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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全球化境遇中意识形态教育的现代性转换

作者：袁三标

来源：《理论导刊》2010年第06期

摘要：全球化带来了经济、政治、思想、文化等各个领域的相互交融与激荡，它不仅深刻地改变了世界的交往方武和利益格局，而且深层次地影响了人们的思维模式、生活方式以及价值取向。在全球化浪潮中，以“非意识形态化”为依托的西方思潮及意识形态的全球性扩张，挤迫着发展中国家意识形态教育滑向“边缘化”与“弱势化”。面对挑战，秉持可接受性与世俗化原则，坚持和而不同中求主导、包容多样中求共识、双向互动中求能力，是当代中国意识形态教育现代化转换的必然选择。

关键词：全球化；意识形态教育；可接受性；世俗化；现代性 中图分类号：B03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740812010)06－0008－03

一、全球化境遇中意识形态教育遭遇的复杂情势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科技的飞速进步和生产力的巨大发展。全球化已成为国际社会一股强劲的历史潮流和发展趋势。作为世界性的发展趋势，全球化不仅外化于物质、技术层面，在民族国家仍然构成国际社会最基本行为主体的今天，由西方少数发达国家主导“游戏规则”的全球化必然投射到文化、价值层面，外化出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意图。“意识形态锣馘的对抗呈现出新的态势，其主要表现是“意识形态淡化”思潮与“西化”、“分化”战略在理论上和实践上的双重推进，其实质和目的在于消解人们思想中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价值观，确立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至尊”地位。

全球化境遇中的意识形态冲突与较量大体上是在西方话语体系中展开。伴随着意识形态运动的全球化浪潮，“趋同论”、“过时论”、“无用论”、“中立论”、“虚假论”、“终结论”、“新自由主义论”、“全球民主论”、“消费主义论”、“民主社会主义”等形态各异的西方思潮以“非意识形态化”方式陆续入境。这股思潮最早以加缪和丹尼尔·贝尔为代表，他们认为“意识形态已经走向了自我毁灭”，宣称“曾经是通向行动之路的意识形态已变成了一条死路”。稍后的雷蒙德·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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隆、布热津斯基、弗兰西斯·福山等则以苏联解体、东欧剧变，社会主义阵营解体来证明西方政治价值及其制度的不可超越，认为“自由、民主可能形成‘人类意识形态进步的终点’与‘人类统治的最后形态’”。然而，冷战结束后，社会主义中国反而成功崛起，西方一些国家于是把攻击的矛头集中指向中国，形态各异的“中国威胁论”甚嚣尘上。美国前助理国防部长、哈佛大学肯尼迪管理学院院长约瑟夫·奈认为，中国作为“具有文化优越感和在历史上曾遭受世界上其他国家痛苦对待的国家，是难以安于现状的”。“一个独立的中国将不可避免地对美国和世界秩序的其他部分形成挑战。因此，美国外交的一个最重要挑战就是设法将中国融人亚洲和全球政治秩序”。纵观形形色色的西方思潮，尽管其立论的意旨和视角彼此不同，但其渗透方式与政治意图昭然若揭，无非是借助全球化浪潮以“非意识形态化”的方式消解和弱化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以自由主义取代社会主义。

在全面遭遇这股非马克思主义和反马克思主义思潮的冲击时，处于跌宕巨变中的当代中国意识形态教育面临着一系列富于挑战性的问题和情势。一方面，为适应全球化浪潮而实行的市场化改革为我国经济、政治、思想、文化等领域的发展注入了难得的生机和活力，同时，也给整个社会生活带来了一系列“阵痛”、“冲突”和新的矛盾，日趋激烈的市场竞争、不断扩大的贫富差距、媒介宣传与民众期望之间的落差等均加深了现代民众思想意识、价值观念、意识形态认同的多变性：不确定性与差异性，少数民众似乎陷人了海德格尔所谓的“旧的神祗纷纷离去，而新的上帝尚未露面的时代”，这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独特的话语方式和教化功能。

另一方面，在全球化进程中，西方国家利用经济、科技、信息优势和渗透着西方价值观念、生活方式的各种文化产品对我国强行的“市场准入”，不遗余力地宣扬西方主流文化和价值观念，以单一的视角强调西方主流文化和意识形态的一元性。特别是消费主义思潮的全球性扩张和飙兴，更是潜移默化地诱使现代民众在审美情趣、生活方式、处世哲学以及社会心理等方面日益向西方认同，不断削弱和剥离着民众对理想信念、政治信仰、精神支柱的神圣感和崇高感。这种思潮一味强调个人主义、个人自由选择，社会的全部意识都被卷入到了市场化的轨道。正如西方学者比尔·麦克基本提出的那样：“消费主义是到目前为止最强有力的意识形态——现在，地球上已经没有任何一个地方能够逃脱我们的良好生活愿望的魔法。”在中外文化、意识形态的较量与冲突过程中，民众获得了新的价值参照系，一切传统的价值观念、信仰体系被重新审视，当代中国意识形态教育主导性与多元化的矛盾日益凸显。

综上，当代中国意识形态教育面临着“内忧外患”的双重压力，面临着“淡化”和“失语”的风险。因此，抵制种种非意识形态化思潮的干扰，创新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教育的理念、途径和方法，是当代中国意识形态建设的题中应有之义。

二、可接受与世俗化：现代意识形态教育的重要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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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全球化浪潮中引发的意识形态较量问题，面对多元文化的激荡与冲击，当代中国意识形态教育应坚持如下两个基本原则。

第一，可接受原则。把“可接受”作为意识形态教育的基本原则，最基本缘由是意识形态与其他一般的科学知识不同，意识形态是人类价值认识的成果，同时，接受主体又具有一定的价值倾向性。如果意识形态不能满足接受主体的价值需求，无法激发他们的需要情感，他们就会对此种意识形态采取抵触、抗拒的态度。这样，再正确的理论，再闪光的思想，在教化功能上，也是无济于事的。

在计划经济时代，“意识形态并不供社会成员自由选择，不管人们是否愿意，他们都得接受。谁不与一个社会的意识形态认可，谁就不能进入这个社会。所以，意识形态基本是通过强制的、无意识的方式对社会成员进行灌输的。”而在多元文化、多种意识形态并存与对峙的市场经济时代，民众对意识形态认同的选择性、不确定性明显增强，某种意识形态是否具有话语权力，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大多数社会民众的认同和支持。因此，现代意识形态教育要赢得绝大多数的社会民众，相信这种意识形态能够代表池们的根本利益，必须坚持“可接受”原则，寻找社会民众对意识形态话语体系最大的“可接受’契合点，在研究民众需要、动机的基础上，引导、调动民众的接受兴趣，使意识形态教育与民众的内在需要相吻合。

第二，世俗化原则。世俗化是与超越性相对的概念，表示民众关注现实生活的价值取向。世俗化在西方社会学中，是指文艺复兴以来，西方文化从宗教统治中逐渐摆脱出来，以理性原则取代神学教条的过程。从意识形态视角而言，世俗化是指在重新整合传统意识形态资源的基础上去除某些神秘和唯心的元素，建构能够代表社会民众最根本利益和最广泛精神需求的现代意识形态的路径依赖。这种意识形态不再仅仅是专属于少数社会精英和特定阶层倡导的学说主张和政策纲领，而是能够被绝大多数社会民众以一种平等性的主体姿态来共同持有的价值取向、规范体系和行为准则。

传统意识形态教育受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政府推崇的是目标超前的理想教育、圣人教育，这种教育以同一理想层次规范各阶层、各年龄层次的社会民众，强行要求大众达到不切实际的政治目标，意识形态教育走上了以思想改造为主要目的、以阶级斗争为主要形式的路径。与高度集权的传统政治生活相反，开放社会践行的是相对民主的政治，大多数社会民众参与社会政治生活，成为了社会政治生活的主体。全方位开放的社会变革，原有意识形态和价值体系发生裂变，依附意识、等级意识让位于自主意识、竞争意识，安贫观念、保守观念被致富意识、开拓意识所取代，理想目标在残酷的现实面前屡屡受挫，引发了民众对传统意识形态的误解甚至反感。因此，现代意识形态教育要获得广大民众的合理性认同和合法性支持，成为执政党统一思想意识、凝聚党心民心的精神动力，必须坚持世俗化教育原则，即在保持意识形态核心话语和价值不受损害的前提下，根据社会变迁从新的角度对传统意识形态作出的新的诠释和调整，使其真正融入现代民众的日常生活，赢得现代民众的情感认同，真正体现教育的“现代性”，真正成为中华民族的精神支柱和核心灵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