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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讲 明代文学
概 述
一、
历史概述
明太祖朱元璋于1368年建国，至1644年明朝灭亡，历时二百七十七年。由于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同情况决定了文学现象的不同阶段，明代文学可分为三个时期：即明初，洪武至成化，约一百二十年；明中叶，弘治至万历，约一百三十年；明末，天启、崇桢时期，二十余年。朱元璋经历过元末农民起义的过程，深悉人民疾苦。为了巩固政权，缓和社会矛盾，在经济上采取了一系列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的措施，并大力扶持工商业和手工业的发展。这些措施，使社会经济逐渐恢复，生产力有了提高。明中叶，土地兼并激烈，皇室、官僚、地主豪绅、富商大贾，都倚恃特权，大量兼并土地，赋税越来越重，广大农民失去土地，被迫流亡，经常发生流民起义。不仅农民无以为生，矿业、盐业生产也受到严重破坏。与此同时，城市经济却得到发展，由于流民大量涌进城市，为手工业和商业提供了廉价劳动力。明中叶；以后，商业和手工业发展十分迅速，并在东南沿海和长江中下游逐渐形成了手工业生产的专业分工，苏州成为丝织业中心，松江成为棉织业中心。除家庭手工业外，还出现手工业工场。仅苏州一地当时靠出卖劳力为生的织工、染工就有一万余人。其中机工与机户的关系，已经是雇佣劳动者和资本占有者之间的关系，出现了早期萌芽状态的资本主义经济因素。到了明末，农业生产虽稍有好转，但赋税更加苛杂，吏治腐败，横征暴敛，大量农民破产流亡，加之灾荒疾疫大面发生，社会经济已濒于崩溃。
在政治上，明初，朱元璋为加强中央集权统治，废除了长期沿袭的丞相制，把中央军政大权总揽在皇帝一人手中。明成祖朱棣设立内阁，在皇帝指挥下协办政事。朱棣本是藩王，靠宦官政变夺得帝位，他信任宦官，使宦官肆虐在明代愈演愈烈。还设立“锦衣卫”、东厂等机构，实行特务统治，对官吏文人实行严酷的控制。中叶以后，政治更加腐败，藩王、宦官、大官僚尽情奢侈享乐，皇帝昏庸无道：武宗整日耽于淫乐，朝政为宦官刘瑾把持；世宗迷信道教，把炼丹献方道士封为高官，听任权奸严嵩父子操纵国事二十多年。明末朝政日非，天启阉党魏忠贤擅权，政治黑暗至极。代表中小地主阶级利益、以顾宪成为首的东林党，后起的复社、几社，都先后和阉党展开了激烈的斗争。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空前激化，终于使明代的统治在以李自成为首的农民大起义的风暴中宣告灭亡。
在思想文化上，明代积极提倡程朱理学，以此作为社会的统治思想。朝廷还组织人力修撰“五经”、“四书”与《理性大全》。广为传播。实行八股文取土制度，以朱熹注“四书”与宋儒注经“五经”命题，不许考生发挥自己的思想，以防止“异端”，达到思想文化的专制统治。明王朝对知识分子采取笼络和高压相结合的手段。朱元璋曾开设文华堂招揽天下人才，朱棣还命解缙及他文土三千人编成大型类书《永乐大典》；另一方面，又对“不为君用”的朝野文士施行残酷杀戮，并百般疑忌，多次大兴文字狱，使社会思想为之窒息。至明中叶，由于经济、政治的影响。思想文化才有了显著变化。首先出现了以王守仁为代表的“阳明学派”，提出“良知”说，反对程朱理学的传统束缚，启发大胆思想；以王阳明的门人王艮为代表的“泰州学派”，提出“百姓日用即道”；·思想家李贽，公开以“异端”自居，提出“穿衣吃饭是人伦物理”，反对封建假道学，并在文学上提出许多精辟见解，明中叶出现的进步思潮，在思想文化界起着有力的推动作用，对明代中后期的文学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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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文学概述：
明代文学的主要成就是小说和戏曲。明代小说创作无论是长篇或短篇都呈现了空前繁荣的盛况。历史题材的章回演义小说《三国演义》是我国长篇小说的开山之作，它和英雄传奇小说《水浒传》共同拉开了我国小说世界的帷幕。明中叶以后，小说创作步入了新的天地，我国第一部杰出的浪漫主义神魔小说《西游记》、第一部由文人独创的世情小说《金瓶梅》相继问世，为中国长篇小说的发展开拓了新领域。这四部小说被称为“四大奇书”。在它们以后。又出现了一系列长篇巨制的历史演义、英雄传奇、神魔和世情小说，对后来的小说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明中叶的短篇小说，也十分兴旺发达。以冯梦龙的“三言”和凌蒙初的“二拍”为代表。其中大部分是摹拟宋元话本写成的，无论在思想内容的深度广度和艺术成就上，都比前人有很大进步。明代还出现了为数不少的文言短篇小说。
明代小说创作的特点，从发展过程来说，是由人民群众的集体创作，到文人的加工整理，再发展为作家的个人创作、《三国演义》、《水浒传》是无数的无名群众的集体智慧和作家个人的艺术才能相熔合的结晶、《西游记》、已充分显示出作家个人创作成分比重的增加，《金瓶梅》则是作家的个人创造。短篇小说从宋元话本的基础上发展而来，逐渐产生了文人的拟话本，成为作家的个人创作。从思想内容来说。明代小说广泛而深刻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生活和人民的理想、愿望，具有强烈的人民性；从艺术形式来说，它开始了典型环境中典型人物的塑造；从创作方法来说，大多是现实主义的，有的作品也达到了积极浪漫主义的新高度。明代小说的这些特点充分体现了中国古典小说的民族风格。
明代戏剧是沿着杂剧、传奇两条线发展的。杂剧是元杂剧的余波，已趋衰落，在南戏影响下，创作形式也发生了一些变化。
传奇是戏剧的主要成就。成化以后，由南戏演变而来的传奇十戮盛行。明初由于统治者对戏剧的控制和利用，作家作品虽多，而有价值的很少。中叶以后，剧坛呈现了蓬勃发展的局面。首先出现了伟大的戏剧家汤显祖和他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剧作《牡丹亭》，此外，还涌现了大批有成就的戏曲作家，形成了各具特的艺术流派。主要是以汤显祖为代表的强调内容、注重文采 “临川派”和以沈璟为代表的讲究音律的“吴江派”，这两个流派影响很大。还有以梁辰鱼为代表的着力词藻的“昆山派”。其次，是剧作题材的广泛：有的取自本朝的现实题材，如《鸣凤记》：有的采自历史或民间故事，如《浣纱记》；还有用寓言题材写成的，如《中山狼》。其三为戏曲形式的演进和表现手法丰富。唱腔不断革新与多样化，各种戏曲形式同时涌现。其四戏曲理论的发展和戏曲作品的大量刊行。
明代的诗歌、散文，和小说相比，成就较差，它们是在拟与反拟古的反复斗争中曲折前进的。明初的诗文作家宋濂，刘基高启等，都亲历过元末的大动乱，写出了一些反映现实的作品永乐时期以杨士奇、杨荣，杨溥为代表的“台阁体”、为文歌功颂德，形成一股不良文风，统治文坛数十年。只有民族英雄于谦的诗文突出地反映了现实生活。到明中叶，李东阳为首的“茶陵派”，力求以文学的复古来反对“台阁体”文风，但他们侧重形式，成就不高。弘治中以李梦阳、何景明为首的“前七子”和嘉靖中以李攀龙、王世贞为首的“后七子”，先后倡导文学复古运动，以“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的主张和实践，取代了“台阁馅在文坛的统治地位。但他们一味摹拟抄袭，盲目复古仿古，仍是形式主义。王慎中、归有光等，提倡唐宋古文，肯定唐宋古文八大家的历史地位，被称为“唐宋派”。对前后七子都持批判态度，但也没有从根本上摆脱前人的束缚。“公安派”以袁宗道、袁宏道、袁中道为代表，反对贵古贱今，主张文学要“独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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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灵，不拘格套”，但其作品只注重形式革新，较少反映现实。以钟惺、谭元春为代表的“竟陵派”，对前后七子及“公安派”都想纠正，但脱离现实生活，只注重雕琢词句，忽视内容的倾向更突出。明末复社张溥的诗文，表现了真实感情。为抗清而慷慨捐躯的陈子龙、夏完淳的作品，表现了民族气节，充满了爱国热情。明代的词，在词史上处于低潮时期，但在词学理论研究、词作批评、词章的编选、整理方面都做出了重要贡献。在创作方面，以刘基，高启、杨慎、陈子龙、夏完淳等人为代表。正是由于明代词人不绝如缕的创作，才酝酿了清代词的中兴。明代散曲，只有少数作家保有元曲遗韵，但它开拓了题材领域，比较集中地反映了市民阶层的生活和思想感情。在形式上进一步吸收了民歌俗曲的艺术营养，表现了浓郎的时代生活气息，王磐、陈铎、冯惟敏、薛论道等，是明代有成就的散曲作家。民歌，是明代文学的“一绝”，它充分反映了社会与时代的面貌。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民歌遗产。
第一章 《三国演义》
一、《三国演义》的成书过程。三国故事在民间长期流传，北宋时已出现“说三分”的专家，宋元时期三国故事被大量搬上舞台，元英宗至治年间刊行的《全相三国志平话》是民间传说中三国故事的写定本，已初具仁演义》的规模。
元末明初，罗贯中运用陈寿《三国志》及裴松之注等历史资料，结合民间艺人的创作成果，加上他自己的生活经验，写成了《三国演义》这部影响深远的章回小说。
作者罗贯中，据贾仲明《录鬼簿续编》等材料，可大致推断出他的生活年代。他经历过元末动乱，一度参加反元斗争，有理有抱负。
二、《三国演义》的思想内容
（一）《三国演义》描写了公元184年到280年间的历史故事，始自黄巾起义，终于西晋统一。集中展示了三国时代各封建集团之间政治斗争和军事斗争。通过这些互相利用又互相残杀的复杂交叉的斗争，揭示了封建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小说一开始就展开了外戚何进与宦官集团“十常侍”的利害冲突；何被杀死，重臣袁绍又诛灭了宦官；封疆大吏董卓赶走了袁绍，新兴力量曹操又会集诸侯讨伐董卓；而在讨董会师时，诸侯又各怀异心，坐观成败：董卓被杀后，他的部下也分裂为两部，互相厮杀，矛盾还直接渗透到统治阶级的家庭内部：袁绍死后，他的儿子兄弟之间同室操戈，刘表的儿子刘琮，一直和其兄刘琦争夺继承权，曹操一死，曹丕与其弟就同根相煎；刘封不救关羽，也是孟达亲疏立继的利害问题打动了他。罗贯中所描写的这些矛盾斗争，揭穿了封建统治阶级所宣扬的纲常伦理的实质。正是这些矛盾所酿成的连年战祸，给人民带来了无穷的灾难。
（二）《三国演义》通过对曹操、刘备的刻划，表达了作者向往“仁政”，反对暴政的政治理想。 1、曹操是《三国演义》的三绝之一： “奸绝”。作者对曹操的刻划，紧紧抓住“奸雄”这两个字。他从小就“好游猎，喜歌舞，有权谋，多机变”。 “游荡无度”，他幼时就设计诬叔骗父，使他父亲再也不相信叔叔的话，从此越发“恣意放荡”。他对父执老翁，皇后重臣，无辜百姓，孕妇孺子，都任意杀戮，公然宣扬“宁教我负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负我”的极端自私的处世哲学。他装睡杀死卫士后，又厚葬死者，以示仁义心肠；行军时忽然放声大哭，说是思念典韦去年在此战死，于是祭奠典韦，亲自“哭拜，昏绝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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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使大小军校无不下泪。这都表现了曹操驾驭军将的权谋。他借黄祖的手杀死祢衡，以扰乱军心的罪名杀死杨修，因怀疑而杀死名医华佗，写出他奸诈多疑，极端利己，虚伪狠毒，凶暴残忍的一面。但同时曹操又是个能安天下的命世之才。作者在曹操第一次出场时，就借别人之口说他是“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在纵横交错的政治、军事斗争中，在群雄此伏彼起的大动荡中，都显出了曹操的远见卓识与雄才大略。当董卓弄权肆虐时，他揭露其阴谋野心，发难讨伐，得到天下响应；当各路诸侯只顾眼前互相吞并时，他能高瞻远瞩，乘时度势，显出与众不同的器度；他豪放机智，在青梅煮酒，与刘备共论天下英雄时，对拥兵据地，炫赫一时的人物，一一作了独具远见的精辟评价；他善于用人，不论出身门第，不计恩怨，广纳贤才，因而“文有谋臣，武有猛将”；在官渡之战中，他创造了以少胜多、以劣势胜优势的著名战例。所以很快战胜敌手，统一了中原。
2、刘备是《三国演义》中站在曹操的对立面的一个礼贤下、仁民爱物的“仁君”。他出身贫苦，曾“贩履织屦为业”，了解民间下情。桃园结义时，就发出了“上报国家，下安黎庶”的誓愿。他的思想言行的核心就是“仁义”，在《庞统献策取西川》中，刘备说：“今与吾小大相敌者，曹操也。操以急，吾以宽，操以暴，吾以仁，操以谲，吾以忠，每与操相反，事乃可耳。今以小利而失信于天下，吾为此不忍也”。作者用诗称赞他：“不因小利忘仁义，便是当年尧舜心。”他信守“人无信不立’“举大事者必以人为本”，所以处处以宽仁待民。他初任安喜县尉，就能“与民秋毫无犯，民皆感化”，因而“远得民心，近得民望”，当阳撤退时，十几万难民随他渡江，情势万分危急。为了黎民，他把身家事业放在第二位，也要和扶老携幼的难民一道，患难与共。取西川时，他所到之处，秋毫无犯，受到人民焚香礼拜的欢迎。当初，他正流落无依，而一般据地自重者正对土地求之惟恐不得，可陶谦三让徐州时，他却再三礼辞；明知“的卢”妨主，也泰然处之，不肯嫁祸于人；刘备刚得徐庶。如虎添翼，上下相得，初次取得胜利，可当曹操挟持徐母，来书骗徐时，刘备说：“使人杀其母，吾独用其子，乃不仁也；留之而不使去以绝子母之道，乃不义也。吾宁死，而不为不仁不义之事也。”放徐归曹，丰富了刘备形象中仁义的一面，走时又恋恋不舍，长途相送，又丰富了刘备重情爱才的一面。刘备的礼贤下士，知人善任，集中地表现在对待诸葛亮身上。三顾茅庐，细腻地刻划他对贤才的爱慕与敬重，诸葛出山后，刘与他“食则同桌，寝则同榻，终日议论，心地开悦，共议天下之事”，推心置腹，言听计从，使明君贤相，相得益彰。刘备的义，还集中表现在对待结义的关羽、张飞和“甚相敬爱”的赵云身上，生则相爱相信，死则义不独活，指日报仇。既突出了结拜的义气，又反映了作者理想中的君臣关系。
3、《三国演义》的思想倾向是“拥刘反曹”
“拥刘反曹”思想的主要表现：首先从内容上看，小说塑造的刘备的形象，总是仁民爱物，忠君信友，宽厚谦让，以恢复汉室为政治目的，以忠于桃园结义为生活信条，以解救百姓疾苦为行动准则。写曹操，是作为刘备的对立形象来处理的，处处都显得奸诈猜忌，凶狠残忍。他杀人不眨眼，不仅在争权位，报私仇、掠土争城时杀人如麻，连吕伯奢这样的与其父有八拜之交、而当他危难时仍当贵客款待的忠厚老翁，他也要杀其全家；为他贴身警卫的内侍、给他治病救命的医生华陀、患难中舍身相助的陈宫以及名士，如孔融、杨修等，都一一死在他手中。其次，从结构上看，小说把刘备放在主导地位，有近五分之三的回目是写刘蜀，开章第一回就引出刘备，拉开了帷幕；等刘备托孤时，全书已演述了三分之二，到刘禅投降，姜维败死，三国即已解体，小说只剩一回尾声了。而曹魏显然处于次要地位。再次，从语言上看，作者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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憎分明，仅在称谓上就表明了主观感情。在回目上多次称刘为玄德、皇叔、豫州和先主，只有一处称作刘备；而对曹，直称曹操算是客气的。当然也常称孟德，而多处却直呼小名阿瞒，最能看出鲜明立场的是在回目中称曹为“贼”、“汉贼’，和“国贼”。刘备死时，回目为“刘先主遗诏托孤儿”，“拦”、“诏”都意味尊为正统帝位，以“遗诏”、“托孤”暗示死，深寄讳言和惋惜之情：写曹操死，回目为“传遗命奸雄数终”，“奸雄”成了盖棺的定论， “数终”实有称快之意。
（三）关于刘、关、张义气的描写，反映了一定阶层的道观念。三人桃园结义、立志报国安民，誓同生死。即使时间推移，局势发展，地位变化，他们始终忠于誓言，体现了重友谊、重然诺的可贵品质；人称关羽“义绝”，在桃园三英中，刘备突出是“仁”，张飞突出了“猛”，关羽尤其突出了“义”，成为“义”的化身。他申明降汉不降曹，封金挂印，千里寻兄。歌颂了义重如山的优秀品质，关羽身上还体现了“春秋大义”的封道德观念，在处理和曹操的关系时，也受到个人恩怨的支配，就暴露了关羽性格上的弱点，也显露出《三国演义》中“义”的局限性。
（四）《三国演义》在描写波斓壮阔的斗争中，概括了丰富的斗争经验和历史人物的高超智慧，这都集中体现在诸葛亮身上，诸葛亮是《三国演义》中最重要的人物。他于建安十二年从隆中出山，至建兴十二年去世，前后二十七年的活动，在书中占了二分之一以上的文字；这部分文字中又有二分之一的内容是专写诸葛事迹的。他未出隆中，就对天下大势了如指掌地作出精噼分析，提出占荆据蜀、联吴抗曹的根本策略。初出茅庐，在博望坡初次用兵，小试蹈略，就取得全胜，奠定了在军中尤其是关羽、张飞诸将心目中的地位，赢得了钦佩与尊敬；荆州新败之后，他只身入吴，结好鲁肃，智激孙权，团结周瑜，舌战群儒，力促孙刘联盟，实现了联合抗曹的大计；在赤壁大战前的风云变幻的复杂局面，在与敌友的周旋中，在艰巨的战前准备与战斗部署中，他步步采取主动，突出地显示了他的智谋远远胜过周瑜和曹操。终于取得了赤壁的大捷；随后他三气周瑜，稳定荆襄，西取益州，实现了隆中的预言：在巴蜀辅佐刘备，内修政理，外出秦川，智取汉中，夏侯授首，阿瞒退兵，在政治军事上取得节节胜利；白帝城托孤后，他忠于王业，料事如神，细致谨慎，知己知彼，多谋善断，随机应变，没有辜负刘备生前的知遇和临终的恳托；在安居平五路，弹琴退仲达，六出祁山，七擒孟获诸役中，真正做到了“鞠躬尽瘁，死而后己”，成为忠贞和智慧的化身，千古贤相的典型。
三、《三国演义》的艺术成就与影响
（一）历史的真实与艺术的真实的统一。《三国演义》是以历史题材写成的文学作品，它允许作者在尊重历史的前提下进行艺术加工，可以不拘泥于史实。如曹操在历史上是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和诗人，但作为艺术形象，曹操却被描绘成“奸雄”的典型。在个别情节上，为了人物形象的鲜明突出，和谐统一，而把史实作了改动。如“怒鞭督邮”一事，按《三国志》记载，本是刘备所为。小说作者把它移到张飞身上，既保持了刘备这一人物形象前后一致的性格，宽厚、仁和又使猛张飞的性格更加丰满。在情节安排上，《三国演义》常常抓住史料中几个字、一句话而大力渲染。如诸葛出山，在《三国志》中只有“由是先主遂诣亮；凡三往，乃见”这十二个字，在罗贯中的敷衍下，就成了曲折动人的“三顾茅庐”的著名故事。
（二）人物众多，形象鲜明。《三国演义》一书共出场一千—百八十三人，其中主要人物都有鲜明个性。作者塑造人物的特点之一，就是一出场就确定其基本性格，随后逐渐加强刻划。如张飞性格的基本特征是莽与猛，作者从外貌言行上写他“豹头环眼”、“声若巨雷”，打仗时不是“大喝一声”，便是挺起丈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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