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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黄州诗词中的“如梦人生”

著名的乌台诗案后，死里逃生的苏轼，惊魂悄定，被贬黄州，有如经历了一场恶梦。因此，他在黄州期间感叹“人生如梦”的诗词特别多。当人们感到孤独和不幸的时候，往往就是他们朝向宗教的时候，苏轼在贬谪黄州的时候，佛家思想常常帮助他超脱自己。

他在得知被贬黄州团练副使的当天（即元丰二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就写下了“却对酒杯浑似梦，偶拈诗笔已如神”（《十二月二十八日，蒙恩泽授水部员外郎黄州团练副使，复用前韵二首》其一）的句子。此诗的后一句尽显东坡的狂放不羁，他好像没拿一百四十天的大狱当回事，出狱就开始对酒如梦，下笔如神了！事实上，“却对酒杯浑似梦”还是彰显了苏轼入狱遭贬的深沉辛酸。梦，这一意象，美好又缥缈，曾经给予人们多少欢乐和希望，但又带给人们多少迷惘和惆怅。

一位鼎鼎大名的诗人，一位曾屡受皇帝嘉奖、大臣褒扬的名士，如今蒙冤被贬做了地方的“武装部副部长”，他低迷过、怀疑过、忧虑过、恐惧过。乌台诗案，苏东坡经历了惊心动魄与死里逃生，“饥寒未至且安居，忧患已空犹梦怕。穿花踏月饮村酒，免使醉归官长骂。”（《次韵前篇》）苏轼因文字而获罪，则“焚笔砚，断作诗”，“不敢作文字”、“不复作文字”、“不复作诗与文字”，不愿意为好事者留下口实，使诗歌被“笺注”的灾

难重演，使声名招损，便“杜门念咎”，“焚香默坐”，“放浪山水间，与渔樵杂处”。至此苏轼似乎可以完全一心地做他的“东坡居士”了，而事实并非如此，既欲参政又畏祸及，才是苏轼谪居黄州心态的要义所在。忧畏的一面是很明显的，而苏轼欲博忠直的一面亦未能泯灭不见。

通过苏轼对自己生活境遇的描述不难看出，他在黄州的生活有一个“不适”到求“适”，“适未厌”到全然而“适”的过程，表现出由“醉里狂言醒可怕”、“忧患已空犹梦怕”到“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的心路历程。苏轼谪居黄州，起初有一种自鄙人嫌、杜门念咎的悔过心理，经过一个“镇静以处忧患”的阶段之后，才获得澹泊自持的心境，即以“箪瓢鸡黍”自娱，“躬耕渔樵”为适，则能安于黄州。

长期的漂泊坎坷，屡次的打击，虽然苏轼的乐观旷达，让他可以继续潇洒地生活下去，但是政治上、人生中的锋芒棱角却渐渐地被磨平，他的人生观、处世哲学都发生了变化。“人生安为乐，吾策殊未良”（《湖上夜归》），他品味出人生如梦，世事艰难。面对无穷的宇宙，“须臾”的人生恰似“寄蜉蝣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苏轼以形象的比喻将人在宇宙中所处的位置作出了界定。由此，苏轼时常发出“人生如梦”、“人生如寄”的吟叹。

苏轼词中最负盛名的《念奴娇?赤壁怀古》就是他被贬谪到黄州，游览黄冈城外的赤壁矶时写下的。他在词中艳羡周瑜那样

称雄一时的豪杰人物，渴望有人来扭转北宋不景气的现状。然而，他眼前的政治现实和被贬黄州的坎坷处境，却同他振兴王朝的祈愿和有志报国的壮怀大相抵牾。“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人间如梦，一樽还酹江月。”所以，当词人一旦从“神游故国”跌入现实，就不免自笑多情善感，感慨光阴虚度，便无可奈何地以酒浇愁了。虽然词的结尾调子失之低沉，但这里的“梦”也是历史和现状、理想与实际经过尖锐冲突后在作者心理上的一种反映。佛教的人生态度和价值标准，在他身上发挥了作用，帮助他调整内在价值结构，提高人生道德境界，排遣心灵的压抑，拂去笼罩在心头的烦闷忧愁，恢复心理平衡，进入“任性逍遥，随缘放达”的境界。

如梦人生，人生如梦，这是苏东坡对人生哲理的界定，也是苏东坡黄州时期人生哲理的核心。不管是“人生如梦亦如幻，朝如晨露暮如霞”还是“人生如雾亦如梦，缘生缘灭还自在”，都是取意自佛经，源出佛经。苏东坡“人生如梦”的哲理思想不是突然惨遭迫害悟出的，而是在他人生的旅途中逐渐成熟的。 “人似秋鸿来有信，事如春梦了无痕”（《正月二十日与潘郭二生出郊寻春忽记去年是日同至女王城作诗乃和前韵》），苏东坡在黄州写下这诗句时已45岁，宦海浮沉，人事沧桑，读来不无苍凉之感。时过中年，人间事差不多看遍了，苏东坡将之归为两类：一是人可掌控的，前有信约，还是要坚守的，就像秋鸿，季候到了应该应约而来；而另一是牵连人际的种种事端，犹似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