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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善以垂文

——刘勰身世生平解读

《文心雕龙》是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的一部空前巨著，可是对其作者刘勰的身世生平，我们却所知甚少，正史虽有记载但也语焉不详，以致今日对于刘勰究竟属于庶族还是士族依然聚讼纷纷。由于刘勰的身世生平对于研究他的创作动机和思想十分重要，因而历来为“龙学”家所关注，相关研究也有不少。其中，从刘勰父辈、祖父辈所任官职和刘勰自己为官的经历来分析刘勰的身世生平应当最为客观可信，这也是本文所采用的角度。

魏晋政治素有“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之讥，然而晋宋鼎革以后，出身素族的刘裕掌权，传统世族地位有所下降，寒门得以兴起，东莞刘氏就是其中之一。”刘勰曾祖辈刘穆之、伯祖刘秀之在刘宋历事三帝，皆终于司徒、司空一类高官。由此可知，东莞刘氏可说是刘宋新贵，即便是宋齐嬗代，亦未可以寒门目之。因此直到刘勰之父刘尚还担任越骑校尉之职，依宋制，越骑校尉秩四品，与州刺史领兵者同，而且统领禁军者，多为亲信，自不可谓微末小吏。可惜刘尚早亡，又以朝代更迭，东莞刘氏地位大不如以前，《梁书》中说刘勰“家贫不婚娶”即是这一事实的反映。

至齐中兴二年，梁武帝萧衍立，改元天监，下诏“访贤举滞”，并置五经博士，招纳后进。刘勰遂于天监初年起家奉朝请。南北朝时期，因实行“九品官人法”，故起家官品与资品有一定的对应关系。譬如，桓温之父桓彝起家官为七品的州主簿，由此可知他与以六品秘书郎起家的庾冰相比，资品低了一品，可见桓氏此时并非是一流势族。因此由起家官奉朝请可大致推知萧梁时刘勰家的地位。 那么奉朝请又是什么官呢？《宋书·职官制》云：“奉朝请，无员，亦不为官。”其实奉朝请原本只是一个荣衔，至宋孝武帝时才成为正式官职，主要用来安置闲散官员，至齐永明中，曾一度多达六百余人。天监初年，奉朝请为九品，至天监七年萧梁官制改为十八班，以十八班居首，一班居末，奉朝请也仅仅是二班而已。奉朝请人数甚多，而又未有实际职权，可见应不是世家大族起家官职。也有人以沈约、何逊、司马筠等人皆以奉朝请起家就认为此官是显宦要员的起家官，虽沈约等人俱为显宦，然而实则皆非豪门世族。沈约家境稍好，其祖上是江东豪族，

然而其父虽任淮南太守，却因奉迎宋孝武帝太迟而被诛杀，因此沈氏成为“刑家”，沈约自小孤贫流离，自然已算不上世家大族子弟。何逊之父何询仅为齐太尉中军参军，司马筠之父司马端仕齐为奉朝请（可能就是上文所说的六百余人之一）。可见沈约、何逊等人之后虽历仕显宦，起家时却也只能算次等士族，并不比刘勰情况类似。由此可见，东莞刘氏本是刘宋时新兴豪门，然而至萧梁之时，已然沦落为次等士族了。

刘勰入仕不久，即被任命为临川王记室，梁代诸王记室，品秩为六班，杨明照先生说：“记室之职，实为华要，专掌文翰”，可见临川王萧宏对刘勰十分赏识。然而此后十数年刘勰一直仕途坎坷，历任车骑仓曹参军、太末令、仁威南康王记室，一直未获重用。至普通四年，刘勰始兼东宫通事舍人，仕途才有起色。东宫通事舍人，秩为第一班，为流内最末，然而位卑权重，其在东宫职权与中书通事舍人在朝中职权类似，沈约当年就曾任此官。此时刘勰虽得重用，然而太子年方弱冠，他却已至知天命之年，想要再进一步十分困难。后刘勰虽迁为步兵校尉（与刘尚的越骑校尉品秩相同，在萧梁为第七班），但这也是刘勰仕途的终点了。至中大通三年，昭明太子薨，刘勰心灰意冷，遂改名慧地，在定林寺出家，未期而卒。

天监初，刘勰以次等士族之身起家奉朝请，担任临川王萧宏记室；中大通三年，刘勰以步兵校尉兼东宫通事舍人卒，宦海浮沉二十余年，官秩不过由六班升为七班，真可谓仕途坎坷。刘勰在《文心雕龙·程器》中说：“摛文必在纬军国，负重必在任栋梁，穷则独善以垂文，达则奉时以骋绩。”刘勰固未能“奉时以骋绩”，然而却能“独善以垂文”，因《文心雕龙》这部巨著得以名声彰显于后世，造就了如今洋洋大观的“龙学”，如此想来，其理想抱负亦不可谓没有实现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