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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海本田工资集体协商案始末
作者：刘建华
来源：《小康》2011年第08期
南海本田罢工事件历时19天，由“防卫性”向“争取性”转变，成为工资集体协商成功的第一例，经过一年多拉锯式的谈判协商，工会重新领导了劳资谈判的方向，使之成为广东处理工业集体行动类劳动纠纷的新模式
611元，这是南海本田数百员工与资方持续协商一年后的战果。
相对工人们最初提出“增加工资800元”的要求而言，这不是最好的答案，但却是双方在拉锯式谈判中达成最大共识的现实结果。对劳资双方来说，这无疑是一个巨大的进步。 6月25日，广东省创先争优党工共建暨南海本田工资集体协商会在佛山举行，政府、工会、厂商及工人代表进行了最后一次协商，南海本田资方“一锤定音”：为一线工人每月增加611元工资收入，比原先工资1921元增加了32%。
广东省总工会巡视员孔祥鸿说，南海本田罢工事件历时19天，是建国以来影响最大的一次罢工事件，但却是由“防卫性罢工”向“争取性罢工”的变身，造就了工资集体协商成功的第一例。
突发性“罢工”引发的连环事件
南海本田罢工事件事发偶然，却由来有之。
湖南人谭国成在南海本田工作三年之久，但是工资一直很低，最多的一次调资只增加了48元。他在2010年4月份递交了辞职报告，在决定离开这个没有前途的职业时，谭国成决定做一件事情，为其他工友们争取利益。
工友陈诚告诉《小康》记者，去年5月17日，谭国成像往常一样坐着公司的大巴吃完早餐来到车间，还没有开工就带领工人们罢工，罢工的消息以短信的方式在各个车间的工友中迅速传播开，一些生产线上的工人也放下了手头的活儿。由于工厂采取流水线作业，任何一个环节停工，将导致整个生产停顿。由于组装科停工，整条流水线陷入停顿。此时，大部分工人被动地卷入停工，但大多数工人仍坐在流水线旁。
罢工持续到中午，管理方透过翻译，向大家承诺，在5月21日将给员工满意答复。当天下午3点多，当午班工人到厂时，停顿4个钟头的流水线又重新忙碌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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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春节后进入南海本田的陈诚，工资扣除“三险一金”后，只有1100元左右，除掉抽烟、手机费等日常开支之后，每个月所剩无几。与他们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日方工作人员的收入，“差异大到几乎是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陈诚说，首先是人事安排方面的不公平，科长及以上级别管理人员均为日方人员，中方大部分都是一线工人，而日方部长级的管理人员，每月收入可达10万元人民币以上。日方经常会派支援者过来南海厂，支援者吃住行全包，每天还有300多美金的补助，相当于普通工人两个月工资。
接下来的5月20、21日，劳资双方展开了两次谈判。组装、铸造、齿轮、铝加工、轴物等5个科每科选出了两名工人代表以及各班班长，管理方的谈判人员则包括了总经理在内的四名高管，企业工会人员也悉数到场。
工人的谈判目标清晰而简洁：工资提高800元，全部加入基本工资，未来工资年度增幅不低于15%。
对于工人们的加薪要求，管理方认为是几乎没有可能实现的事情，首次协商搁浅。5月21日，南海本田公布了加薪方案，工厂所有正式员工加薪55元，实习生暂不加薪。但该加薪方案令所有工人再次感到不满，并被认为是资方无诚意加薪，敷衍了事。
次日中午11点，罢工队伍扩大到300多人，密密麻麻地站在公司的篮球场上。此时，工厂的广播突然响起，宣布公司解除谭国成和另一位罢工者的劳动合同，也就是“开除”。当天他俩便收到了通知书：“鉴于你有参与集体惰工……行为，以及无正当理由不服从公司命令的行为，违反了公司就业规则，现根据公司就业规则73条之规定予以辞退。” 这一强行辞退的“施压”，反而激起了工人们同仇敌忾的行动。
从5月23日起，为了防止日方拍照报复，罢工者开始穿上统一的白色工作服和戴着口罩聚集。次日，工人们收到由资方发放的“绝不领导、参与怠工、停工等活动……”的承诺书，但大多数人对此不屑一顾，为回应厂方发放的《承诺书》，工人代表当天草拟了6点包括加薪的工人要求。此外，还特别提出，要重整工会，重新选举工会主席各相关工作人员。
“南海本田罢工事件与以往的罢工事件性质完全不一样，过去大部分都是‘防卫性罢工，而此次则为‘争取性罢工’。”孔祥鸿在接受《小康》记者采访时说，防卫性罢工是要把失去的要回来，争取性罢工是想得到更多的应得利益，是一种新型维权。
这一事件迅速引发媒体关注，南海本田罢工事件也被认为是中国劳资关系转型过程中的标志性事件。
工会从“被抛弃”到“回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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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次劳资博弈的事件中，南海本田的工会角色显得特别尴尬。
事实上，工人们曾多次向厂方及工会反映增加工资的要求，但都没有得到认可，南海区政府的一位工作人员在接受《小康》记者的采访时表示，本田是日资企业，政府不便于干涉。而工会则认为，这是劳资纠纷，工会最多只能提供一个协商平台，无权左右工人工资的升或降。 由于种种原因，在劳资矛盾冲突中，工会要么袖手旁观，较少作为，要么反而站在企业一边。在很多工人看来，工会仅仅是收收会费，传递一下企业及上级指示而已，“维稳”作用远远大于“维权”的作用。
2010年6月4日，劳资双方进行了第一次工资协商，“工会完全被职工抛弃了”，孔祥鸿直言。当天下午3时许，30个在工人之间自发产生的协商代表与资方5名代表面对面，坐在同一张桌子上首次协商工人的待遇问题。
资方提出了新的工资调整方案，在基本工资增加200元，补贴增加166元的基础上再增加特别奖金134元。该特别奖金以12个月计，在春节前一次性发放。职工代表对新方案提出两点意见：一是希望特别奖金分两次发放，国庆前发放10个月的特别奖金，次年春节前发放剩余的2个月特别奖金。对于中途离职的，按实际工作时间折算（即具体计算至工作日）。二是原以2个月工资为标准的年终奖金的发放，不受以上特别奖金影响，仍按原方案执行。 资方当即同意职工的要求。但职工方再次要求，把补贴增加166元中的100元，放到基本工资里面，即基本工资300元、补贴66元。资方代表要求休会进行讨论。经讨论后，资方代表同意了职工的要求。
但这时候，由于30名职工代表缺乏共识，难以用一个声音说话，部分职工代表不认可资方的方案，有的甚至认为不接受增加工资800元的要求就拒绝复工。由于职工代表意见不统一，协商被迫中止，等待职工方代表形成统一意见。
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何高潮教授认为，南海本田的工会在罢工事件前基本上处于少有作为的状况。停工发生后，由于得不到工人们的信任，企业工会基本上处于瘫痪的状态。在巨大的经济和社会政治压力下，市、区、镇党委和行政领导不得不积极介入，与工人对话和组织集体谈判。由于缺少工会这样的组织环节，工人处于无组织状态。同时，工人对工会和政府都处于不信任状态，这就使得组织集体谈判极为困难。 这也是为什么南海本田停工和谈判延续了19天的重要原因之一。
此后，官方的引导显得相当重要，中国人民大学常凯教授、广汽集团总经理曾庆洪以全国人大代表的身份对职工代表做开导和指引工作，决定以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决定是否接受资方的方案。随后，职工代表进行“站队式”投票，30名代表中25人同意接受资方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