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晏几道研究综述(一)

晏几道是两宋著名词人之一,也是20世纪词学研究的热点词人之一。1997—1999三年间,关于晏几道的研究取得了可喜的成绩,研究视角多维,研究方法多样,异彩纷呈,成果颇丰。现将有关情况综述如下: 一、生平考证与作品考辨 晏几道生平资料缺失已久,其生卒年排行史传也没有记载。近人撰写的晏几道年谱及其他研究晏几道的文章,对他的生卒年和排行均是根据有关材料推算而定。如夏承焘先生编著的《唐宋词人年谱·二晏年谱》在“天圣八年庚午(1030)晏殊四十岁”条中云:“叔原约生于此时。”同书又在“崇宁五年丙戌(1106)”条中云:“叔原约卒于此时。”此后,今人关于晏几道的生卒年岁均沿用夏说,或定为“1030?—1106?”,或写成“约公元1030—1106年”。关于其排行,今人则多沿用黄庭坚《小山词序》中的说法,或云“暮子”,或云“幼子”,也有明言“第七子”的。涂木水《关于晏几道的生卒年和排行》(《文学遗产》1997年第1期)一文,解决了晏几道研究中长期遗留下来的这一问题,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作者到二晏的故里查阅了《东南晏氏重修宗谱》,该谱对晏几道的生卒年及年龄均有明确的记载:晏几道生于宋仁宗宝元元年,即公元1038年,卒于宋徽宗大观四年,即公元1110年,享年73岁。晏几道是晏殊的第八个儿子。不过,晏几道的三哥从小过继给叔父晏颖为子,这样晏几道也就是晏殊的第七个儿子了。《东南晏氏重修宗谱》为清高宗乾隆三十二年由晏殊第二十九世孙晏成玉主修,晏氏后裔历代相传而保存下来,故所载内容应该是真实而可信的。 程自信《论晏几道的政治倾向及其词作》(《安徽大学学报》1998年第6期)一文,以目前所能辑集到的资料为依据,多侧面地探讨、考察了晏几道的政治态度、思想倾向,并对其与词体文学创作的关系作了深入的分析和论述。文章认为,出身于贵族之家且自负甚高的晏几道由于所处的时代与其父不同,自觉或不自觉地卷入了北宋中后期党争的漩涡。从原始材料及其交游情况可以推知,晏几道的政治倾向与旧党人物较为一致,所以他在变法运动及后来新党人士执政期间,政治上受到冷遇。而且后来由于乏人荐引,或限于年岁老大,几道均未获重用。一生落拓、潦倒,仕宦连蹇,人生自我价值无法得以实现,遂转而将其情感寓之于词,促成了小晏词创作成就的取得。文章对于我们了解多情伤感的小晏的政治倾向,提供了一个新的窗口。

《全宋词》收晏几道《浣溪沙》两首,短短的两首小令中,竟有四句重复,这在《全宋词》中极为罕见。文瀚《晏几道两首〈浣溪沙〉辨》(《西北大学学报》1999年第2期)对这一现象进行了大胆的考辨,认为这两首词当为一词二传,其思绪、词境略有不同,后者似比前者浑融顺畅,故前者或为初稿,后者当为定稿。 二、作品思想意蕴的分析和解读

花间鼻祖温庭筠的大力创作奠定了词的基本类型和风格。“词为艳科”,到北宋已引起不少文人的警惕和改造。在晏几道之前,柳永、欧阳修甚至是晏殊等人已为词或多或少地注入了新的内容。为什么晏几道独独“追逼花间”,专意以词体抒写男女恋情,而且每每以梦境出之呢?刘锋焘《欲将沉醉换悲凉——浅谈情与梦境交织的晏小山词》(《文史知识》1998年第3期),运用社会历史学、心理学的批评方法,认为这一现象是由晏几道的遭际、秉性、心态决定的。小晏一生陆沉下位,又曾因郑侠事件牵连而致入狱。也许正是这些,使小晏深感官场难测,社会险恶,因而促使他把情感倾注于男女之恋情上面,以此来求得一种慰藉与逃避;再就其性情而言,晏几道耿介不俗,恃才傲物,痴情善感,有时这种秉性甚至发展到了怪癖的程度。无奈的现实处境再加上他的性情喜好,使他很自然地对那些在他看来最为纯真的女子身上倾注了更多的注意力和感情。而且,由于他对对方只能是心仪、向往,许多的不满足就只能在想象中在梦中来得以补偿,在他所能熟练驾驭、任意处置的小词中得到满足。他渴望有所作为而无由实现,自己所见所历的沧桑变化已足以让他悲怆不已。所以,小晏的心是悲凉的。

这种悲凉甚至于绝望也只能在词中得以释放,在梦中得以化解。许金华《小山词借“花间之身”还“南唐之魂”》(《古典文学知识》1999年第1期),把小晏词与花间词、南唐词结合起来,作了更加深入的分析和探讨。文章指出,晏几道虽作情词艳曲类同花间,但其并非真正耽溺于酣乐纵情,而是另有深意在的。他那些通过追忆当时与莲、鸿、苹、云一类歌妓侍妾的悲欢离合之事的词作,实际表达的是一种人生的哀愁,这与在香艳春风里裹挟着阴冷雨滴渗透出忧患意识的南唐词有相近之处。所以晏几道词是“借花间之身”还“南唐之魂”,把花间浓丽的“艳情”与南唐词的“愁绪”完美的结合起来了,从而把令词的创作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峰。 阎玉慧《名句千古,不能有二——晏几道〈小山词〉新论》(《郑州大学学报》1998年第4期)一文,则从文本的角度入手,将《小山词》里评论的思想倾向分为两类,一类是书写对歌儿舞女的款款深情,一类是抒发自己的身世之感。其中可贵的是,作者在对侍女歌妓的描写中,笔端触及到了她们痛苦的灵魂,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社会对她们的压迫,对她们的不幸遭遇和悲惨命运表现出一种深切的关怀与同情。这一点朱德才《漫说小山词》(《名作欣赏》1998年第3期)也论述到,文章认为,这种情愫在柳永乃至晏殊词中偶有闪现,但在小山词中却显得格外充分。

晏几道与李煜契合点不少。朱德才《漫说小山词》(见前文)认为二者在身世、个人性情、作品内容上有许多共性存在,但二者在思想感情内涵上有异:李煜不囿于一己之哀痛,可延伸为千古人类共同之哀痛。而晏几道所难以自持、锲而不舍者,仍为一己之情事。由此决定了二人在感情宣泄方式上的不同,李明朗率真,而晏内敛婉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