够完全实行，门第也不会因为王朝更替而自动退出历史舞台。因此，才学在唐代虽受到重视，但门第的影响依旧根深蒂固。但是到宋代，这一现象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经过唐末五代的激烈社会变动，贵族政治彻底崩溃了，同时商品经济的发展，特别是江南经济的高度繁荣，使得世族制下凝固的社会结构松动，社会流动日益活跃，“新型精英站在开新风气之前沿，文化传承者身份下移，知识传布面扩展”，科举的标准开始只论文章不论门第，下层士大夫得以进入政治舞台，甚至一向受到歧视的商人及其子弟也获得了科考入仕的机会，在此基础上，宋代复合型的官僚群体最终得以形成。

官僚形态的变化又直接影响到政治体制的变革。最早提出唐宋变革论的日本学者内藤湖南曾明确提出：“中国社会的政治形态由贵族政治向君主独裁政治的变革是唐宋变革中的核心。”宋代以后，各级政府都由官僚而非贵族负责运转，中央与地方在各方面具体政务的运作中走向一体化，皇帝在不断强化最高决策权的同时，逐渐走向处理国家政务的前台，宰相逐渐纳入到政务裁决和执行部门的体系之中，宰相与君主的联系更多的是作为“参总庶务”的政务官而不是“坐而论道”的咨询者，这种基本格局直到20世纪前期也未改变。基于如此重大变革，德国汉学家库恩甚至论断，宋朝是中国中世纪的结束和近代的开始。 (二)精神文明

两宋精神文明的成果主要分布在必修三第一单元的《宋明理学》和第三单元《古代中国的科学技术与文学艺术》中。邓小南教授曾说：“宋代新儒家的觉醒，学术思想的活跃创新，士人对于道德理性的不懈追求，艺术情趣与品位风尚的转移，先进科学技术的广泛应用和传播，民众生活习俗的变化……凡此种种，无不展现出鲜明的时代特色。”可以说，宋代在精神文明上的巨大而深远影响绝不亚于物质文明。

就思想学术而言，宋学中最重要的部分即为理学。教材中对理学定义为“融合佛道思想，形成以理为核心的新儒学体系。”这样的概念表述本身就是模糊的，什么是佛道思想?什么是理为核心?这些概念的前因后果，如要在中学课堂上用一节课的时间讲懂讲透是非常困难的，更何况课标中对这节课的要求还有“陆王心学”，因此，很多中学教师都将“宋明理学”戏称为“送命理学”。笔者认为，理学思想深奥，中学教学中完全没有必要过多地引导学生深掘它的内涵，能够让学生识记理学家的主要观点即可，但从整个单元主流思想演变的角度考虑，教师更应该关注理学的地位及其对后世的重大影响。

实际上，宋学作为中国古代学术思想的又一高峰，其流派纷呈、大师辈出的局面为先秦百家争鸣以来所罕见，教材给理学下的定义为新儒学实际是不确切的，史学界大都认为新儒学萌芽于唐后期而盛于北宋建国后，其特点是探索经义和经世致用。新儒学产生后，王安石新学一直占主要地位，理学在南宋高宗后才获得政府的支持，至理宗后才成为占据主导地位的官方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