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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渊明与谢灵运的诗歌创作差异
作者:黄若天
来源:《文学教育》2011年第08期
内容摘要:陶渊明和谢灵运是我国晋宋时代两位著名的诗人。陶渊明是田园诗的开创者,而谢灵运是山水诗派的第一人。对比他们的诗歌创作,尽管两者描写的对象都是自然风光,但由于其成长环境和生存状态的不同,使他们的人生价值取向也存在巨大差异,从而导致二人在诗歌创作上出现迥然不同的特征,但他们的艺术成就和后世的影响却是可以同日而语的。 关键词:陶渊明 谢灵运 诗歌意境 价值取向
陶渊明(365—427)是东晋也是整个魏晋南北朝时期诗坛具有重要影响的人物,是田园诗的开创者,稍后的谢灵运(385—433)是南朝新诗风的开创者。在中国诗坛上,他们被称为晋宋诗坛的双子星座,并称陶谢。然而陶谢的诗风却有着极大的差异性,表现在诗歌意境上,主要有以下几个特征:
1.“众鸟欣有托”与“空庭来鸟雀”
陶渊明家道中衰,但饱读群书,特别是备受儒家思想的熏陶,胸怀“大济苍生”的宏大目标,但终因“猛志未酬”而诀别官场;陶渊明刚正不阿又达观委顺,既追求功业又酷爱田园,既反抗世俗又安贫乐道,他耻于流俗,与充满虚伪机诈的黑暗官场格格不入,只有归隐田园而保持自己高尚的情操;田园既是诗人归隐的精神家园,也是诗人安贫乐道的必然归宿,他既充分享受田园带个给他的逍遥自在,而又通过描写农村生活和农夫的疾苦抨击官场的黑暗。 而谢灵运是豪门高第,傲骨天成,他拥有优越的社会地位和优厚的物质财富,但因家族背景而不可能得到刘宋皇朝的信任与重用,仕途充满了坎坷与不得意,空怀济世之志,而无用武之地。为了回避政治上的风头浪尖,为了平衡内心的激烈冲突,他只得采取隐于官的处世哲学,而始终没有放下对政治的幻想和对官场的渴望,没有陶渊明那样弃官归隐的洒脱和决心。但他政治受挫,官场失宠,始终没能在官场上潇洒走一回,导致他只能肆意山水,在山水中排遣他内心的烦恼和苦闷。
他们分别以田园和山水作为自己描写的重点,但田园的朴实无华和山水的绚丽多姿又存在着明显的差异,这种差异也映照了两人命运的差异和志趣的反差。陶渊明志士不遇,立即知难而退,从此淡泊自守,躬耕田园,独善其身,得以尽养天年;而谢灵运则一生都不能忘情于政治权势,等待时机以求一逞,虽然身体逍遥于山水,心却在仕途徘徊。
“孟夏草木长,浇屋树扶疏。众鸟欣相托,吾亦爱吾庐”(陶渊明《读〈山海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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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馆绝净讼,空庭来鸟雀,卧疾丰暇豫,韩墨时间作,怀抱观古今,寝食展戏谑;既笑沮溺苦,又哂子云阁,执戟亦以疲,耕稼岂云乐。万事难并欢,达生幸可托。”(谢灵运《斋中读书》)。
从这两首诗中可以看出陶渊明的诗是“众鸟欣有托”,到谢灵运的诗中却是“空庭来鸟雀”,陶渊明的诗充满生机,体现人生之“乐”,而谢灵运的诗却体现了“难并欢”的情绪。 2.“心远地自偏”与“离群难处心”
陶渊明出身于没落的官宦家庭,有济苍生的远大报复,他清高耿介、洒脱恬淡、淳朴善良、反感政治腐败和官场斗争,因“不为五斗米折腰”,其耿介孤傲的个人秉性与迎合官场的习气格格不入,是在官场上不得适应的情况下回归自然的必然结果。而谢灵运出身士族,为了回避政治迫害,也为了平衡他内心的激烈冲突,他只得采取隐于官的处世哲学,身在山水,心在官场,既求得心境的一时安宁,又达到远祸全身的目的。可见,谢灵运一时也未曾忘记官场。与陶渊明的彻底决裂有着本质的区别,表现在诗作中,陶渊明以一个隐士的形象亲自溶入田园中,表现其中的乐趣,而谢灵运则以游览田园山水来消遣自己政治上的苦闷。正因为他们二人有不同的心理状态,所以在二人眼里自然有不同的田园山水。
陶淵明是“心远地自偏”; 而谢灵运是“离群难处心”。所以,陶渊明是怀着无比愉悦的心情归隐田园的,正如他的《饮酒》其二中写道:
“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
谢灵运的寄情山水是一种无奈的选择,他本不想如此,但因为仕途败落,无以自聊,只有把满腹的心事诉之于山水,才能自慰。然而表面的平静难以掩盖对政治的热衷之情,于是他“身在曹营心在汉”,犹如一只失群的孤雁,百般无奈。正如他的《登池上楼》所写: “潜虬媚幽姿,飞鸿响远音。薄霄愧云浮,栖川作渊沈。进德智所拙,退耕力不任。拘禄反穷海,卧痢对空林。袁枕昧节候,寨开暂窥临。倾耳聆波澜,举目眺岖崔。初景革绪风,新阳改故阴。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祁祁伤幽歌,萎萎感楚吟。索居易永久,离群难处心,持操岂独占,无闷征在今”。所以谢灵运笔下的山水是迷惘徘徊而又无可奈何的。 3.“身心交融”与“移情山水”
陶渊明归隐田园之后,不仅身在田园,而且心在其中,达到了身心交融的生活状态,所以他的田园诗不单是客观写景,也融入了自己的劳动体验和对田园生活的依恋。 谢灵运则因官场失意而移情山水,他的作品主要侧重于对山水进行客观的欣赏。 陶渊明的《归园田居》第三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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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道狭草木长,夕露沾我衣。衣沾不足惜,但使愿无违。”
在这首诗中,字里行间始终洋溢着一种劳动者的喜悦。在当时,文人亲自参加体力劳动是被人鄙视的,而陶渊明则冲破禁区,坚决地走上躬耕自给的道路,这无疑是对剥削阶级鄙视劳动和劳动人民的一个有力反击,从而体现了劳动的价值。
而谢灵运则是“既不得志,遂肆意游遨。”(《宋书》本传)被贬官之后,官场失意,在孤寂无聊中不得已把自己的情趣移至山水。诗人对山水的情怀,正是其内心失意郁结情绪的外化。正如白居易《读谢灵运诗》所云:“谢公才廓落,与世不相遇。壮士郁不用,须有所泄处。泄为山水诗,逸韵有奇趣,岂为玩景物,亦欲摅心素。”
谢灵运一生都不能忘怀于政治权势,但他在政治上又没有多大的功绩可言。于是在他政治失意时,他用游山玩水转移了自己的视线,这对谢灵运来说,只不过是以此来掩饰他对权位的热衷和求之不得的落魄。所以他的山水诗只是他寻求感官的满足,以此聊以慰藉那颗“受伤”的心,是纯粹的客观欣赏。如他的《登江中孤屿》所写:
“江南卷历览,江北旷周旋。怀新道转迥,寻异景不延。乱流趋正绝,孤屿媚中川。云日相晖映,空水共澄鲜。表灵物莫赏,蕴真谁为传。想象昆山姿,缅邈区中缘。始信安期术,得尽养生年。”
诗人欲写江屿之秀媚神奇,先写江南胜景历览之倦,一抑一扬,对比鲜明。然后又一笔宕开,“精骛八极,心游万仞”,遥想昆仑山仙人姿容,神会古代安期生道术,进一步烘托和神化了孤屿的幽丽神奇。如此前皴后染,虚实交错,不仅突出了孤屿之美、之奇,也有效地寄寓了诗人孤傲不遇的主观情感。同时,诗人极其形象地写出了江中孤屿的秀媚景色,白云和明媚的阳光交相辉映,水天一色,清澈而又明朗,上有蓝天白云,下有清波粼粼,在这样的诗情画意的风景中,“表灵物莫赏,蕴真谁为传”,意思是山水显现的灵秀,人们不知道欣赏,这里边蕴藏的仙人,有谁为之传述呢。表明了他志在官场,而无人能知的失落和愤懑。 4.“情归田园”与“情寄山水”
陶渊明不仅描绘田园风光,还表现农村贫困生活,有情归田园之意,如《归园田居》其四:“井灶有遗处,桑竹残朽株”,诗人触目之处皆荒凉残破。由于诗人归隐后期亲身遭遇火灾和饥荒,因此他的生活本身就是农村贫困生活的缩影,由此反映在诗中的“田家苦”真实动人,非谢灵运所能及。
“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可见陶渊明在归隐后,亲自参加劳动,正是在劳作中,对劳动人民生活的艰苦有了更深刻、更真切的认识,所以诗人有“田家岂不苦,弗获辞此难”的慨叹。“时复墟曲中,披草共来往。相见无杂言,但道桑麻长”(《归园田居》其二),诗人在劳作中,不断感受农民的淳朴和真诚,由此反映在诗歌内容和风格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