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发布更新时间 : 2024/11/5 20:37:22星期一 下面是文章的全部内容请认真阅读。

些人在路上遭受了数不清的挫折，理应保持谨慎。然而他们根本无法控制凶暴与贪婪，尽管当地居民把他们当做朋友，向他们敞开供应饮食，但是他们还是感觉到巨大的邪恶力量无处发泄，无法控制他们的冲动。

卑贱的士兵们仅仅出于恶作剧，就纵火焚烧了几座公共建筑；他们从教堂房顶抽下来铅条，当成废旧的金属拿到城郊去卖掉。甚至于公开抢劫，强暴妇女。

类似这样的暴行仅仅是冰山一角，当群体的极端感情被积累到一定程度时，所带来的后果往往是灾难性的。

不过，这并不意味着群体没有能力在巧妙的影响之下，表现出英雄主义、献身精神或最崇高的美德。他们甚至比孤立的个人更能表现出这些品质。当我们研究群体的道德时，我们很快还有机会回到这个话题上来。 群众的情感和道德观 打动群体的东西 作为个体而存在的人无疑是理性的，因此我们才得以用善恶来打动他的情感。以是非来规范他的观念、以利害来约束他的行为。

但是这种制约只限于在个体或是非群体身上发生作用。 一旦人们集结起来形成群体，这种制约和影响就会丧失效力，而群体也会有一种全新的驱动机制。

究竟是什么东西才能打动群体？

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其实已经有了答案，因为群体最热衷于夸大自己的感情，因此，它只会被极端的感情所打动。

可以肯定地说，夸大其辞。言之凿凿、不断重复、绝对不以说理的方式证明任何事情——这些都是公众集会上的演说家惯用的论说技巧，也是最直接、最有效的打动群体的手段。 历史上著名的“克列芒鼓动”来自于教皇乌尔班二世，正是这场演讲掀起了首次十字军东征的狂潮，当时他激情洋溢、口若悬河。先是描述了圣城耶路撒冷基督徒所受的苦难，又讲述了巴勒斯坦平原是如何被残暴的野蛮人变成了不毛之地。当他叙述了这些之后，便开始了大声疾呼。

“听我讲话的人，都是真正信奉上帝的人！我召唤你们！清除覆盖尘世的污垢，把教友从苦难的深渊中拯救出来！那些为了救世主而抛弃田产，、父母、兄弟、姐妹、妻子、儿女的人，必将会受到百倍的回报，会得到永生！”

可以看出，乌尔班二世所运用的手段，完全蕴含了我们在前文中所说的技巧。在这一点上，我们可以简单地查看一下历史，不论是古希腊学园中的雄辩者，还是巴黎公社的街垒演说家，抑或是在裁判法庭上慷慨激昂的辩护者。无一不出言不逊又信誓旦旦。

群体易于爆发出狂暴而极端的感情，也最容易为狂暴而极端的感情所打动。当他们被打动之后，就会像我们前文所说的那样，汇成一道毁灭性的洪流，摧毁一切阻挡他们的障碍！

群众的情感和道德观 群体的夸张妨碍智力（上）

我们常常会认为人群总是要比个人聪明，事实上，这一点是绝无可能的。

当个人汇集成群体的时候，绝不会有集思广益这样的事情发生，相反的是，群体的叠加只能增加他们的愚蠢，智力反而会大幅度下降。 相比于个人，群体不存在丝毫的智力优势！

当群体开始将感情提升到极高或极低的境界时，就已宣告了这一点。 群体摒弃了温和、教养；

群体丧失了对自己性格缺点的基本认识； 群体不愿再对自己的语言行为有所约束；

群体乐于以原始人的心态生存。

于是，尽管群体的力量远远大于个人，但是他们的智力商数却是彻底地倒退了。

在1630年的米兰，当瘟疫蔓延开来的时候，人们也变得越来越疯狂，越来越轻信。许多异想天开的荒唐故事，居然都被人们信以为真。

比如说，有个名叫巴萨尼的人，站在米兰市场的附近给人们讲故事，他声称自己在一个黑夜之中，站在一个大教堂门口。忽然之间，一辆由6匹白马拉着的黑马车停在他身边，马车后面跟着无数个身穿黑袍的仆人。

从马车上面走下来一个高大威武的陌生人，他态度和蔼又不失威严地邀请巴萨尼上车，带他来到一个几乎倒塌了一半的巨大宫殿。巴萨尼在里面看到了许多骷髅，骷髅们互相笑骂，相继追逐着跳到对方背上。在一块荒地的中央有一块岩石，石头下面流淌着毒水，毒水流过田地，渗透到米兰城所有的泉水当中。

看完这一切，陌生人许诺说，如果巴萨尼愿意答应将米兰所有的门都抹上毒药，就可以得到无尽的金子和宝石。这个时候，巴萨尼终于明白这个人是魔鬼，他便立即向上帝祷告，一瞬间，他发现电闪雷鸣，自己又一个人孤零零地站在教堂的走廊上。

尽管是这样的疯话，却得到了所有听众的信任。甚至还有所谓的目击者为他帮腔，发誓说他们也曾经见过那陌生人，听过那些白马拉车的声音，他们逢人就讲，那架马车实在是大，当它夜半时分穿过街道的时候，发出的声音要比雷声都大。

群众的情感和道德观 群体的夸张妨碍智力（下）

除了上面我们提到的方面之外，群体常常对意识形态也会进行夸张的处理，让某种意见以异常极端的形式表现出来，即使到了荒唐至极的地步也毫不在意。 在巴黎公社的暴乱成功之后，被广泛鼓吹的妇女权力运动得到了空前的发展，许多妇女开始公然抛头露面，她们在各个方面都要求取得与男人相同的权利，除了穿男装，佩带枪支、骑马之外，一些女人甚至认为，蹲着小便也是妇女地位低下的象征。 为此，有人专门发明了一种为女子站立小便用的排尿器。这种排尿器的外貌与我们日常所用的漏斗十分相似。

巴黎圣日尔曼南区有一位名叫拉格非尔德的先生，他开了一家容器店，在公社建立起来后，由于限制公民饮酒，因此他的漏斗销量一直不佳。正当他为了这个发愁的时候，他的老婆给他出了个主意，把漏斗的价格提升一倍，然后全部当作排尿器出售。拉格非尔德先生半信半疑地按照他妻子的说法去做，结果一天之内就销售掉了七十套，第二天购买的人群在店门口排满了长队。

然而退货的女人很快又蜂拥而至，因为排尿器下端的导嘴是倾斜的，可以让尿流到较远的距离，而漏斗的嘴是直的，用这种“排尿器”的妇女往往会将小便弄到自己的裤裆里。 这样的例子听起来十分滑稽，但它却是群体善于夸大的典型表现。 真实的情况还不止如此，群体往往还会夸大他们在某方面的感情，这使得他们开始信奉原始人的热情，信奉英雄主义，而这些东西在一个理性个体身上是绝对没有的。

群体埋葬了所有的怀疑精神与独立意识，他们只臣服于激烈的言辞、虚假的形象！ 正因为如此，群体才会为自己创立偶像，塑造英雄。

即使对于他们自己的英雄的感情，群体也会做出同样的夸张，几乎在所有的传说中，雄所表现出来的品质和美德，总是被群体无限地夸大，最终演变为一部史诗样的神话。 这种夸大甚至还被带进了生活之中，早就有人指出过一个现象——观众会要求舞台上的英雄具有现实生活中不可能存在的勇气、道德和美好品质。

群众的情感和道德观 群体的偏执与专横（上） 由于智力商数的下降，使得群体只能接受简单而极端的东西，即使在感情方面也不例外。 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从大航海时代的西班牙找出示例，遍布伊比利亚半岛的宗教裁判法庭正是这样的东西，一场关于宗教教义的争论，最终被这种简单粗暴的方式所遏止。

当持有不同见解的教徒被付诸火刑时，群体的一大极端表现就已经被揭示出来： 只要群体出现，那它就必然是偏执的。

群体只知道简单而极端的感情；对于别人提供给他们的各种意见、想法和信念，他们或者全盘接受，或者一概拒绝，将其视为绝对真理或绝对谬论。 群体绝不允许旁人对他们的真理有所质疑，也绝不允许旁人持有他们所认为的谬论。这种偏执的情绪根深蒂固，除非用另外一种极端的感情来取代，否则根本难以动摇。 当群体意识到自己的强大时，它的偏执就发生了变化。 当群体感受到自身的力量感与破坏性后，并把这种力量与偏执结合起来时，群体就拥有了专横的性质。

理性的个人可以接受不同意见，可以接受矛盾，进行平和的讨论，但是群体绝不会允许此类现象发生。

根据我们已知的事实，公众集会上，演说者哪怕做出最轻微的反驳，立刻就会招来怒吼和粗野的叫骂。在一片嘘声和驱逐声中，演说者很快就会败下阵来。 这还不是最严重的，如果现场的局面失控，又没有一位所谓的英雄人物或当权者来进行约束的话，反驳者甚至会被当场打死。 遍布欧洲大地，时间长达两个半世纪的猎巫风潮足以很好地说明这一点，不仅数以万计的人成为了猎巫队伍的牺牲品，甚至于那些敢于站出来替人辩白的无辜者，也要惨遭不虞。 在1704年的苏格兰地区，一个患有癫痫病的流浪汉指控两名妇女对他实施巫术，其中一个在被抓进监狱后逃了出来，但是第二天就被抓到。在押回监狱的途中，对巫师切齿痛恨的人们知道了这件事，就想要亲手淹死她。他们把她带到海边，在她身上捆上绳子，将绳子的另一端拴在附近一艘渔船的桅杆上。然后把她投进水中再拉上来，然后再投下去。 当这名妇女被折磨地半死不活的时候，人们又把她拖上海滩。一个暴徒专门回家把门板卸下来，压在这个可怜女人的身上，然后再在上面堆上大石，把人活活压死。 在整个过程中，没有一个地方官出来干涉，那些押送的士兵也玩忽职守，对此幸灾乐祸，出来阻止这类行为的人无一不遭到恫吓和殴打。

群众的情感和道德观 群体的偏执与专横（下）

尽管专横和偏执是一切类型的群体的共性，但是其强度还是有所不同的。在这个方面，种族因素会再次起到作用。

我们常说，一个民族会有自己的民族性格，却很少有人真正理解民族性格的含义，它其实是指支配着人们感情和思想的基本的种族观念。

一个富于理性的民族，往往能够保持较强的个人独立意识，他们知道趋利避害，懂得一切人类的是非观念，善恶标准，既冷静而沉稳，较难受到鼓动而变得狂热。 在这方面，以英伦三岛的盎格鲁撒克逊民族最为典型。

一个富于感性的民族，其性格具有易于冲动、易变和急燥的特征，而这也就决定了这样的民族，势必容易陷入极端的情感而不能自拔。 在这方面，以具有拉丁血统的民族最为典型。

事实上，在拉丁民族的群体中，专横和偏执能够发展到无以复加的地步。即使是愚昧的蠢行，他们也会义无反顾地坚持到底。

在法国18世纪初期的密西西比股票狂潮中，金坎普瓦大街成了股票经纪人的聚散地，本来这条大街两边的房子租金只有1000里弗赫，但在风潮的推动之下，已经上涨到了一万有余。有一个在街边摆摊的鞋匠把自己的摊位租了出去，每天的收入翻了一百倍。更离奇的是，有个驼背站在街头，把自己的后背租给奔忙的投机商当书桌，竟然也能赚到一大笔钱。 当交易地点搬迁之后，新交易所的花园里马上支起了五六百个小帐篷和摊位，四处布满了色彩鲜亮的彩带和旗帜。繁忙的人们进进出出，发出无休止的叫嚷声和噪音，甚至还夹杂着音乐。人们的表情随着股票的跌涨而瞬息万变，现场气氛狂热。 对于这种群众性的癫狂行为，正直的陆军元帅维拉尔感到苦恼，他无法容忍同胞们沉浸于这种蠢行之中无法自拔。于是他走上街头向人群大声呼喊了半个钟头，要求停止这种荒唐的行为，但是却没有人愿意听从理性的劝告。回答元帅的是嘘声与嘲弄，甚至有人向他的头上扔鸡蛋和西红柿，使他不得不仓皇离去。 像这样的偏执与专横，在很大程度上已经破坏了盎格鲁·萨克逊人所具有的那种强烈的个人独立感情，拉丁民族群体所俱备的特性，让他们变得不容反对，一旦有人对他们的信念和感情表示异议，便会遭受到最猛烈的攻击。 一个民族固然可以拥有感性气质，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促生艺术与文学的发展。但是这种情绪化的民族性格却万万不能过于严重严重。否则一切善恶标准、事非观念都将会被轻易地抹杀。

假如一个民族过分地严谨而理性，最严重的后果无非是精神领域的空虚；但如果一个民族只按照情绪的指命来行事，那么简直无异于灾难性的后果。 群众的情感和道德观 群体渴望强权 我们已经知道，群体很容易产生出偏执与专横的情绪，而且只要有人在他们中间煽动起这种情绪，他们随时都会将其付诸实践。

由革命党人所掀起的法国大革命，已经证明了这一点。然而，在这场典型的群体狂热事件中，群体的另外一项重要特性也得到了验证。 这项特性就是——群体渴望强权！

群体总是对强权俯首贴耳，却很少为仁慈心肠所动！ 因为在他们看来，仁慈心肠只不过是软弱可欺的代名词。 在非洲的垦荒过程中，两名工会活动分子被从英国派来协助土著工人。他们的动作十分迅速，在到达几天之后，当地的农业工人就为了声援码头工人而举行了罢工，另外，农业工人还提出了增加工资，改善伙食的要求。他们甚至还让营地的一些建筑物起火，并且自行武装起来，设立路障来阻止欧洲人接近海岸。

这些人绝没有想到，苏格兰工人中有一位令人敬畏、声如洪钟的家伙，当他发现道路被罢工者切断，就从他的车上一跃而下，用盖尔语大声谩骂这些非洲人。土著人被这个突如其来的陌生人及其野蛮的语言攻击吓呆了，他们立即丢下武器逃掉了。

这只是一个小小的例子，然而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群体从来都不会听命于温和，而是只向严厉欺压他们的暴君低头。

这个道理，早在1795年的10月里，就被拿破仑·波拿巴看得清清楚楚。

正是在这个月里，奉命镇压骚乱的他，破天荒地发明了大炮的平射技术，将大炮的炮口对准了自己的同胞，那天清晨，一声令下之后，炮弹已经上膛的大炮，就开始向“黑压压的畜群”轰击。

这段射程很近，足可以一次致命，然而当第一排炮打出之后，并没有将所有的人都炸死。有的只是被炸掉一只胳膊或是一条腿；有的被炸开了腹腔，却还一息尚存；有几个命好的人甚至没有受伤。

可是正当河水般的血流流向早已挖好的壕沟时，又是一声令下，骑兵手持军刀和手枪冲

向了幸存者，刀劈枪击之后，那些一瞬间之前还在大声怒骂的群众，顿时停止了最后一声暗哑的呼叫。

几年之后，当拿破仑进入议院，尝试着以演讲的方式来与议员们进行沟通时，又遭到了议员们的激烈反抗。

于是拿破仑的弟弟吕西安调集了一队掷弹兵冲进议院，将那些议员们逮捕起来，剩下的议员们一致同意选举拿破仑为法兰西第一执政。 群体永远都在渴望着强权。

他们喜欢的英雄，要永远像凯撒一样威严而残酷。他的权杖吸引着他们，他的权力威慑着他们，他的利剑让他们心怀敬畏。他们甚至总是为这种人塑起最壮观的雕像。 而当这样的专制者失去了权力时，群体又会在转眼之间面目大变。他们并非是有所醒悟。只是因为群体喜欢践踏被他们剥夺了权力的专制者。

那是因为在失势之后他也变成了一介乎民。他受到蔑视是因为他不再让人害怕。 群体随时会反抗软弱可欺者，对强权低声下气！

如果强权时断时续，而群体又总是被极端情绪所左右，它便会表现得反复无常，时而无法无天，时而又卑躬屈膝。正像大革命中所表现得那样。 群众的情感和道德观 群体的保守本能

群体常常呼唤变革，但那只是表面的现象而已。 在这件事情上令我们上当的，不过是群体那超乎寻常的暴力倾向和破坏力，而这种反叛、破坏以及杀戮的行为总是十分短暂的。 因为群体在做出这种行为之前，根本不会有什么策划。而他们极端情绪化的感情来的快去得也快，这就他们在刺激因素的影响下如狂飙席卷，但最终却仍然要回归安宁，回归到初始的生活状态中。

当群体步入这种无头苍蝇一样的状态之后，它们很快就会陷入迷失。

因此，只要对它们撒手不管，它们很快就会对混乱感到厌倦，本能地变成奴才。 拿破仑·波拿巴再一次为我们很好地证明了这一点，在他上台之后，他压制了一切自由，让每个人都对他的铁腕有切肤之感时，那些向他发出欢呼，却是那些原本最激进，最桀骜不驯的雅各宾派革命党人。

事实上，如果我们知道群体最终会回归保守，就能够对历史和民众革命有全新的认识. 群体可能会渴望着改朝换代，为此这样的变革，他们甚至不惜发动暴力革命，然而革命并非是为了改变深层的东西，只是群体发泄情绪的手段而已。 因此，群体的多变与极端，只能对一些表面的事情产生影响，其实它们就像原始人一样，有着坚不可摧的保守本能。

群体对一切传统事物、传统制度，都有着绝对的迷恋与崇敬；它们对一切有可能改变自身生活基本状态的新事物，有着根深蒂固无意识的恐惧。 假如在发明蒸汽机和铁路的时代，民主派能够掌握有今天这样的权力，那么这些发明便永远也不可能实现，或者至少要付出血的代价，通过不断杀戮和革命来完成。 这一点在法国大革命中表现的尤为突出，由于科学被看成是贵族政治，发现了氧气的天才化学家拉瓦锡也因此被送上了断头台，永久地丧失了呼吸氧气的权利。

当雅各宾派的血腥统治被终结后，热月党人意味深长地做出了这样的评价：“雅各宾派认为知识是自由的敌人，而科学则是贵族政治，如果他们的统治足够长而且放开胆子去干的话，他们就会烧毁图书馆，杀掉所有的学者，把世界投入黑暗之中！”

正因为如此，对于文明的进步而言，最值得庆幸的一点就是，只是在伟大的科学发明和工业出现之后，群体才开始掌握了权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