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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围人情关系 浅谈重要岗位反腐倡廉建设
作者:戴淳淳
来源:《城市建设理论研究》2013年第03期
【摘要】中国式人情社会的背景下,扭曲的人情关系成为行贿受贿的合理外衣。针对当前全面推进“两个转变”的实践过程中,重要岗位呈现的新廉政风险,从加强道德修养、完善制度漏洞和推行腐败“零容忍”,对规避人情关系带来的弊端能起到有效作用。 【关键字】人情关系 重要岗位 反腐倡廉
中图分类号:B82-0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正 文】
近日收到朋友结婚的请柬,欣喜之余不免一丝感慨:物价飞涨,人情翻倍。姑且不论囊中羞涩,旨在陈述一种社会现象。放眼温州,在这样一个典型的“熟人社会”,人情关系是再正常不过的一种人际交往关系,人们靠人情这个链条凝结在一起,所有的人情成本和收益都在这条链中化解。但是把人情变成一种功利化的债务,与腐败搭上千丝万缕的关系,成为某些人索贿受贿的载体,则构成了社会的一种病态。在新时期,针对重要岗位的反腐倡廉建设,既要正视人情关系这一中国式的社会背景对制度执行的影响,又要研究人情社会腐败的预防机制,并尝试破解这一难题。
一、人情关系对制度执行的影响
(一)中西方社会关系的差异。西方社会崇尚“团体格局” ①, 常常由若干人组成一个个的团体。团体界限清楚,谁是团体里的人,谁是团体外的人,分得清楚。在团体里的人是一伙,对于团体的关系是相同的,如果同一团体中有组别或等级的分别,那也是先规定的,体现是平等观念和宪法观念。区别于西方社会的“团体关系”,中国式“人情关系”就有所区别。费孝通在《乡土中国》里描述中国社会关系,提出差序格局,“好象把一块石头丢在水面上所发生的一圈圈推出去的波纹。每个人都是他社会影响所推出去的圈子的中心。”他认为,从“己”到“天下”一圈一圈推出去这种社会结构,推论到人际关系,人和人往来所构成的网络的纲纪,是一种有差等的次序。
人际关系有一种群体性和连结性,强调“有来无往非礼也”,形成人情关系。根据差序格局描述的中国式人际关系,其人情关系也有差等次序。一是血缘型人情关系。主要指血缘亲情,一般指“家人圈”,是最原始的生存关系,延续种族的发展需要。二是社会型人情关系。主要指个人在家庭之外的,是个人的社会背景性造就的,与社会得以紧密联系的关系,即“熟人圈”、“关系网”。三是功利型人情关系。即“生人圈”,交往的目的主要是按“比较利益”的原则,或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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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或金钱,获取自己所需。功利型人情关系其实没有多少情在内,是一种较为表面化、工具化的关系。
(二)中国式“人情关系”对制度执行的影响。差序格局的人情网络奉行不同的行为准则,而网络本身的边界定义存在极大的伸缩性。例如,对待“家人圈”,由于血浓于水,人们愿意无偿付出,不求回报;对待“熟人圈”,遵循人情规则,即人与人的关系在无限的“亏欠”和“偿还”中加深和延续②,每个人心中都有一本人情账;对待“生人圈”采取利益对等,讲究公平交换。现实生活中,以“己”为中心的每个圈的边界又极富弹性。“不是亲人、胜似亲人”的哥们兄弟可以被视作“自家人”,而陌生人也可能因“一回生、两回熟”被“己”所用。举个例子:“不少痛骂贪污的朋友,遇到他的父亲贪污时,不但不骂,而且代他讳隐。更甚的,他还可以向父亲要贪污得来的钱,同时骂别人贪污。等到自己贪污时,还可以?能干?两字来自解③。”在制度执行过程中,在执法时,看对象和自己的关系决定惩罚标准,公平公正让位于人情世故;在分配时,有限的资源到底给谁,取决于资源拥有者内心的人情亲疏远近,自己被“影响力交易”④,尽可能地给予“熟人”更多的关照和机会,“世情看冷暖,人面逐高低”,客观事实被自私自利蒙蔽。 “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讲情重义本是人性之美,但一些人为要求得他人给予的好处如利益、工作等,有意识、有目的的通过金钱等方式,希望挤进最里层的圈子,以建立人情关系,进行感情投资,以达到影响制度执行的目的。专注于趋炎附势的利益交换,交往的功利价值已大于交往的精神或心理价值,打着人情的幌子行贿赂之实,人情变味成了一种债务,“人情礼金”成了某些行贿受贿的重要手段,“人情关系”为腐败披上合理的外衣。 二、人情关系下重要岗位制度的现状
在当前电力系统全面推进“两个转变”的实践过程中,新形势下,重要岗位呈现新的廉政风险,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迎来新变化、新要求。特别是推进“三集五大”等集约化管理等工作带来的利益格局的调整,新旧管理模式更替,新的秩序重建必然要求不断探索实践中的制度规范建立要跟上转型的步伐,在这样的背景下,制度规范空间过大的“灰色地带”,某些重要岗位权力过于集中,难以被有效监督。制度漏洞的存在,为腐败的产生和蔓延提供了条件。 另外,企业领导干部和重要部门工作人员,掌管人财物分配处置权和审核把关权。他们在中国式人情社会中,也同样被人情关系的“潜规则”着,栓在人情的链条中不得脱离,支配着其思维和行为模式。当过于集中的权力遭遇差序格局中的“人情规则”,则出现了中国社会的反腐现状:即一方面,我们在推进惩防体系建设、深化对反腐倡廉规律的认识方面积累了新经验,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取得了新成效,但必须同时清醒地看到,反腐败斗争形势依然严峻、任务依然艰巨;另一方面,“只是不为官,为官都一样”,不当官的人痛恨腐败,而一旦有机会和可能拥有一丁点权力,就会效仿腐败,“走后门”、“提篮子”,充当行贿者角色,助长腐败之风。
三、突围人情关系,试谈重要岗位的反腐倡廉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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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锦涛同志在中纪委十七届六次全会上指出,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要贯彻落实以人为本、执政为民的理念,抓住和用好我国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有效应对各种风险和挑战,完成“十二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⑤。基于上述认识,针对重要岗位深入持久地开展反腐倡廉工作,规避人情社会带来的弊端,笔者认为,可以作以下三个方面尝试。 一是抓道德修养,促使人情关系“正常化”。
纵观中国式的腐败,有其深厚的道德基础,始终无法与“人情”脱得了干系,“兄弟情谊”“仗义”成为少数落马贪官的借口。所以,规避人情关系的影响,要从抓道德修养入手,敦促干部克己修身,只有不断强化其自身的责任感和道义感,才能不为人情换取公权、“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牢筑拒腐防变的道德防线,促使扭曲的人情关系“归位”。2009年山东省最高人民法院对每名干警提出的“五个严禁”规定,刚性设置岗位道德底线,在人情案、关系案、金钱案之间架起“高压线”,为法官抵御“说情风”筑起“挡箭牌”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二是抓制度漏洞,加强管理“精细化”。
温家宝同志在2010年3月份国务院第三次廉政工作会议上指出:“产生腐败问题的深层次原因,是权力过于集中又得不到有效约束,关键是有些制度不够完善,有些制度落实得不好。加强反腐倡廉建设,健全制度很重要。”规避人情关系的影响,要从抓制度漏洞入手,不断精细化管理流程,完善规范化制度,逐步地减少制度边界上“灰色地带”,压缩制度执行的自由裁量权的空间。特别是牵涉人财物等利益密集的领域,要找准廉政风险点,最大限度地减少权钱交易的机会和漏洞,确保制度执行的公平公正。形成用制度规范从业行为、按制度办事、靠制度管人的有效机制,以提高党风廉政建设制度的执行力。 三是对腐败“零容忍”,倡导反腐“全民化”。
有些人一方面痛恨腐败,另一方面却在就业、调动工作、孩子上学等问题上求人办事,请客送礼为自己解决实际问题。这些细节若称其为腐败,可能不够直面、不够典型,那暂且称其为“非典型性腐败”。它让“名实”分离的人情作了行贿受贿的掩护,成为某些社交的重要手段。对这种“非典型性腐败”熟视无睹的现象,也是助长社会不正之风的诱因之一。如果不及时遏制这种纵腐心理,腐败现象会变得日益正常化。因此,规避人情关系的影响,要从倡导反腐“全民化”入手,推行腐败“零容忍”。既要构筑积极的社会评价体系,培养民众的的社会正义感,营造分辨是非、“崇廉、敬廉、倡廉”的良好社会风尚,又要提高公权信息的透明度,发动群众实行全方位民主监督,努力营造“人人思廉、人人保廉、人人促廉”的良好社会氛围。; 【参考文献】
①费孝通 《乡土中国》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②杨华人情的性质及其变化 《三农中国》200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