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发布更新时间 : 2024/12/23 10:12:59星期一 下面是文章的全部内容请认真阅读。
过去的史学研究者在对社会现象进行研究时，往往只注意自然主义的角度，却忽略了心理学的角度，因此往往看不到一些事件的起源。 这种研究对事实有充分的讨论，然而从研究群体心理学的要求看，却并不总是能够找出大革命的起因。事件中血腥、混乱和残忍的一面让人感到惊恐，但是从那部伟大戏剧的英雄身上，却很少能够看到还有一群颠狂的野蛮人肆意妄为，看不到他们对自己的本能丝毫不加约束。
包括这场革命的暴烈，它的肆意屠杀，它对宣传的需要，它向一切事物发出的战争宣言，统统因为研究方法的偏差而被埋没。只有当认识到这场革命不过是一种新宗教信仰在群众中的建立时，才会得到恰当的解释。
除了法国大革命之外，宗教改革、圣巴托洛缨的大屠杀、法国的宗教战争，西班牙的宗教法庭、都是受宗教感情激励的群众所为，凡是怀有这种感情的人，必然会用火与剑去清除那些反对建立新信仰的人。
譬如遍布西班牙全境的宗教裁判所，仅在1483到1498年十五年的时间里，就以火刑处置了十万人之众。然而这种极端而残酷的办法并不稀奇，凡是那些有着真诚而不屈信念的人，都会采用这样的办法来对付反对者。假如他们采用了别的办法，他们的信念也就不该得到这样的评语了。
因此，我们所提到的这些大事件，只有在群众的灵魂想让它们发生时，它们才有可能发生，即使最绝对的专制者也无能为力。 假如某个史学家说，圣巴托洛缨惨案是一个国王所为，那么他显然对群体心理一无所知。 因为所有的屠杀命令，固然可以由君王来发布，却必须由群体的灵魂来贯彻。 即使是握有最绝对权力的最专制的君主，充其量也只能加快或延缓其显灵的时间。 所以我们可以说，无论是圣巴托洛缨的大屠杀，还是惨烈的宗教战争，并不完全是国王们所为，就像恐怖统治不完全是罗伯斯庇尔、丹东或圣鞠斯特所为一样。 群体的意见与信念中的间接因素 群众运动的导火索
我们已经研究了群体的精神结构，了解了它的感情、思维和推理方式，现在让我们来看看它的意见和信念是如何形成的。
决定着这些意见和信念的因素可以分为两类：间接因素和直接因素。 那么，它们之间究竟有什么区别呢？ 间接因素是这样的东西，它能够使群体接受某些信念，并且使其再也难以接受别的信念。它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煽动着群体，使他们的情绪开始酝酿。
某些观念的暴发并被付诸行动，有时看起来显得十分突然。然而这只是一种表面结果，在它背后肯定能够找到这种延续良久的准备性力量。 而直接因素是指这样一些因素，随着上述长期性准备工作的延续，它们能够成为实际说服群体的资源，不过，若是没有那种准备性工作，它们也不会发生作用。这就是说，它们是使观念采取一定形式并且使它能够产生一定结果的因素。
集体突然开始加以贯彻的方案，就是由这种直接因素引起的。一次骚乱的爆发，或一个罢工决定，甚至民众授予某人权力去推翻政府，都可归因于这种因素。 打个比方来说，如果说间接因素相当于长时间的虫啃蚁噬，那么直接因素就是一次强烈的地震或台风，虽然看上去是外力破坏了房屋，但房屋的地基实际上已经早被掏空了。 在所有重大历史事件中，都可以发现这两种因素相继发生作用。这里仅以一个最令人震惊的事件为例，法国大革命的间接因素包括哲学家的著作、贵族的苛捐杂税以及科学思想的进步。有了这些准备，群众的头脑便很容易被演说家的演讲以及朝廷用不疼不痒的改良进行的抵抗所激怒。
有些间接因素具有普遍性，可以看出，它们是群体一切信念和意见的基础。这些因素就
是民族、传统、时间、各种典章制度和教育。
群体的意见与信念中的间接因素 第一条导火索：民族
我们研究过不同民族的民族性格，现在我们必须指出，民族是最重要的间接因素。 每个民族都有它独有的特点。 这种特点又形成了它的民族性格。
当这种民族性格一代代传递下去，我们就看到了这个民族的力量、它的信仰、它的制度和艺术，总之，它文明中的一切成分，仅仅是它民族性格的外在表现。
民族性格不仅不会被改变，而且还具有巨大的力量。我们可以看到，当某种观念从一个民族传播给另一民族时，总是会发生深刻的变化。
某些环境变化、突发事件可能会为一个民族带来新的暗示因素，带来相当大的影响，引导他们付诸行动，但是如果这种影响与该民族的民族性格相反，或者说，如果它与一个民族世代继承下来的因素相对立，那么它就只能是暂时的。
英国的南海事件是这方面最好的例子，当时，密西西比股票狂潮正于法国如日中天，在这个神奇的泡沫肆意膨胀的日子里，法国人变得失去了仅存的理性，不再满足于从事那些赢利较慢的产业，人人都渴望能够立刻拥有无穷无尽的财富，于是铤而走险，开展了一场大胆的计划。
当这股风潮来到英国时，像法国人一样，英国人也被这种离奇的计划所迷惑，千万双眼睛中饱含欣喜，仿佛看到了一幅金银财宝铺面而来的景象。 然而与法国不同的是，盎格鲁撒克逊民族骨子里那种强烈的理性成分发挥了作用，除了一部分从始至终持反对意见的当权者之外，即使是普通民众，也没有完全参与到这场疯狂游戏中去。
这也正是为什么法国人的疯狂持续了整整四年，而闹剧只在英国进行了八个月的原因所在。
关于民族这一因素的作用，以后还会有所涉及，我们在这里需要了解的，是它对各民族群体气质特征的影响，事实上，正是这种影响存在着差别，才决定了今日世界的格局。 群体的意见与信念中的间接因素 第二条导火索：传统 过去的观念、欲望和感情，就构成了传统。
每个民族都拥有自己的传统，因此也可以说，传统是民族的特性之一，这种东西很难发生改变，而且对我们的生活发生着巨大的影响。 这一点可以通过类比的方法来说明，最近在生物学上出现了新的研究成果，从胚胎学的角度证明了过去的时间对生物进化的巨大影响，从此之后，生物学的研究就云开雾明。 假如我们把这种理论移植到历史科学中，结果又会如何呢？
我们可以把民族看成单个的生物，那么这样一来，它就是在历史中形成的一个有机体。 如果它是有机体，那么它就像其他有机体一样，只能通过缓慢的遗传积累过程发生变化。 因此，一个民族的传统是极其稳定的，除了一些名称和外在形式，人们没办法对它做什么改变，就如同喀斯特地貌中的钟乳岩——需要长年累月的物质沉淀，一旦形成之后，又很难被腐蚀损坏。
传统不仅稳定，而且支配着人们的行动。特别是当他们形成群体时就更是如此。对这种状况不必感到遗憾。脱离了传统，不管民族气质还是文明，都不可能存在。
我们可以下这样的结论，人类是依附传统而存在的，因为只要脱离了传统，不管民族气质还是文明，就都不可能保存下去。
为了保持传统，自从有人类以来，他们就在进行着两大努力，一是建立传统，二是当有益的成果已变得破败不堪时，人类社会便努力摧毁这种传统。
无论是新传统还是旧传统，倘若没有一个传统存在，文明就不可能延续，而如果没有新
的传统，文明也不可能进步。
于是，这里就出现了一个严重的困境——如何在稳定与求变之间取得平衡。 如果一个民族使自己的习俗变得过于牢固，它便不会再发生变化，中国是这方面的典型，它死气沉沉的固有习俗，使得整个国家没有任何改进能力。
在这种情况下，暴力革命也没多少用处，因为由此造成的结果，或者是打碎的锁链被重新拼接在一起，让整个过去原封不动地再现，或者是对被打碎的事物撒手不管，让无政府状态来取代衰败。
因此，对于一个民族来说，最理想的状态是保留过去的制度，同时又用不易察觉的方式一点一滴地加以改进。
这个理想非常不容易实现，因为在稳定与变革之间求得那个平衡点是很困难的事情，使它变成现实的几乎只有古罗马人和近代英国人。更何况，群体会本能地对一切变革进行阻挠。 我们在前文中论述过，群体是最保守的势力，正因为如此，群体才会死抱着传统观念不放，极其顽固地反对变革传统观念。
事实上，即使是最狂暴的反叛行为，最终也只会造成一些嘴皮子上的变化。在18世纪末，教堂被毁，僧侣们或是被驱逐出国，或是殒命于断头台，人们也许认为，旧日的宗教观念已经威力尽失。但是没过几年，为了顺应普遍的要求，遭禁的公开礼拜制度便又建立起来了，被暂时消灭的旧传统，又恢复了昔日的影响。 由此可见，传统对群体心态有着不可抗拒的威力。
那些最不受怀疑的偶像，并不住在庙堂之上，也不是宫廷里那些最专制的暴君，他们转瞬之间就可以被人打碎。
支配着我们内心最深处的自我的，是那些看不见的主人，它可以安全地避开一切反叛，只能在数百年的时间里被慢慢地磨损。
群体的意见与信念中的间接因素 第三条导火索：时间 时间是世界万物的真正创造者。 时间也是世界万物的唯一毁灭者。
积土成山要靠时间，从地质时代模糊难辨的细胞到产生出高贵的人类，靠的也是时间。数百年的作用足以改变一切固有的现象。 假如我们赋予蚂蚁以足够的时间，它也能把勃朗峰夷为平地。如果有人掌握了随意改变时间的魔法，他便具有了信徒赋予上帝的权力。
同样的，对于群体的信念来说，时间也有着巨大的影响，即使是民族这样重要的因素，也要在极大程度上仰时间的鼻息，没有足够的时间，人群是无法聚合起来形成民族的。 时间引起一切信仰的诞生、成长和死亡。它们因为时间而获得力量，同时也因为时间而失去力量。 具体而言，群体的意见和信念是由时间酝酿起来的，或者它至少为它们准备了生长的土壤。一些观念可实现于一个时代，却不能实现于另一个时代，原因就在这里。 时间把各种信仰和思想的碎屑堆积成山，从而使某个时代能够产生出它的观念。这些观念的出现并不是像掷骰子一样全凭运气，它们都深深植根于漫长的过去。当它们开花结果时，是时间为它们做好了准备。如想了解它们的起源，就必须回顾既往。 这样看起来，信仰与思想既是历史的儿女，又是未来的母亲，然而也永远是时间的奴隶。 席卷整块欧亚大陆的十字军狂飙的出现就绝非偶然，面对潮水般的基督朝圣者，圣城耶路撒冷的官方颁布了一个苛刻的法令：每个进圣地的朝圣者，都必须缴纳一个金币的税。 这个规定让那些千辛万苦而来的朝圣者愤怒至极，然而却又毫无办法。穷困潦倒的人群在耶路撒冷城外久久徘徊，直到有一位富裕的信徒用马车载了一大堆金币来解救他们，替他们交了税才得以进城。对于耶路撒冷的统治者来说，朝圣者成为了他们的滚滚财源。
面对不断涌入圣城的朝圣信徒，当地统治者唯恐自己被这些人挤出城外，于是就在朝圣的路上设下种种障碍。以各种方式来迫害朝圣者：抢劫、鞭打、连续几个月被关在城外、被迫缴纳一块金币的入城税，这样的情形整整持续了一个多世纪，双方的矛盾不断加深，火药桶已经濒临爆炸的边缘。 终于，一位名叫彼得的隐士历经磨难赶到耶路撒冷，受到了种种虐待。这让他义愤填膺，返回欧洲后到处演讲，历数东方世界的邪恶，声泪俱下地讲述基督徒在圣地所受的虐待，最终使得教会做出了“解放圣地”的决定。 从这段历史中我们可以看出，如果没有长达一个世纪的情绪积累，西方世界也不可能在仓促之间有此决定。而如果没有几个世纪的杀戮与牺牲，西方的民众也绝不会意识到这样的集体狂热有多荒谬。
因此，时间是我们最可靠的主人，为了看到一切事物有何变化，应当让它自由地发挥作用。
没有哪种统治形式可以一夜之间建立起来。政治和社会组织是需要数百年才能打造出来的产物。封建制度在建立起它的典章之前，经历了数百年毫无秩序的混乱。绝对君权也是在存在了数百年后，才找到了统治的成规。而这些等待的时期往往是极为动荡的。
正因为如此，面对今天群众可怕的抱负以及它所预示的破坏和骚乱，我们深感不安。要想看到平衡的恢复，除了依靠时间，再也没有别的办法。
群体的意见与信念中的间接因素 第四条导火索：政治和社会? 几乎所有人都认为，制度能够改革社会的弊端。 各种社会学说都有同样的看法：改进制度与统治可以为国家带来进步，社会变革可以用各种命令来实现。
现在我们要说明的是，这些看法乃是一系列严重的谬见。因为制度与制度之间，根本不存在好和坏的区别。
我们知道，制度是观念、感情和习俗的产物。 我们又知道，观念、感情和习俗是相当稳定的东西，绝不会随着改写法典而被一并改写。 这样一来，对于一个民族来说，它就无法随意选择自己的制度，就像它不能随意选择自己的头发和眼睛的颜色一样。
既然制度和政府都是民族的产物，这就决定了它绝对不可能创造某个时代，只能被这个时代所创造。
每个民族都有它自己的民族性格，对各民族的统治，不是根据他们一时的奇思怪想，而是他们的民族性格决定了他们要怎样被统治。一种政治制度的形成需要上百年的时间，改造它也同样如此。
现在我们知道了，世界上既不存在一个绝对的好制度，也不存在一个绝对的坏制度。而各种制度也没有固有的优点，就它们本身而言，它们无所谓好坏。
正因为如此，在特定的时刻对一个民族有益的制度，对另一个民族也许是极为有害的。 打个比方来说，我们经常会有这样的想法，共和制要比君主制来得民主，因此共和国的人民也就要比君主国的人民幸福。可实际上的情况又是怎样的呢？ 英国这个世界上最民主的国家，至今还生活在君主制的统治之下，反倒是那些拉丁美洲与非洲的所谓民主共和国，常常表现出十分嚣张的专制压迫主义。尽管这些国家都建立了共和制度，也制定了共和国的宪法，可决定着各民族命运的是它们的性格，而不是它们的政府。 这样看来，把时间浪费在炮制各种煞有介事的宪法上，就像是小孩子的把戏，是无知的修辞学家毫无用处的劳动。能够决定制度是否完善的因素，除了实用和时间之外别无他物。 因此，我们最明智的做法，就是像英国人一样，束手让这两个因素来发挥作用。 当众多的拉美国家从西班牙的统治下独立出来后，它们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效仿美国，一
拥而上发疯般制定宪法文本，而结果却变得十分糟糕。
这样看来，政治家们在调整制度的时候，应当遵循着以下几个原则： 一：以实用为制定依据，而不是想当然的推理，更不是机械的照搬。 二：不要考虑是否严谨对称，而是考虑它是否行之有效、方便实用。 三：除非感到有所不满，绝对不加以变革 四：除非能够消除这种不满，绝对不进行革新
五：除了针对具体情况必须制定的一些条款之外，绝对不制定任何范围更大的条款。 在英国，从约翰国王直到维多利亚女王的时代，这五大原则一直支配着议会，让它的行动有章可循，从容不迫。
法国人的情况恰好与此相反，这个由不同民族构成的国家，用了整整一千年的时间来维护集权制，然而当法国民众感觉到不满时，他们选择了粗暴的方式。 当一场目的在于摧毁过去一切制度的大革命进行过后，人们惊讶地发现，这样大革命的结果就是毁灭了一套集权制，继而建立了一套新的集权制，甚至使它进一步强化，更俱备压迫性。
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就该承认，集权制乃是法国民众迫切需要的产物，就该承认它是这个民族的生存条件，承认这种制度最适合法国民众。 从以上所述得出的结论是，制度无法解决现实中存在的问题，民族的幸福也不能到制度中去寻找。
我们看到，美国在民主制度下取得了高度繁荣，而另一些国家，譬如那些西班牙人的美洲共和国，在极为相似的制度下，却生活在可悲的混乱状态之中。这时我们就应当承认，制度与一个民族的伟大和另一个民族的衰败都是毫不相干的。各民族是受着它们自己的性格支配的，凡是与这种性格不合的模式，都不过是一件借来的外套，一种暂时的伪装。
尽管道理是这样的，但民众认识不到这一点，他们将不满归结于某种制度，又将希望寄托于某种制度，就像对待圣人的遗骨一样对待未实行的制度，赋予这些制度以创造幸福的超自然力量。
就这样，各种幻想和新词汇反复地对群众的头脑造成冲击，尤其是后者，它们对于民众的影响力，和它们的荒诞同样强大。 正因为如此，为强行建立某些制度而进行的血腥战争和暴力革命一直都在发生，而且还会继续发生下去，看不到一丝停止的迹象。
群体的意见与信念中的间接因素 第五条导火索：教育
人们常常会持有一项错误的观点：教育能够使人大大改变。
这种观点坚持认为，教育会万无一失地改造民众，甚至于把他们变成平等的人。 这种观点被人们不断地重复，当它被重复得足够多时，就足以让它最终成为最牢固的民主信条。以至于今天要想击败这种观念，就像过去击败教会一样困难。
然而我们要说的是，教育既不会使人变得更道德，也不会使他更幸福；它既不能改变他的本能，也不能改变他天生的热情。
甚至在某些时候，只要进行不良引导，教育的坏处还会大于好处。
统计学家在这个方面为我们提供了佐证，根据他们的观点，犯罪随着教育，至少是某种教育的普及而增加，社会的一些最坏的敌人，也是在学校获奖者名单上有案可查的人。 根据一本著作显示，目前受过教育的罪犯和文盲罪犯的比率是3：1，在50年的时间里，人口中的犯罪比例从每10万居民227人上升到了552人，增长了整整1.3倍之多。 这一点在法国体现得尤为显著，因为法国的年轻人犯罪率大幅度攀升，而人尽皆知的是，法国为了这些年轻人，已经用免费义务制教育取代了交费制。而那些成为社会敌人的社会主义者，往往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人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