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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闻一多的非个性化特征

作者：叶凌云

来源：《文学教育》2011年第12期

内容摘要：闻一多诗歌抒写了深沉的爱国情感和对祖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热爱和眷恋，充满了对于人生、爱情、苦难以及死亡等的微妙、曲折、幽秘的感受和思考，但它同时表现出鲜明的非个性化的特征，诗人个体的生活经验细节和感性化的体验被融入具有普遍意味的审美形式之中。

关键词：闻一多 诗歌 非个性化特征

一.闻诗的非个性化特征

这里所谓个性是从狭义上讲的，即艺术作品表达极具个人性的独特、微妙、曲折、幽秘的对人生、爱情、苦难、死亡等的经历、体验、谛悟。对于伟大的诗人来说，鲜明的个性是必不可少的；但同时，他们并不沉溺于其中，而是能从狭隘幽昧的个人世界中超拔而出，克服私人心灵世界的有限性和局限性，达到对国家、民族、人类、历史、未来等的无限涵纳，从而使个人与国家、民族，个体与群体、社会和谐同构，有机统一，融为一体。

闻一多的诗歌，表达了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感和对民族历史以及优秀文化的礼赞，展示了诗人对爱情、乡情、亲情等各种类型情感的矛盾和痛苦的体验，抒写了生命的悲剧意味和对人生的哲理思考。但从个性化角度考察，闻一多的诗歌，存在鲜明的非个性化特征。他的诗歌中，比较缺少个人化的关于人生、爱情、苦难、死亡等的微妙、曲折、幽秘的表达和抒写。他有意地排逐了个人化的特征，正如绘画时，画作完成后，擦去构图线。

闻一多敏锐的充满现代意味的体验和思考极其深刻而具有力量，但同时，他又将这些情感、体验等艺术化形式化，赋予它们具有某种普遍意味的形式，而将一些个人的、生活细节的或感性化的东西给淡化了，滤掉了。如《忘掉她》一诗是为诗人深爱的长女立瑛而写的。立瑛生于1922年12月，她出生时闻一多刚赴美留学不久，回国时立瑛已三岁，非常聪明可爱，闻一多极喜欢她，孩子也非常喜欢爸爸，依恋爸爸。1926年暑假期间，闻一多将妻子和孩子送回老家，自己奔波于职业。孩子病时，没能回家去看她，而她常口中念叨着爸爸。当他回家时，孩子已因缺医少药而死去了。可以想象，写这首诗时，诗人的内心该翻腾着怎样的情感的波涛，该唤起多少刻骨铭心的回忆！但诗歌表现出的既不见对象的细节描写，也未露诗人的巨大悲痛，整首诗给人的感觉好象一缕轻风、一片飞絮、一团飘云——一个承载审美活动的艺术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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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歌是集中抒发情感的艺术，情感的动力源泉包括具体的现实情境（诗本身），以及与之相关联的社会思潮、观念、风尚等等。而在闻一多看来，诗歌的原料是情感。他往往彻底扬弃了诗本身及其它相关的东西。经过艺术思维的过滤，生活馈赠给诗人的是情感，纯粹的情感。诗人的艺术运思从情感的赋形开始。具体的现实情境、相关联的社会思潮、历史事件等等往往富涵个人化的感觉、认知、理解，当它们被滤掉之后，个人化的印记也失去附丽，一同沉入亡川。

郁达夫的《沉沦》是一篇风靡一时的私小说和爱国主义篇章。郁达夫从极其个人化的生命体验中抽绎出脓血淋漓的爱国主义情愫，发出惊心动魄的呼喊：祖国啊！你快快富起来，你还有许多像我一样受难的子民。闻一多爱国情感的表达，其方式显然有别于郁达夫。尽管闻一多有同样的异国生活的经验，包括独特的弱国子民生活于异国他邦的屈辱和压抑的体验，也是一样强烈。他们还都有深湛的优秀传统文化的修养，并且都以这一优秀文化作为精神力量，以对抗异域的凌逼，抚慰受到伤害的心灵。

闻一多说，诗是做出来的，不是写出来的。又说，诗是情感的蒸汽冷却后的凝结。生活中的经验激发诗人产生了强烈的情感，他的心灵世界将这一激情审美化，赋予她以最恰当的形象，如“太阳”、“红烛”、“剑匣”、“菊”或“死水”，继而从节奏、韵律、色彩诸方面对这些意象加以精心结撰、建构，从而使之成为饱满丰富的精神符号，将内在情感具象化象征化。他斩断了具体情感与萌生、强化生成这些情感的生活现象的联系，转而以情感为出发点，以情感的具形为归结，这样完成一次诗化之旅。闻一多受克莱夫·贝尔《艺术》的影响很深。《艺术》中有一个著名观点，认为真正的艺术品不能引起审美者产生恐惧、痛苦、欲念等这类世俗情感冲动，类似庸常生活事件产生的刺激。因此闻一多在艺术运思时，自觉割断情感与萌生这种情感的生活的联系，以免情感之赋形的艺术品由于其中包孕的情感显示出了与产生这一情感的生活的感性印记，从而导致审美者向形下生活沉坠而阻碍了他们向精神方向提升。 闻一多说：“写实主义正是现代的艺术所唾弃的。现代的艺术底精神在提示，在象征。……理想的戏剧底妙处就是借提示所引起的感情的幻想。一个人从提示里变出的理想比从逼真的事实里显出的总是更深入些。”由闻一多的艺术观，我们能更好地理解他的创作实践。 二.闻一多诗论的非个人化主张 1.闻一多是一个社会本位论者

20世纪初，中国优秀的知识分子都面临社会本位与个人本位的矛盾。鲁迅是一个绝对的个人主义者，但他主要从社会本位出发作出价值取向，他选择学医是为了疗救像他父亲一样的病人，免得他们受中医迷信的贻误，从而让国人树立维新的信仰；而改而从文，是认识到医疗肉体之不足，急务是要疗救国民的灵魂，想法有反复，选择有变化，但出发点是一样的，“我以我血荐轩辕”，都是从社会的迫切的需要出发的。胡适则相反，他是一个温和理性的社会改良主义者，但他职业选择从个人兴趣出发，乃至以之作为依据，因为这样才可能成为有益于社会的有用之才，否则，个人成不了才，有益于社会无从谈起。其落脚点还是在社会上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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闻一多受欧美思想观念的影响要多些，也即受个人主义思想的影响要多些。然而，事实并非如此。闻一多主要是一个社会本位论者。写于1920年的《征求艺术专门的同业者底呼声》，可看作是闻一多关于未来职业选择的严肃思考，他的社会本位观念显露无遗。他说：“我们选择职业，应该从长计较，不以个人的，但以社会的需要为标准。”他决心以艺术为职志，其所以作出这一选择，是因为艺术是刚刚经历了“一场空前的怵目惊心的血战”的人类的急需，也是“生活枯涩”、“精神堕落”的中国的急需。

《〈女神〉之时代精神》是一篇杰出的批评，其主要观点，到今天还为研究者频繁征引。在这篇文章中，闻一多从五个方面扼要然而较全面地揭示了郭沫若诗集《女神》所传达的时代精神。《女神》问世时，个性解放思潮方炽；个性解放、个人主义思想可看作是《女神》创作的原动力之一，是郭沫若灵感的源泉之一，然而在《〈女神〉之时代精神》中，闻一多对这一重要内容和思想精神却略而未提。这不是偶然的。 2.闻一多诗论的非个人化观念

与其社会本位观相谐，闻一多鄙薄个人主义的病态情感。《诗的格律》中说，“有一种打着浪漫主义的旗帜向格律下攻击令的人。……照他们的成绩看来，他们压根儿就没有注重到文艺的本身，他们的目的只在披露他们的原形。顾影自怜的青年们一个个都以为自身的人格是再美没有的，只要把这个赤裸裸的和盘托出，便是艺术的大成功了。……他们用了文字作表现的工具，不过是偶然的事，他们最称心的工作是把所谓‘自我’披露出来，是让世界知道‘我’也是一个多才多艺，善病工愁的少年；并且在文艺的镜子里照见自己那多倜傥的风姿，还带着几滴多情的眼泪，啊！啊！那是多么有趣的事！多么浪漫！”在中国文学的发生期，闻一多这里所批评的所谓“打着浪漫主义的旗帜”的自由体新诗，从数量上讲是占压倒性局面的，这些诗歌所表现出的情感特性也大体如闻一多的概括，是“顾影自怜”、“工愁善感”。闻一多的同调梁实秋批评以胡适为旗手的早期白话诗注重的是“白话”而不是诗（此一观点闻一多的另一同调朱自清在总结新诗时曾多次引述），闻一多则否定这种把“自身的人格”“赤裸裸的和盘托出”的文字是诗。在闻一多看来，“倜傥的风姿”、“还带着几滴多情的眼泪”这些只是诗的质料，它们有待形式化，而方才成为诗；他因此说：“他们确乎只认识了文艺的原料，没有认识那些原料变成文艺所必须的工具。”闻一多是从“诗的格律”的建设的角度谈的，但字里行间，他对个人主义、个性至上等的否定态度是十分鲜明和尖锐的。

即使仅仅作为诗的质料，属于个人主义范畴的“倜傥的风姿”、“工愁善感”等，也有待“抬高”、升华，使之克服局限性和有限性。闻一多说：“诗本来是个抬高的东西……”即陈此义。如何“抬高”？他说：“同是一个热烈的情怀，犀利的感觉，见了一片红叶掉下地来，便百感交集，‘泪浪滔滔’，见了十三龄童的赤血在地下踩成泥浆子，反而漠然无动于中。这是不是不近人情？”他要求诗人要超越自己一己之私，一己之囿，心胸要涵纳更宏大、广阔的东西，甚至“包罗万有，与宇宙契合”，不仅察苍蝇之微，更要识宇宙之巨，善于对伟大的事物发生感动。所谓“伟大的同情心——艺术的真源。”这伟大的东西在闻一多那儿的具体对应物便是“爱国精神”、“民族优秀文化”。他说：“‘爱国主义在文学里’，我让德林克瓦特讲，‘可以说是与四季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