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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文学经典对当代文学的价值

中国古代文学经典对当代文学的价值

文学的发展，乃继承中的创新。没有继承，则无创新。刘勰说：“文律运周，日新其业。变则堪久，通则不乏。”变乃创新，通为继承，立足于继承的创新，才是真正有生命力的、永不匮乏的创新。传统文学乃非常重要的文化载体，为华夏民族之精神瑰宝。创作固然来源于生活，但不能离开传统文学的滋养，因而，如若希冀当代文学创作有所发展，有所突破，创作出伟大的文学，则不得不植根于华夏民族文化的土壤。缘此可知，重视传统文学优秀品质之继承，乃当代文学创作的不竭源泉。

传统文学能够为我们提供什么样的经典质素？首先，传统文学承载着民族精神，那种注重文学的现实性、重视文学的精神品性、追求真善美的文学本体观，是当代文学创作所应该继承的。司马迁创作《史记》而彪炳史册，“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旨在表达对天地自然、社会历史、人类生活的独特认知，考稽其兴废成败之理，这一指导思想乃其获致巨大成功的关键。其实这也正是中国文学的基本精神。文学创作强调有感而发，有为而作，要有现

实的针对性，表现出强烈的入世精神。作家要有对社会、生活的深切关注与体味，表达向上的力量，追求真善美。 诗人屈原有着强烈的入世精神，正道直行，竭忠尽志。他信而见疑，忠而被谤，却仍然无法忘怀故国，“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离骚》一诗，就是在这样的情形下创作出来的。杜甫历经艰辛，挣扎于“战血流依旧，军声动至今”的乱离之中，始终秉持“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的情怀，对社稷民生致以深切的关注，“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即使被尊为“古今隐逸诗人之宗”的陶渊明，颖脱不群，因为还有着对社会人生的深切体验，不能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人，才会弃官归田，勤劳自食。陶渊明思想的高度，使是其诗文“文体省净，殆无长语；笃意真古，辞典婉惬”。

缘此，刘勰提出对文学本体的认识：“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自然之道也。”“言之文也，天地之心哉。”“写天地之辉光，晓生民之耳目。”文学应该承载传播思想、开启民智的使命。“文者所以明道，是固不苟为炳炳烺烺、务采色、夸声音而以为能也。”传统文化所形成的“天下主义”，追求人生、社会的真善美，开创太平盛世。这样的思想，主导文学本体，成为其主要内核，文学之使命是伟大的。刘勰说：“辞之所以能鼓天下者，乃道之文也。”显然，承载传播思想、开启民智，乃文学本体的一个重要内容，也是成就伟

大文学不可或缺的精神品性。

其次，传统文学经典倡导为文要有针对性，有感而发，要言之有物。孔子曰：“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行事之深切著明也。”所谓“见之行事”，即通过具体事件的叙述，在生动形象的叙述中，寄寓褒贬，当理切事，鲜明生动地阐明主旨，以积极的艺术感染力，吸引读者、感染读者。 文学内容的表达，需要坚实的“材料”来支撑。所谓“材料”，就是漫长的社会历史文化所积累的丰富智慧、文化积淀。从经典文学来说，运用“材料”，就是注重历史文化的延续性。《文心雕龙》曰：“事类者，盖文章之外，据事以类义，援古以证今者也。”显然，事类，并非仅仅指用典，而是泛指前代历史文化的丰富积累，侧重于历史文化的延续性。熟悉丰厚的历史文化，提要勾玄、细大不捐、沉浸浓郁、含英咀华，作为文学创作的一个重要基础。如古典诗词创作，即使比较偏重抒情性，也往往特别注重运用典故，而典故乃历史文化的凝结，具有丰富的意蕴，如杜甫《望岳》“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化用孔子“登东山而小鲁，登泰山而小天下”，使得诗人之理想情怀表露显豁，却也不无含蓄之美，也使得诗歌具有充实的艺术容量和颇大的艺术张力，其感人也深。其它文学样式，如戏剧、小说，往往取材于前代，踵事增华，使之更为丰富多彩、意蕴深厚，体现出一种文学的延续性及开拓性，往往取得空前的艺术成就。如唐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