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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千年中国乔伊斯研究述评

摘 要：随着90年代中国乔伊斯译介的大面积收获以及一些颇有价值的研究成果出现，新千年来中国乔伊斯研究在承前启后的基础上高歌猛进进而小创辉煌。在物质和文化都迅猛发展的新时期，中国乔伊斯研究呈现出百花齐放式的多元化研究趋势，彰显了独特的时代魅力，体现了深度的人文关怀。新千年来中国乔伊斯研究体现出国内学者一定的文化自觉和理论意识，但部分研究缺乏深度与本土意识，乔伊斯部分作品译介的空缺导致的研究匮乏也尚未被填补，对乔伊斯的宏观研究和微观研究相对西方还相去较远。 关键词：乔伊斯 中国 新千年 述评

詹姆斯·乔伊斯（james joyce， 1882-1941）是西方现代主义文学运动的核心人物，他大胆而创新的文学实验让世界批评家们对他的作品望而生畏。然而尽管存在难度，批评家们还是孜孜不倦地做着越来越细致的研究，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中国乔伊斯研究始于1922年茅盾的一篇介绍《尤利西斯》的文章，此后，从早期评介的“空谷足音”[1][p79-86]到改革开放至1999年的“乘机为势：试探，启动和推进”[2][p86-91]，再到新千年来中国乔伊斯研究的继续深入发展，这90年以来中国乔学界理论自觉性的不断提高，中国乔伊斯研究正迈着稳健的步伐不断朝着横向拓宽，向着纵深推进。新千年来，国内乔伊斯专著共14部，其中包括金隄在香港出版的英文版《三叶草和筷子》（jin di.shamrock and chopsticks. hong kong：city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press，2001是关于

乔伊斯在中国接受史研究的译学著作[1]）。新的译介共12部，包括三部乔伊斯传记的译著和一部乔伊斯书信辑以及乔《致诺拉》情书译著。期刊学术论文703篇，博士和硕士学位论文总计106篇，全国重要报纸报道与论文118篇。本文将新千年中国乔伊斯研究分为三个阶段进行详细探讨，2000年至2003年为承前启后阶段，2004年至2006年是高歌猛进阶段，2007年至2011年则是初次繁荣阶段（见表1），进而对新千年来中国乔伊斯研究情况作一较为详尽的梳理和评述。

一、 承前启后：在深入探索中稳步前行

2000年至2003年，中国乔伊斯研究主要集中于美学研究、文化诗学研究、诗学方面，并且在前期的重大突破性成果的基础上，不仅继续发展了原有的批评方法，同时也大胆探索运用了如解构主义等新的批评视角。

这一阶段除了金隄的《三叶草和筷子》外，其他的三部专著分别是李维屏的《乔伊斯的美学思想和小说艺术》（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0年）、马克飞与李绍强合著的《意识流大师的梦魇：乔伊斯与》（时代文艺出版社，2001年）、王友贵的《乔伊斯评论集》（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6部译介中关于乔伊斯生平传记类的有3部，即周柳宁译诺里斯与弗林特合著的《乔伊斯》（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0年）、白裕承译安德森·伽斯特著的《乔伊斯》（百家出版社，2001年）、陈荣彬译艾德娜·欧伯莲著的《永远的都柏林人：乔伊斯的流亡之旅》（台北：左岸文化出版社，2003

年）。一部诗集译著即傅浩译的《乔伊斯诗全集》（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此外译介中还包括2003年徐晓雯译并同由南京译林出版社出版的《都柏林人》和《一个青年艺术家的画像》。

首先，美学研究方面只有李维屏的乔学专著《乔伊斯的美学思想和小说艺术》对其进行了相对详尽的探讨，作者认为乔伊斯的美学思想先后受到西方三位著名哲学家——古希腊哲学家亚里斯多德、中世纪意大利经院哲学家阿奎那、18世纪初意大利哲学家维科的影响[3][p54-67]。这部著作相对2000年以前国内乔伊斯美学研究更具系统性，也是中国第一部有关乔伊斯美学研究的专著，对今后中国乔伊斯美学研究具有很强的指导意义。这一阶段的美学研究虽取得阶段性成果，但是尚未得到学界足够的关注。

其次，在文化诗学方面，“从戴从容的‘乔伊斯与爱尔兰民间诙谐文化’（《外国文学评论》2000年第3期）开始，国内学术界开始了乔伊斯与巴赫金的狂欢化诗学理论之间的关系研究”[4] [p154]。王友贵的“‘《为芬尼根守灵》：语言碎片里的政治’（《四川外语学院学报》2003年第1期）以后现代主义语言政治理论解读乔伊斯打破语言常规之后的话语的政治颠覆意义”[5][p155]。

再次，诗学研究方面主要集中于乔伊斯的创作方法和语言文体研究。在创作方法研究上，李维屏在他的乔学专著《乔伊斯的美学思想和小说艺术》中指出，乔伊斯的小说创作经历了从现实主义——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的演变过程。李维屏的观点代表了国内乔学界关于乔伊斯创作方法上的共识。接着，李维屏在2001年《外

国文学评论》第1期上的文章“论乔伊斯的小说艺术”中又一次讨论了乔伊斯小说艺术的发展及作者的创作思想和艺术原则，也颇具价值。在此基础上，国内在此阶段共有约36篇研究乔伊斯创作方法的论文。在语言文体研究方面 ，国内乔学界比较偏重于对乔伊斯作品的语言结构、文体、叙事、修辞手段等因素的研究。此阶段这方面的研究论文数量较多，质量较高。李维屏的“评《芬尼根的苏醒》的后现代主义语言艺术”（《外国语》，2001年第3期）探讨了乔的“语言自治”和“词汇革命”对小说文本的影响。袁德成的两篇文章“论乔伊斯的语言观”（《四川大学学报》2002年第6期）和”乔伊斯小说的对话性——以《一个青年艺术家的画像》为例”（《四川大学学报》：哲社版2003年第l期）对乔伊斯的语言观和小说的对话性进行了初步探索。王友贵分别在他2001年和2003年的两篇文章中对乔伊斯作品中语言仿拟声音拓展文学表现力做了详细的论述。同时，戴从容围绕其博士论文选题“乔伊斯小说文本的形式实验”和国家社科青年基金项目“《芬尼根的觉醒》与形式”发表了两篇高质量的学术论文：“乔伊斯与形式”（《外国文学评论》（2002年第4期）等两篇论文，她认为乔伊斯的形式实验并非以形式为最终目的， 其实这正坚持了其作品的真实性和现实意义， 这一原则运用到形式领域从而形成了他独特的美学立场——形式的真实与表意功能。

同时，这一阶段的哲学方面研究较少，而在比较文学方面，国内乔伊斯研究更多的是进行作家之间的比较，大都也只是浅尝辄

止，没有形成理论系统，突破较小。除了上述的研究成果外，此阶段对后殖民主义和女性主义[2]也进行了零星的探讨，神话原型批评和作品研究还是拘泥于先前的发现，部分学者关于《青年艺术家的肖像》与狄德勒斯神话之间一一对应关系的批评值得参考[3]，然而某些新观点论证仍然缺乏力度。乔伊斯生平及思想研究依旧是乔学界热衷的视阈之一，新千年来对乔伊斯作品翻译的研究也有大幅增长，二者不断地为国内乔学界提供大量有利的信息。 二、高歌猛进：在稳步前行中愈渐繁荣

自2004年至2006年，国内乔伊斯研究突飞猛进，乔学专著有3部，分别是戴从容的《乔伊斯小说的形式实验》（中国戏剧出版社，2005），吴显友的《的前景化语言特征——文体学解读》（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吴庆军的《叙事艺术研究》（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2006）。译介有1部为金隄、李汉林、王振平译《乔伊斯传》（艾尔曼·理查德著，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6）。期刊论文的发表量几乎每年都不低于60篇。

美学研究在第一阶段相对受忽视的形势下，此阶段有了新的发展。在李维屏有关乔伊斯美学研究先期成果的影响下，学者们对乔伊斯小说中的阿奎那美学和“维科历史循环论”美学进行了更深入的探讨。李汝成的《论中的美学追求》（《外国文学研究》，2005年第5期）对《肖像》中的乔伊斯美学思想进行了总体的概括和总结，认为乔伊斯美学思想的核心是他的“非个性化”和“作家退出小说”观，这是对20世纪李梦桃关于乔伊斯的“作家退出小说”论[4]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