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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善于通过凄迷的景色，婉转的语言来表达感伤的情绪，在写景抒情的技巧上有许多成功之处。他是北宋婉约派的代表作家，被后人称为“婉约之宗”。
秦观虽是苏门四学士之一，但他写词不师苏轼，而颇近柳永。以其《满庭芳》为例：
山抹微云，天粘衰草，画角声断谯门。暂停征棹，聊共引离尊。多少蓬莱旧事，空回首，烟霭纷纷。斜阳外，寒鸦数点，流水绕孤村。 销魂，当此际，香囊暗解，罗带轻分。漫赢得，青楼，薄幸名存。此去何时见也?襟袖上、空惹啼痕。伤情处，高城望断，灯火已黄昏。
这首词的内容和意境都和柳永的《雨霖铃》相近。苏轼就曾况过：“不意别后，公却学柳七作词。”可见柳永对秦观确实有很大影响。
但秦词和柳词还是有不同特色。首先是柳词善于铺叙。《雨霖铃》写别情，作者从离别前的难分难舍，写到离别后的远行，离别后的孤凄，离别后的伤情。通过“念去去”、“今宵”、“此去”这几番设想，淋漓尽致地表达了自古伤离别的多感情怀。秦词则善于细腻地描写，《满庭芳》通过“暂停征棹”、“共引离尊”、“香囊暗解”，“空惹啼痕”等具体描写，把离别时的留恋和伤感尽情挥洒出来。其次是语言的运用上也显示出不同风格。柳词语言近于口语，浅近谐俗，即使是“杨柳岸，晓风残月”这些千古传诵的名句，也明白如话。秦词的语言则较典雅精工，如开头两句“山抹微云，天粘衰草”中的“抹”“粘”二字，非常精炼生动，受到历代评论家的赞赏。
（二）贺铸（1052—1125），字方回，山阴（今浙江绍兴）人。有《东山词》。他的创作在题材和风格上都较秦观丰富多采。贺铸词以婉约为主，兼具豪放的一面。他的一些小词，情思缠绵，风格和秦观相近。《青玉案》写闲愁，其中的“试问闲愁都几许？一川烟草，满城风絮，梅子黄时雨”三句，连用三个具体可感的艺术形象来比喻抽象不可捉摸的闲愁，新奇警策。给读者以深刻的感染，是时人争相传诵的名句。他的一些咏史、怀古、抒愤、言志之作则是另一种风格。长调《六州歌头·少年侠气》上片写少年时期的游侠生活和豪放性格，下片写仕途失意报国无门的苦闷心情。“不请长缨，系取天骄种，剑吼西风”几句，以豪迈奔放的语调，抒发了有心报国无路请缨的抑郁情怀，激愤悲凉，豪放词风。
贺铸和秦观在宋词中所起的作用不同，秦观上承柳永，下启周邦彦：贺铸则可看作是从苏轼到辛弃疾的一个过渡作家。
（三）周邦彦（1056—1121），字美成，号清真居士，钱塘（今杭州）人。有《清真词》，他是北宋词坛上最有影响的作家之一。因为他精通音律，又善作词，宋徽宗任他为“大晟府”提举官，为王朝制礼作乐。他的词多写风月艳情和羁旅闲愁，既表现了他自己的生活情趣，也迎合了腐朽王朝土大夫们纵情声色的需要，而不能反映广阔的社会现实生活。较为可取的是一些羁旅行役和怀古、写景的作品。如《苏幕遮·燎沉香》写风荷的神态，抒发思念故乡的感情，·写得清新淡雅，疏朗明快。《满庭芳·风老莺雏》写飘流生活中的苦闷心情，字句精巧，形象鲜明。但总的说来，周邦彦词的思想内容显得苍白与空虚。
虽然周邦彦的词在思想上缺乏积极因素，但在艺术技巧上却有很高成就。
1、工于描写。周邦彦的词常用细腻的笔触写景状物，形象鲜明，生动传神。《苏幕遮》写荷塘景色时，“叶上初阳乾宿雨，水面清圆，一一风荷举”几句，不仅写出了水面上的片片荷叶的清润町爰，还生动地描绘出在晨风中伸展着腰肢一一挺立在翠波间的荷花的丰姿，使人仿佛看到了那些充满生机的出水芙蓉的形象。确是传神的名句。《满庭芳》开头，“风老莺雏，雨肥梅子，午阴嘉树清圆”几句，写莺雏在春风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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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长，梅子在春雨滋润下肥大起来，和树木在阳光照射下阴影的清晰、圆正，构成了一幅明丽的初夏风光的图景、给人留—F了荚好的印象。“老”“肥”二字、不仅写了莺雏和梅子，还写出了春风的和煦和细雨的知时，引起人们无限的联想，真是绝妙入微，
2、善于铺叙。周邦彦继柳永之后多写长调，也多用铺叙写法，并有所发展和创新，他不象铆永那样平铺直叙，一览无余，而是讲究曲折、回环的审美效果。如《夜—琶鹊·别情》写和女友分别时的情景和心绪。上片从送人写到送行的夜景，和离筵将散时“探风前津鼓”，花骢也懂别恨“亦自行迟”。下片写归途，道路漫长，“人语渐无闻，”经过分手处落花盖住了友人遗钿，斜阳最草，景象凄凉。最后以徘徊于饯别地遥望友人去处以寄深情作辖仑词层层铺叙，层层深入，回环往复，令人回味无穷。
3、精于音律。周邦彦精通音律，能自度曲。他不仅整理了一些没有定型的古调，还创制了许多慢曲、引、近，犯等新调。周邦彦的词在字音上不仅讲究平仄协调，有时还严守四声。因此，他的词格律严整，音调和谐。这是周邦彦词艺术上的特点，也是他对词的重要贡献。
第二章 宋代诗歌
宋代的诗歌在中国诗歌史上占有特殊的地位，它与唐诗一道，成为中国古代诗歌的两种基本类型。宋诗与唐诗最大的区别在于，唐诗重“象”，宋诗重“意”；唐诗是诗人之诗，宋诗是学者之诗。这就是说，唐诗重在描绘形象、意象，通过形象、意象的描绘来表现情感思想，与此特点相联系，唐诗意境鲜明、情寓于象，语言简洁，表现含蓄而耐人寻味。例如李白《望庐山瀑布》：“日照香炉生紫烟，遥看瀑布挂前川。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描写的是瀑布本身的形象，为人们展示了瀑布的具体情形，从中透露出对庐山瀑布的喜爱之情。宋诗则侧重于直接表现情感、思想，“象”的描绘是次要的。因此，宋诗往往多议论，语言也不像唐诗那样简洁凝炼，表现也不太含蓄。例如苏轼《题西林壁》：“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庐山的具体面目没有描绘出来，侧重表现由看山引发出来的哲理性思考，发人深省。唐诗基本上能做到用诗人自己自然平易的语言来表达，宋诗则往往用典故和前人的话来表现，因而宋代的诗人首先是学者。宋诗因为与唐诗不同，所以长期以来一直遭受批评。其实，言理、言情无关紧要，关键是能将诗写好。认定唐诗才是好诗的观点是十分狭隘的。春兰秋菊，各极一时之秀。以唐诗为正宗，或以宋诗为正宗，都有碍于对中国古代诗歌的认识。
一、 北宋初中期诗
宋初诗坛，承袭晚唐五代余风，有所谓宋初三体之说。一以当时的一些达官贵人如徐铉、李昉等为代表，以白居易为师，诗风平易浅俗，是当时的主流诗歌，此为白体诗。一以稍后的杨亿、刘筠、钱惟演为代表，以李商隐为师，辞藻华丽，讲究用典，是白体之后的诗坛主流，因诗集《西昆酬唱集》得名，此为西昆体。一以魏野、林逋等隐士为代表，以贾岛、姚合为师，多用白描手法写隐逸生活，诗风清苦，此为晚唐体。宋初三体内容上均离政治、社会较远，形式上多为近体诗。北宋初期中比较优秀的诗人是王禹偁。他的诗早期学习白居易的闲适诗，因此多平易浅近之作。中晚年由于被贬，诗风也因此大变，改为学习白居易的讽谕诗和杜甫诗歌，因而具有较多的现实内容，表现的情感也比较真实感人。代表作有《对雪》、《感流亡》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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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仁宗时期，随着社会的发展，以欧阳修、梅尧臣、苏舜钦为代表的诗人，对诗歌进行了改革，将诗歌引入了新的方向。他们的改革主要表现在多写古体诗，拉近诗歌与政治与社会的距离，在艺术上进行以文为诗，以议论为诗等新的尝试。
（一）欧阳修
欧阳修在这一时期的诗歌改革中虽不是先行者，却是影响最大的。这一方面是由于他的创作成就，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他身居高位的优势。他的诗，就内容来说，各类题材都有，但最值得注意的是那些有关国计民生的作品，例如《食糟民》、《答朱案捕蝗诗》、《答杨子静两长句》。这些作品表现了一位士大夫的可贵良知。就艺术而言，欧阳修的诗已表现出比较明显的散文化、议论化的倾向。在这一点上，他是有意学习模仿唐代诗人韩愈。例如《洛阳牡丹图》、《吴学士石屏歌》等，已初步表现出宋诗重“意”的特点。他的一些诗写得平易疏畅，如《戏答元珍》，这首诗作于被贬夷陵之时，从语言来说，可谓平易通畅，但其中的达观情怀却是以往的贬谪之作中很少见到的。而这也正是宋诗的特点之一。欧阳修诗从整体上看，写得平易疏畅，不用典，既不像白体那样浅俗，也不像晚唐体那么寒酸。这在当时是难能可贵的。 （二）梅尧臣
梅尧臣是北宋中期比较早地有意识纠正西昆体诗风的诗人，与欧阳修来往较多。他的诗有三个方面值得注意：
第一，他的很多诗是关于政治和民生疾苦的。例如《田家》、《陶者》、《田家语》、《汝坟贫女》等。这些诗歌对于拉近诗歌与政治、社会的距离，增强诗歌的严肃性，起到了重要作用。如《汝坟贫女》这首诗的小序说：“时再点弓手，老幼俱集。大雨甚寒，道死者百余人。自壤河至昆阳老牛陂，僵尸相继。”可见是为冻死的军人而作，杜甫“路有冻死骨”的描写又复现诗歌创作中，“三吏”、“三别”的精神又得到了体现。这在晚唐至北宋初的诗歌中是很少见的。
第二，他在扩大诗的题材上作了新的尝试，将一些过去不入诗的事物、现象写入诗中，如丑而老的妓女，不雅的虱子、跳蚤、乌鸦等。这些作品虽然没有多少美感，但对开拓诗的表现领域，纠正西昆体的所谓高雅大体，是起了积极的作用的。
第三，他的诗总的风格是平淡。这种平淡风格的取得，是与他多写琐碎题材、多表现自然淡远的意境、多运用平淡的语言分不开的。这也是对西昆体华丽典雅的一种纠正。
（三）苏舜钦
苏舜钦在诗歌上与梅尧臣齐名，人称苏梅。苏舜钦与梅尧臣有很多相似之处，诗歌也常写当时的政治、社会问题，如《庆州败》、《吴越大旱》等。但是，无论表现哪方面的内容，苏舜钦在风格上与梅尧臣都迥然不同。如《庆州败》这首诗对北宋朝廷和军队的讽刺嘲笑，可谓淋漓尽致，毫不留情，这种大胆直露，是梅尧臣诗里所没有的。即使是写景，苏舜钦也表现出一种豪气，如《淮中晚泊犊头》既鲜明如画，又意境阔大，精致之中不乏豪气。欧阳修说：“圣俞、子美齐名于一时，而二家诗体特异。子美力豪隽，以超迈横绝为奇；圣俞思精微，以深远闲淡为意。各极其长，虽善论者不能优劣也。”（《六一诗话》）道出了两人的特点。
二、 北宋中后期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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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诗重“意”的特征在欧阳修、梅尧臣以及苏舜钦的诗歌上已初步表现出来了，到了王安石、苏轼、黄庭坚的诗歌中，就表现得更加明显了。特别是苏轼和黄庭坚，更是将这种重“意”的特征发挥到了极致。与此同时，宋诗的学者化倾向到这时也表现得非常典型了。
（一）王安石
王安石是中国古代著名的政治家。以退居江宁为界，王安石的诗歌分为前后两期。
前期的王安石主要是一位政治家，因此，这一时期的诗，往往与政治、社会有紧密关系，表现了他对现实政治的高度关注。例如《河北民》反映了边境农民遭遇大旱时的困苦。其他如《感事》、《省兵》、《收盐》等，也涉及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这一时期的诗歌不仅具有强烈的现实性，而且在艺术上不事修饰，多议论，少含蓄，锋芒毕露，以文为诗。这些特点即使在咏史这样的题材中，也表现得十分突出。例如《明妃曲》这首诗写的是王昭君的故事，但诗中颇多议论，既为毛延寿平反，又将讽刺的矛头指向了封建皇帝，十分大胆直露。王安石这一时期的诗，可以称为政治家之诗。
退居江宁后，王安石的诗进入了后期。他的诗风发生了重大变化，远离了政治、社会，多写山水自然。形式上以绝句为主，很少长篇古体；艺术上讲究炼字、对仗，意境优美含蓄，具有很高的艺术性。后人将王安石这一时期的诗风称为“半山体”。如《书湖阴先生壁》、《泊船瓜洲》等。前一首“一水护田将绿绕，两山排闼送青来”中的“护田”、“排闼”均取自《汉书》，因而是“用汉人语对汉人语”；后一首“春风又绿江南岸”中的“绿”字向来是炼字的典范。这两首诗在用字、对仗上均下了极大的功夫，但表面看来并无奇特之处，真正达到了他赞美唐人张籍的“看似平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却艰辛”（《题张司业诗》）的境界。《石林诗话》卷上说：“王荆公晚年诗律尤精严，造语用字，间不容发。然意与言遣，浑然天成，殆不见有牵率排比处。如‘含风鸭绿鳞鳞起，弄日鹅黄袅袅垂’，读之初不觉有对偶，至‘细数落花因坐久，缓寻芳草得归迟’，但见舒闲容与之态耳。而字字细考之，若经檃括权衡者，其用意亦深刻矣。”王安石这类诗对后世的影响远远大于前期诗歌。 （二）苏轼
宋代诗人中，成就最高的当属苏轼。苏轼的诗题材极为广泛，涉及社会、自然、艺术、宗教以及个人生活的各个方面，因此，既有政治诗、题画诗，又有写景抒怀、咏物言志之作。他的政治诗如《吴中田妇叹》、《荔枝叹》等，表现了对统治者的批评和对人民疾苦的同情；题画诗如《题王维吴道子画》等，表现了他精辟的艺术见解。当然，最值得注意，同时也是数量最大的是写景抒怀诗。这一类诗集中表现了苏轼的艺术个性，也代表了苏轼诗歌的最高成就。
苏轼的写景抒怀诗，并不是只由写景和抒怀这两种要素构成，而是将写景、叙事、抒情、言理等揉合在一起，从而构成了一个景、事、情、理相统一的艺术世界。他的这类诗集中表现了人生、景物的变幻，并用哲理性的眼光来审视这种变幻。例如《和子由渑池怀旧》、《正月二十日与潘郭二生出郊寻春》两首诗均表现了人生的变幻，一方面对这种变幻深感无奈，另一方面又跳出这种变幻，站在变幻之外看变幻，因此，诗中表现出来的主要不是人生的悲哀感，更多的是对人生的哲理性感悟，如《和子由渑池怀旧》。一般而言，诗中言理容易流于枯燥乏味，苏轼的诗说理虽多，却令人爱不释手，可读性极强，原因在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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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他并不是单纯地说理，而是将情、理、事、景融合起来，理从事出，理从景出，并且理在情中。例如《和子由渑池怀旧》开头两句“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既是说理，从中流露出来的人生感叹是显而易见的，同时又是抒情。理与情乃是由渑池所见之景及经历之事触动而发。
第二，苏轼具有一种“触处生春”的本领，因而将诗写得生动异常，富有美感。这种“触处生春”的特点一方面表现在他能从极平常的日常生活现象中发掘出深刻的道理，例如《题西林壁》；另一方面表现在他能通过新鲜的比喻将难言之事、理、感受等非常形象地写出来。例如“人似秋鸿来有信，事如春梦了无痕”（《正月二十日与潘郭二生出郊寻春》）、“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饮湖上初晴后雨》）、“忽闻河东狮子吼，拄杖落手心茫然”（《寄吴德仁兼简陈季常》）等，都是人们耳熟能详的著名比喻。另外，苏轼诗也写得诙谐幽默，妙趣横生。例如《纵笔三首》之一：“寂寂东坡一病翁，白须萧散满霜风。小儿误喜朱颜在，一笑那知是酒红。”白须萧散而功业无成，本是沉重悲痛之事，在他笔下却呈现出喜剧场面，这与中国古代诗歌“惟以悲哀为主”的传统是大不同的。苏轼诗写得才气横溢，灵光四射，读来毫无陈腐气，且又极重“意”，文化底蕴十足，所以一向被认为是宋诗的代表。
（三）黄庭坚
在宋代，黄庭坚被认为是与苏轼并驾齐驱的诗人，所以有“苏黄”之称。黄庭坚之所以能在宋代诗坛上占据重要的地位，产生广泛的影响，一是因为他提出了一套独特的诗歌创作理论，二是因为他诗歌本身的成就，三是因为在他的影响下产生了一个声势浩大的江西诗派。
黄庭坚诗歌理论的独特之处在于：它阐明了具体的写诗办法，具有很强的可操作性。黄庭坚认为，“文章最忌随人后”（《赠谢敞王博喻》）、“随人作计终后人，自成一家始逼真”（《题乐毅论后》），可见，他是主张创新的，一般的诗歌理论也强调这一点。但是怎样才能创新？一般人总强调要广泛学习，转益多师。让人难以找到具体的突破口。黄庭坚则认为，可以通过“以故为新”来实现。“以故为新”的具体办法就是“夺胎换骨”，即“不易其意而造其语，谓之换骨法；窥入其意而形容之，谓之夺胎法”（《冷斋夜话》卷一引）。这就意味着创新是建立在对前人作品的加工改造上，一是不改变前人作品的意思，但用新的语言来表达；一是袭用前人的语言，但表达的是新的意思。此外，他还对诗歌句眼的设置、句律的运用、章法的安排等发表了具体的意见。这样的办法虽然不算高明，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但切实可行，而且立竿见影，对学诗者有实际的指导作用。因此，它与一般的泛泛而谈的诗歌理论是不同的，所产生的影响也是十分巨大的。黄庭坚的诗歌创作在宋代也是别具一格的。从内容来说，黄庭坚的诗不像他以前的宋代诗人那样比较关注政治、社会问题，而更多的是写景、酬唱，抒发内心感受。
艺术上，黄庭坚的诗具有多方面的特点：
一是用典多。他认为：“老杜作诗，退之作文，无一字无来处。古之能为文章者，真能陶冶万物，虽取古人之陈言入于翰墨，如灵丹一粒，点铁成金也。”（《答洪驹父书》）既然作为榜样的杜甫、韩愈都是“无一字无来处”，他自己作诗就可想而知了。例如他那首著名的《和答钱穆父咏猩猩毛笔》：“爱酒醉魂在，能言机事疏。平生几两屐，身后五车书。物色看王会，勋劳在石渠。拔毛能济世，端为谢杨朱。”几乎一句一典，但用得灵活机智，言外有意，令人佩服。他的另一首名作《寄黄几复》算是写得比较平易的，但其中也多处使用了《左传》及《史记》中的典故。二是务新求奇，为人所不为。黄庭坚在诗歌上不肯蹈袭前人，力求在格律、节奏、意境、结构以及修辞手法等各方面都自创一格。例如，诗歌格律形成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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