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发布更新时间 : 2024/10/11 2:21:46星期一 下面是文章的全部内容请认真阅读。

公司登记中的政府角色(1)论文

关键词: 公司登记/好政府/登记审查制度 内容提要: 政府应当在公司登记中扮演何种角色，是为民作主的全能政府，还是有所为有所不为的有限政府，抑或是无为而治的放任政府？我国长期的公司登记实践已经证明，由政府通过行政权力对公司登记进行实质审查并没有使公司登记资料的真实性更加令人信服，在公司登记领域奉行全能政府的“好政府”哲学并不可能真正实现“好政府”的愿望，而以满足市场经济要求、为市场提供信息服务的有限政府可能更加符合市场经济对“好政府”的诉求。当下我国已经转变政府行政理念，在公司登记中实行形式审查原则，这是公司登记领域中“好政府”哲学思想的转变，但是，这种哲学思想在当前需要更多的制度安排才能得以真正实现。 人类社会经历了农业社会、工业社会、商业社会以及现在所谓的信息社会等，其形态可谓多样，其历史可谓漫长，但无一例外，政府始终伴随其中；其作用有大小，其影响有好坏，但没有人能够摆脱，用约瑟夫E施蒂格利兹的话来说，就是“从摇篮到坟墓，我们的生活无不受政府活动的影响。”（）但是，什么样的政府是好政府，人类需要什么样的政府，这是自从有国家或政府以来，就被学者们孜孜以求、不断探索的事情。“尽管每个人可能都希望政府以某种方式采取行动，但在政府应该干些什么的问题上，几乎是有多少不同的人，就有多少种看法。”（P 63）“好政府”既是一种理论，也是一种实践，在人类发展的历史上，确实有成绩显著的政府，但并不是所有的政府都成绩显著。在体现政府权力运用的公司登记领域，什么样的政府是好政府，换句话说，对于彰显公司登记价值的公司登记信息的真实性，政府应当充当什么样的角色，这是一个非常值得思考的问题。 一、“好政府”哲学理论溯源 从历史的角度看，无论是理论上还是实践上，无论是政治学还是经济学，政府的“好”与“坏”大多从政府与市场关系的角度来谈论和评价，政府的经济职能超越了其政治职能而被给予了更多的关注，政府经济职能成为了西方政府理论的一个核心问题，因此，谈论政府的好与坏大都从政府对经济的影响角度来进行。 （一）管得最少的政府是最好的政府 “管得少的政府”也被称为“消极意义上的政府”、“守夜人”、“放任政府”、“最低限度国家”，主张除了承担保护性职能外，将政府对市场的干预降低到最低限度甚至不干预市场，任由经济自由发展、自由竞争和自我调节。这种观点，经典代表是以亚当·斯密为代表的古典自由主义。在亚当·斯密看来，市场机制似乎是无所不能的。亚

当·斯密的思想被以后的很多经济学家所继承并发扬，如法国经济学家萨伊著名的《政治经济学概论》忠实地继承了亚当·斯密的经济学思想传统，他认为，在市场经济运行过程中，政府干预弊害无穷，而让经济行为主体循着自己的意愿尽其所能，任其所为，个人和国家都会得利。他得出的结论是：“干涉本身就是坏事。”（P. 156、199）另一位古典时期的西方经济学家约翰·穆勒也持同样观点：“尽管政府消息灵通，资金雄厚，能在市场上雇用到最有才干的人，但所有这些却不足以抵销它的一个巨大弱点，即它不那么关心经营的结果。”（） 与古典经济自由主义主张一脉相承的是政治哲学领域的古典自由主义，近代的一些自由主义思想的代表人物，如洛克、卢梭、孟德斯鸠等人，在对政府的起源和架构进行探究时，得出的结论是：政府的存在是必要的，但同时限制政府的权力也是正当的。早在300多年前，洛克在他的《政府论》中就提出，政府的任务主要是保护个人自由和财产，除此之外，它可以“大撒把”，什么都不要管。在古典自由主义者眼中，政府的存在既是必要的，又是危险的，是一种“必需的恶”。英国早期自由主义思想家霍布斯用“利维坦”来比喻强有力的国家和政府，因为基于人趋利避害本性，政府可能“异化”成为对个人自由最大的潜在威胁，成为凯觎个人自由的“利维坦”，所以霍布斯提出了那句非常著名的口号：“国家是一种必要的恶。”托马斯·潘恩在《常识》中也提出：“政府在最好的情况下也只是必要的恶，而在最坏的情况下他完全不可忍受。” 经济领域中的古典自由主义排斥政府对经济的干预，目的在于保障经济自由发展，理论根基在于参与市场活动的主体具有独立的理性和自我判断能力，能够在追求自我利益最大化的过程中实现社会利益最大化；政治哲学领域的古典自由主义重点在于限制政府权力，目的在于防止政府权力滥用以损害个人自由，其哲学基础仍然是人性中趋利避害的本能所决定的“一切有权力的人都会滥用权力”的判断。所以，“管得少的政府是最好的政府”是自由资本主义时期经济领域和政治领域共同的追求，即便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管得少的政府是最好的政府”的主张也仍然不绝于耳。 （二）全面干预的政府是最好的政府 “全面干预的政府”也称为“无限政府”、“全能政府”，就是政府对社会生活进行全面干预，可以不受限制地渗入并控制社会的全部领域和各个层面，以政府的行政手段替代市场机制。 1929-1933年世界性经济大危机，使自由经济体制暴露出致命的缺陷，政府全面干预经济的理论应运而生，政府的理念也由“管得少的政府是最好的政府”转向“全面干预的政府是最好的政府”，最具代表性的理论是凯恩斯学说。1936年凯恩斯发表了《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对古典经济学进行了深入的批判，指出“市场失灵”的必然性以及“政府干预”的必要性，在经济学说史上称为“凯恩斯革命”。凯恩斯提出政府应采取积极措施来加以弥补市场不足，希望以“看

得见的手”弥补“看不见的手”的不足。凯恩斯的思想至少在20世纪30、40年代之后的二十多年的时间内主宰了西方经济的发展。 除凯恩斯的经济理论主张国家干预以外，政治学家对于国家干预主义的政府职能理论的研究也不逊色，早在19世纪晚期，以格林、霍布豪斯为代表的英国思想家就已经开始研究政府干预社会生活的必要性，其研究的结果是，在涉及公共利益的问题上国家进行干预并不会影响个人自由，因为这种干预能够为每个公民的自由发展提供更多的社会条件和更有利的社会环境。在凯恩斯经济理论占上风时期，政治上国家主义逐渐抬头，国家主义的核心观点是，“一个强大的有力的政府是政治现代化的特征，同时又是经济现代化的必然结果”。（） “全能政府”在哲学思想上体现出了一种“国家至上”的观念，是对政府理性过度崇拜在现实生活中的反应。19世纪初期，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高度发展，各种社会矛盾及经济问题不断出现，市场万能的神话遇到了空前的挑战，它无法有效地提供公共物品，无法解决经济生活中普遍存在的外部性，无法摆脱日益强大的垄断，无法有效解决宏观经济波动等问题，于是人们寄希望于政府，希望政府以其“有形之手”解决问题，认为强大的政府经济职能是解救“市场失灵”的有效手段。在全能政府的理念的指导下，西方各国从经济危机困境中摆脱出来，之后的20世纪50~70年代成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繁荣的“黄金时代”。所以，这一时期的好政府哲学是“全能政府是最好的政府”。 （三）管得适当的政府是最好的政府 正当人们陶醉于全能政府所造就的福利社会和现代文明、大肆吹捧“政府干预”时，全能政府固有的弊端逐渐暴露出来。20世纪70年代起，资本主义世界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滞胀”，人们对于凯恩斯理论以及其他的国家干预学说产生了怀疑，凯恩斯只是从经济学的角度论证了政府干预的必要性，却没有分析政府干预经济的可行性以及可能产生的负面效果。“政府制造的问题比它解决的问题更多”，反对政府干预的呼声越来越高，“政府失灵”的概念就如同当初“市场失灵”的概念一样开始成为西方经济学、政治学教义的主要内容。沉寂多时的经济自由主义死灰复燃，此时的经济自由主义被称为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注：20世纪以后，相对于古典自由主义的当代自由主义实际上包括两个派别：新占典自由主义和新白由主义。新古典自由主义竭力限制政府职能，力图把政府职能降低到最小、最弱的程度，他们的目的就是使政府回到亚当?斯密式的政府那里去，代表人物主要有：哈耶克、诺齐克，诺齐克提出了最好的国家是“最弱意义的国家”；新自由主义则是在自由主义传统范围内使政府职能最大化、最强化，代表人物主要有是弗里德曼。）它并不意味着仅仅要求政府不干什么，而是要求政府应该干什么。国家并不是一个束手束脚的旁观者，而是一个创立和维护有效竞争制度的积极参与者，并创造条件使竞争尽可能有效。政府应提供那些对社会有益、但由私人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