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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是伟人？ 迈克尔.赖恩

当阿尔伯特.爱因斯坦是个小男孩的时候，他在学校里的成绩很差，老师们都觉得他反应迟钝。拿破仑?波拿巴年轻时只是法国陆军中几百名炮兵中尉中的一名。没有接受过什么正规教育的乔治?华盛顿，十几岁时不是受训当兵而是受训做土地测量员。

尽管他们的起步平淡无奇，但是后来个个都青史留名。究竟是什么使他们成了伟人呢？是否他们生来就有什么特别？亦或他们的伟大与生逢其时、与献身精神，也许与一种坚定的个性更为有关？

几十年来，科学家们一直在问这样的问题。在过去几年里，他们已经发现了一些情况，这些情况有助于解释为什么有些人出类拔萃，而另一些人----也许同样具有才华----却被抛在了后面。他们的发现可能对我们每个人都有意义。

谁是伟人？伟人的定义取决于如何衡量成功。但标准还是有的。“对人类文明作出永久性贡献的人是伟大的，”基思?西蒙顿院长说。他是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的一名心理学教授，是1994年出版的《伟大：谁创造了历史，原因何在》一书的作者。但他又提醒说：“有时侯伟人并没有被载入史册。许多女性取得了巨大成就，或者颇具影响力，但却没有得到公认。

在这本书的写作中，西蒙顿融合了关于伟大人物的历史知识以及遗传学、精神病学和社会科学领域的最新发现。他所聚焦的伟人包括获得过诺贝尔奖、领导过伟大国家或打赢过战争、谱写过流芳百世的交响乐、或在科学、哲学、政治、艺术上引起过巨变的男女人物。虽然他没有一个公式来解释有些人怎样或者怎么出类拔萃（涉及的因素太多了），但他却提出了一些共同的特点。

一种“永不屈服”的态度。西蒙顿说，如果成就巨大者具有什么共性的话，那就是一种坚持不懈地追求成功的动力。“往往有人认为他们具备一些超常非凡的东西，”他解释道。“但研究表明，有些伟人并没有惊人的智力,有的只是程度上的差异而已。伟大是建立在大量的学习、实践和献身精神的基础之上的。”

他举了二战时期的英国首相温斯顿?丘吉尔作为永不放弃敢于冒险的典范。丘吉尔在全国士气最为低落的时候被推上了台，并出色地领导了英国人民。在1940年盟军敦刻尔克大撤退之后的一次演讲中，他的话激励了全国人民，“我们决不会退缩、永不失败。我们一定要坚持到底......我们永远不会屈服。”

你会天生就伟大吗？西蒙顿经过研究丘吉尔在历史上的作用----通过研究其他政治和军事领袖的作用----发现了一个惊人的模式：“长子长女和独生子女往往会成为危难时期的优秀领导者：他们习惯于承担责任。但是在和平时期，中间出生的人们是更好的领袖；他们更善于倾听不同利益群体的呼声，作出必需的妥协。独生子丘吉尔就很典型。他在危难中是伟大的，但是在和平时期却并不称职----甚至于不得人心。”

生逢其时是又一个因素。“如果你把乔治?华盛顿放在20世纪，他作为一个政治家将一事无成，”西蒙顿宣称。“他不善于公开演讲，他也不喜欢同公众握手。反之，我看富兰克林?罗斯福若在华盛顿的时代也很难有所作为。火炉边谈话是不会有收音机来为他广播的。”

你会过于太聪明吗？西蒙顿有一个出人意料的发现，许多政治和军事领袖虽然很聪明，但并非过于聪明。他解释说，超过了一定程度，有效沟通的能力等其它因素比智商测试测得的先天智力更为重要。西蒙顿说，最具才智的美国总统----如托马斯?杰斐逊，伍德罗?威尔逊和约翰?F?肯尼迪等----好不容易才当选总统，而其他智商接近于平均水平的人（如沃沦?G?哈定）却在竞选中大获全胜。因为还涉及到政治和经济因素，所以具备天才的智商并不一定会成为伟大领袖。

在科学领域，西蒙顿补充说，那些具有“天才级”智商的人确实更有可能获得承认。然而，事实也表明克服传统的思维方式也许同样重要。

他提到最近的一项研究：给大学生们一系列数据，问他们能否找出一种数学关系。几乎三分之一的人找了出来。他们并不知道他们刚刚解出的是历史上最著名的科学等式之一：行星运动第三定律，约翰尼斯?开普勒在1618年发现了一个等式。

西蒙顿说，开普勒的天才并不在于解决了一道数学难题， 而在于用一种独特的方式思考数字----将数学知识运用到对行星运动的观测之中。正是他的胆识使他与众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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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爱工作。童年时，爱因斯坦迷上了磁铁同金属相吸的现象。“他忍不住要去想这种东西，”西蒙顿指出。“他16岁就对物理学的问题着了迷，并从未停止过对它们的研究。所以他在26岁时作出重大的贡献也就不足为怪了。”

“对我们大多数人来说，并不是我们没有这能力，”西蒙顿补充说，“而是我们没有投入时间。你一定要投入精力，并承受一切挫折和障碍。”

像其他有创造性的天才一样，爱因斯坦的动力并非对名誉的渴望，西蒙顿说。相反，是他对工作的痴迷使他与众不同。

这样的动力来自何处仍是一个谜。但它几乎在一切有创造性的天才身上都能找到----无论他们的才华是否得到同代人的认可。

“艾米莉?迪金森的诗歌直到她去世后被人承认，”西蒙顿说。“但她不是为了名而写的。詹姆斯?乔伊斯也是如此，他没有多费时间去担心有多少人会读他的《为芬尼根守灵》。”

如今，研究者们有证据证明，对工作的内在热情是出类拔萃的一个关键。现任哈佛大学工商管理教授特蕾莎?阿玛贝尔1985年在布兰代斯大学主持的一项研究中，要求一批专业作家----其中没有一位是有名气的----各写一首短诗。当时每位作家被随机分别编到三个小组中：一个小组要求记住是为金钱而写；另一个小组要求想着只为消遣而写；第三个小组则没有给任何指示。

然后这些诗歌匿名交给一个由专业作家组成的评判小组进行评审。想着为金钱而写作的人所写的诗歌排名最低。那些想着只为消遣而写作的人写得最好。“从对工作的喜爱中获得的动力起着重要的作用，”阿玛贝尔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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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样当领袖 迈克尔.柯达

此刻当我们关注着究竟选出了一名总统还是一位领袖的时候，很值得研究一下这两者之间的区别。因为并非每个总统都是领袖，而我们每次选举总统时都希望选出的是一位领袖，尤其是在疑虑重重、危机四伏的时代。在太平盛世我们的心情则是矛盾的---因为领袖毕竟严于律人，挑战现状，把事情推倒重来。

当领袖同其它事情一样是个生逢其时的问题。领袖必须在人们寻求领袖的时刻出现，就像丘吉尔在1940年，罗斯福在1933年，列宁在1917年出现那样。而在他出现时，他必须提出一句简单而有说服力的口号。

伟大的领袖几乎总是十分善于化繁为简，他会绕过争执、辩论和疑惑，提出一个人人都能理解并记住的解决方案。丘吉尔告诫英国人要准备好迎接“鲜血、苦难、眼泪和汗水”；富兰克林?D?罗斯福告诉美国人“我们唯一需要恐惧的就是惧怕本身”；列宁许诺厌倦战争的俄国人和平、土地和面包。这些都是直截了当而令人信服的口号。

如果领袖能够做一些常人做不到的事情，那也很有作用：富兰克林?D?罗斯福克服了小儿麻痹症；毛泽东在72岁游长江。我们不希望领袖“像我们一样。”我们希望他们像我们但更出色、更特别。然而，如果他们过于与众不同，我们又会排斥他们。阿德莱?斯蒂文森就过于理智，纳尔逊?洛克菲勒则过于富有。

领袖必须懂得如何运用权力（这正是领袖要做的事情）,但他还必须有办法来显示这一点。他必须能表现出他的坚定----身体不能笨拙（像福特），眼睛不能溜溜转动（例如卡特）。

一位中国哲人曾经说过，领袖必须具备优秀舞蹈家的风度，这话很有道理。领袖应该知道如何显得轻松自信。他的步态应该坚定果断。他应该像林肯、罗斯福、杜鲁门、艾克和肯尼迪那样会纵情欢笑，而不是个像尼克松或卡特那样笑得龇牙咧嘴、令人恶心算是心情不错。罗纳德?里根受过的演技训练在他跟卡特的辩论中显示出了良好的效果。他以潇洒自如的举止和显而易见的和蔼可亲成功地给人一种印像，即他事实上是总统而卡特是挑战者。

如果我们清楚找什么，那为什么又这么难找到呢？答案在于关于领袖的一条非常简单的真理。人民只能被领到他们想去的地方。领袖虽然领先一步，但必须遵从民意。美国人想要摆脱大萧条，需要有人告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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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能够做到，而富兰克林?D?罗斯福就这样做了。英国人相信他们在1940年的失败后仍然能打赢战争，丘吉尔告诉他们这个想法很对。

领袖乘风破浪，顺应潮流，并理解人民内心深处的愿望。他无法使一个不惜一切代价渴求和平的国家发动战争，他也无法使一个决心战斗的国家停止战斗。他的目标必须符合民族的情绪。他的任务是汇聚人民的能量和愿望，用简单的语句把它们讲清楚，进行鼓动，让人民想要的东西看上去是可以得到的、重要的、是他们力所能及的。

首先，他必须使我们的愿望变得崇高，让我们相信我们正在参与创造伟大的历史，并赋予我们一种荣誉感。温斯顿?丘吉尔通过纯粹的修辞艺术，把英国的失败和1940年的敦刻尔克大撤退变成了大胜利。富兰克林?D?罗斯福的话把美国舰队在珍珠港的沉没变成了动员全国的战斗口号，而不是不光彩的国耻。领袖必须激发我们的热情，而不是唤起我们的理性。

因此，商人一般当不了好领袖。他们往往是实用主义者，他们认为一旦你说明了某件事情有道理，人们就会去做。但是历史表明这种想法是错误的。当时世变得艰难时，人们不想被得知出了什么问题，不想听人训斥，不想了解许多他们不懂的复杂数据和计划（比如卡特的能源政策）。他们想要受到感动、得到鼓舞、有人激励、有人安慰、感到振奋---总而言之，想有人来领导！

一个伟大的领袖必须具有某种非理性的特点，他顽固地拒绝面对现实，他的乐观精神富有感染力，即使在我们担心一切都已经失去时，他也能使我们确信事实并非如此。孔子说过，伟大领袖的谋士们应该冷若冰霜，但领袖本人却应该热情似火，有一点神圣的疯狂。

领袖只有在我们准备好迎接他时才会到来，因为领袖就像一面镜子，把我们自己的目标反射给我们，把我们自己的梦想和希望用言语表达出来，把我们的需要和畏惧变成有条理的政策和纲领。

我们的力量使他坚强；我们的决心使他坚定；我们的勇气使他成为英雄；总之，他代表了我们身上最优秀的品质，是由我们的精神和意志塑造而成的。当我们缺乏这些品质时，我们不能创造他；即使用上我们在形像塑造上的所有技能，我们也不能把他伪造出来。他毕竟只是我们全体相加的总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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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需要感激 A.J.克罗宁

一个晴朗的下午，我在纽约上了一辆出租车。从司机的表情和他猛拉排挡的样子中，我可以看出他很不高兴。我问他是怎么回事。“我完全有理由生气，”他怒气冲冲地说。“今天上午一个乘客把钱包忘在我车里了。里面差不多有300块钱。我花了一个多小时想方设法找那个家伙。最后我在他住的旅馆里找到了他。他一声不吭地拿了钱包，还瞪着眼看我，好象我本来想要偷他的钱包似的。”

“他没有给你酬谢？”我大声问。

“一个子儿也没有。但我要的不是钱......”他咕哝着，然后突然大声说，“只要那个家伙说句什么......”

因为他诚实的助人行为没有得到感激，那位出租车司机一整天都闷闷不乐，而且我知道以后他在做类似的好事之前会三思而行了。这种对感激的需要是我们都能感受到的，而拒绝表示感谢就会大大扼杀善良与合作的精神。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辛辛那提的一位母亲收到参军的儿子一封来信，信中提到诺曼底某个村庄中的一位妇女在他受伤饥饿时将他带到家中，帮他躲过了德国人的搜捕。不幸的是，后来这个年轻人在阿登高地的进攻战中阵亡了。而这位母亲却决意要实现一个心愿。她积蓄了两年，越过大西洋，找到了她儿子提到过的那个村庄。经过再三打听，她找到了那位曾经保护过她儿子的妇女----一个贫苦农民的妻子----她把一个小包裹硬塞进她手里。那是她儿子在毕业时收到的礼物：一块金表，是年轻人曾经拥有过的唯一一件真正有价值的东西。这位母亲表示感激的举动深深触动了人们的心灵，在那个村庄内外成为传奇般的故事。它比出色的演讲更能让人培养起对美国人的好感。

感激是落落大方地接受别人做的大大小小每一件好事并表示赞赏的艺术。我们大多数人在受到款待，收到礼物和明显的受惠时都不会忘记表示愉悦之情，但即使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也还能够完善表示感激的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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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使这种感激尽可能显得亲切真诚。最近，我和妻子在意大利南部旅游时，我给康涅狄格州的一位朋友寄去了几瓶令我们喜欢的当地佳酿。那是件小小的礼物，然而令我们惊讶的是，我们收到的不是一封通常的感谢信而是一张唱片。我们播放时听到了朋友在饭后的一段话，描述他和他的客人们如何喜欢那酒，并感谢我们的关心。有这件不同寻常的东西来证明别人欣赏我们的礼物真令人愉快。

有时感激不仅仅是一件个人的事。我在麦吉尔大学学医的儿子曾对我说起过，有一位被送到蒙特利尔医院的病人经过输血而获救。康复以后他问：“有没有办法知道那位献血者的名字，向他表示感谢？”他被告知献血者的名字是从来不公开的。出院后几个星期他回来献了一品脱血。从那以后他一次又一次地为了同样的目的回来。当一个外科医生称赞这种不留姓名的高尚行为时，他只是回答说：“有个我素不相识的人为我这样做了。我只是在说‘谢谢’”。

感激不只是一种转瞬即逝的情感，有时候还可以是一种持续终生不断再生的情感，想到这一点真令人感到欣慰。丈夫感激地回想起妻子慷慨无私的行为，妻子从不忘记丈夫送给她的礼物，这些都大大有助于使家庭生活保持和谐。英国作家和博物学家W?H?赫德森曾经写道：“一天晚上，我带一个朋友回家同我们一起吃了顿家常便饭。后来他对我说：‘你真幸运，你的妻子虽然身体不好还要照顾孩子，但菜烧得那么好吃。’那句赞美的话使我翻然醒悟，教我要感谢妻子日复一日的高尚奉献行为，而我对此竟一直习以为常。”

感激之情尤其应该用在小事情上。送报的、送牛奶的、邮递员、理发师、饭店女招待、电梯工----所有这些人都在以某种方式为我们做事。通过表示感谢我们可以使平淡的日常关系具有人情味，使单调的工作变得令人愉快。

我的一位在伦敦当公共汽车售票员的病人有一次对我吐露说，“有时我真厌倦了我的工作。人们发牢骚、找你麻烦、说没有买车票的零钱。但是有一位早晚乘我车的女士总是在我给她车票时用一种特别友好的方式感谢我。我真希望她是在代表所有的乘客说话。这使我一直保持微笑。”

阿诺德?本涅特的一位出版商夸奖自己的秘书办事效率特高。一天，本涅特对她说：“你的老板说你效率极高。你的秘诀是什么？”“那不是我的秘诀，”秘书回答。“那是他的秘诀。”每次她为他做一件事，无论多小的事，他从未忘记感谢。因此，她工作非常努力。

有些人不愿表达感激之情，因为他们觉得这不会受欢迎。我的一个病人在出院的后几个星期回到医院感谢他的护士。“我没有早点回来，”他解释说，“因为我猜想你们对别人的感激一定厌烦得要命。”

“正好相反，”她回答说，“我很高兴你来。很少有人明白我们多么需要鼓励，我们从那些鼓励我们的人身上获得了多大的帮助。”

我们所给予的感激永远不会过多。因为我们身边的人在构筑他们的人生哲学时所依据的正是这些微笑，正是我们所表示的感谢以及表示感激的小小的举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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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节为什么重要 朱迪思.马丁

朱迪思?马丁 (生于1938年)是《华盛顿邮报》的戏剧和电影评论家，她撰写的联合特写专栏“礼节小姐”通过稿件辛迪加在国际上多家报纸同时发表。她在哈佛大学的一次演讲中阐述了她在《普通礼节》一书中的观点，现转载如下。

如今的美国人错误地认为只要具有个人美德就会毫不费力地、自然而然地产生大家可接受的社会行为。道德和礼节之间的区别已变得模糊了。大多数人以为，你只需要有一副好心肠，其余的事情便不用费心了。你不必写感谢信。

这种对于人际关系的“自然”态度认定：熟知一个人就是爱他，人类唯一的问题只是沟通问题。这否认了人们可能被基本的、的确不可调和的差异分隔--哲学的、政治的或者宗教的--这也假设了所有这样的差异仅是误解而已。许多形式的礼节恰恰是用来掩盖那些由不可调和的差异所造成的厌恶之情的。

只要礼节应当完全符合道德的想法存在，用来润滑普通生活的应酬话或惯例就会产生道德问题。过去人们讲究义务性的正式拜访，那个时候，“夫人不在家”的意思显然就是“夫人不想见你，就象你并不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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