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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中国传统文化中创新社会管理的智慧

作者：翟媛

来源：《党史博采·理论版》2018年第02期

[摘要]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其中社会管理方面的真知灼见可谓众多。在新时代、新形势下，急需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管理的新道路。从传统文化中寻找创新社会管理之道，希望能继承和创新古代社会管理方面的智慧。一是重视从个人修养到治国管理的渐进式管理；二是德治与法治并用融合的社会管理策略；三是以人为本，和谐发展的管理理念。 [关键词]社会管理；传统文化；管理智慧

[作者简介]翟媛（1983-），女，汉族，陕西西安人，中共鄂尔多斯市委党校党史党建教研室副主任，讲师，西北大学历史学硕士，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通史，中共党史和中国传统文化。

[中图分类号] D61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6-8031（2018）02-0058-02

中国传统文化里拥有农耕文明的基因，并在吸收游牧文化和海洋文化的过程中不断融合创新。于是我国文化既恬静、和平、包容又积极进取。绵延不断的传承也使得中国文化具有了系统性，从而包罗万象。可以说中国的传统文化能够承顺前代、包容外来。

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包含了许多指导后人的管理思想。“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具有反作用。”社会管理理念能不能创新就成为重要的因素。新的发展时期，新的时代背景要求在人口众多、民族融合、地域广阔的中国产生新的社会管理理论，以期在信息化时代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管理道路。

虽然中国传统文化不是现代管理规律产生的沃土，但是产生于西方文化的现代管理理念规律中，似乎在一些基本哲理上与中国传统文化中对于宇宙万物原本所体悟的智慧有着渊源和融合，这种契合似乎让人们坚信这个世界的最终智慧是一致的。 一、从个人修养到治国管理的渐进式管理之道

提到社会管理创新就把问题和责任归结于政府能力不足、管理机制不完善，管理的方式方法跟不上时代发展等等因素。值得注意的是，当发现问题的时候，为什么总是把责任归咎于管理者，而不从被管理者的身上寻找解决问题的因素？管理的和谐发展，需要的是管理者和被管理者素质和能力共同提高作用下的结果，而不是仅仅寻找一方面的问题。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管理思想总起来说分两种类型。其中一类属于宏观管理的治国学。所谓的治国学就是探讨治国方略。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治国平天下是一个终极目标，因此其中也就不乏关于探讨治国方略的思想。这些治国思想虽然在传统社会中未形成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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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却指导中国历代统治者完成了诸多辉煌的治国实践。西周时期的“成康之治”、汉代的“文景之治”、唐代的“贞观之治”、清代的“康乾盛世”，中国传统的治国管理思想无不发挥着不可替代的妙用；另一类是治生学，就是探讨人生哲理、修身养性的思想。中国传统文化中认为，一个人要想成家立业乃至治国平天下，没有好的修养是办不到的。因此说：“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①可见治生学在中国传统管理思想中也占有重要地位。

仔细分析不难看出，传统文化中的两大类管理思想关注了两个对象，治国学可以说主要是要求政府、领导者能提高自身的管理能力；而治生学则关注了管理者和被管理者个人自身修养的提高。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角度关注个人在社会管理中的定位。在传统文化中有许多要求管理者或者说治国者素质的经典语录，如：《论语·子路篇》中“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即管理者或者统治者首先就要严格要求自己，不断提升自身修养，才能成为优秀合格的发令者。

二、德治与法治并用融合的社会管理智慧

我国的社会管理智慧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历朝历代的统治者都很重视将“德治”与“法治”结合起来。孔子在《论语》中讲：“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强调道德对政治生活的决定作用，主张以道德教化为治国的原则。那么为什么要将“德治”与“法治”结合起来？因为如果讲管理的方法，无非就是两种手段：一是让被管理者发自内心的自我约束，来实现管理目标；另一种就是通过外在的约束使得被管理者不敢不会去超越管理的范围来实现管理目标，那么这两种结果实现的途径也就是文化和制度。那么道德影响的作用首先来自于领导者的素质，只有领导者自己通过自身的道德约束，做好榜样才能使这种道德影响力辐射下去，从而影响被领导者。当然被领导者也不是都是听话的羔羊，所以当道德的作用弱化时，就必须辅助以强硬的法治和刑法，只有这些才能对被管理者形成强有力的威慑，两个手段一上一下、一软一硬、刚柔相济不可偏废。

就现代社会来说，被管理者已经是拥有众多知识的积累，也拥有广泛的信息获取渠道，很容易自我分析和剖析管理者或者领导者的行为和思想，因此，更不可能用一种单一的道德或者法治的思维去管理如此复杂的社会。必须在“德治”与“法治”结合中不断创新社会管理之道，即发挥道德的引领作用，也发挥社会主义法治惩恶扬善的目的，提炼出适合时代风貌、时代环境、时代需求的道德要求，制定出适合时代发展、时代规范、时代实际的法治法规，充分发挥两者结合的双动力，使德治和法治在现代管理中都不被偏废，成为社会管理创新的助推器。 中国传统文化影响下的中国管理有一个特色就是德治与法治的并举，即重视道德领域的教化作用，也重视法治的约束惩戒，实现法治与德治的平衡与互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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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中国历史的发展脉络中，几乎都能看到中国是崇尚德治与法治并举的，虽然这在一定程度上有可能存在人为因素对于法律规范的干涉与影响。但是只有实现法治与德治的有机统一，才能有效的避免仅仅重视德治，有可能失去公允、公平和正义的危险，也可避免仅仅重视法治而忽略人性、人情与人味的无情。在一定程度上引导社会崇尚道德力量，引导人们追求真善美，也可使投机取巧的小人难逃惩治之网，从而形成良好的社会环境。 三、以人为本，和谐发展的管理理念

要实现中国梦的宏伟目标，我国的基本路线是不变的：“领导和团结全国各族人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自力更生，艰苦创业，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努力奋斗。”而和谐是将中国传统文化的智慧渗入到现代社会管理创新的领域，要解决和面对的就是不同地域，不同民族、不同生活习俗、承担不同社会角色人民的管理问题，怎样实现一种和谐管理的局面是必须思考的重要问题。

中国古代法治与德治的价值取向是尚中庸、求和谐与为政以德的内在联系。尽管如今时代已经发生了大变化，但是这种理念估计是在社会管理创新中仍然不能抛弃的内在理念。孔子主张“礼之用，和为贵。”这种理念实际上就是对人际关系处理的智慧，在管理学上来说就是通过最大化的平衡各种利益，实现和谐管理的理念。而这种和而不同，中庸妥协的文化理念又恰恰的孕育于中国这方土壤，也是最符合最适应于中国人们的生活习惯、价值理念和相处模式的。 《道德经》里讲：“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这说明中国的传统道家智慧里是崇尚道，即自然规律的。既然是自然规律它就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那么这种观念就是强调在管理中要排除人为的干扰因素，摒弃一切可能进入的人为因素。以制定科学的管理方法，奖惩体制以及完善的策略来完成管理的过程，实现最终的管理目标。同时，老子也主张“无为而治”②、“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通过“无为无不为”、“必先为而后至于无为”的方法，以期实现“明刑至于无刑，明赏至于无赏，百职不戒而举，万事不劳而成”的最终目标。和谐的管理还必须给不同利益需求的人建立不同的利益诉说渠道，这样才有利于调节目前在贫富差距加大加剧的情况下，不同利益主体的和谐共存。

那么无为而治，用在计划与市场并存的经济体制中，管理者应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政府便应当成为一个无为的管理者，不去直接干涉企业和消费者等市场主体的生产消费行为，而是通过制定法律制度的方式营造一个和谐、有序、顺畅的市场秩序。充分实现整个市场中人力、物力和资源最大限度的优化配置。当市场在调节中出现问题时，管理者再进行合理的宏观调控。不仅使不同利益主体的主观能动性得到调动，也使得生产力得到最大限度的释放。

著名管理学家哈罗德·孔茨认为：“管理就是设计和保持一种良好环境，使人在群体里高效率地完成既定目标。”③那么这就是一个怎样设计和保持好这种维持高效运作的环境的问题，以及怎样将人力、物力资源完美配置。用人去调动人的主观能动性，从而实现最终目的的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