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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学在韩国的传播及对教育的影响

作者：朴星

来源：《大学教育》2014年第12期

［摘要］儒家文化不仅对韩国教育内容、科目、书籍、机构、方法等方面，而且对当今韩国教育理念、内容、对象、目的等方面也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通过分析以上问题，以期能为韩语教育者及学习者提供一些借鉴之处。 ［关键词］儒学韩国教育影响

［中图分类号］G12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3437（2014）12-0033-04 一、儒学在历史上对韩国教育的影响

还不能确定儒学流入朝鲜半岛的准确时间，但可以确定的是汉武帝时期“汉四郡”的建立为儒学的传播发展提供了物质条件。汉武帝在位时，颁布了相应的制度规定四郡国也要学习汉朝文化，那一时期“四郡“中设立了许多的学堂来专门学习汉朝文化，很多学者认为儒学就是通过这一渠道进入了朝鲜半岛北部地区，认为这是儒学文化首次进入朝鲜半岛的历史证据。而儒学在传播到朝鲜半岛后，也逐渐成为韩国社会的主导意识形态，对韩国的教育发展有着重要的贡献。在朝鲜历史上教育制度和中原王朝大体一致，在形式上是学校教育，从其目的来看，是为了培养封建统治阶级所需的人才，从其内容来看，则以儒家经典著作为主。这可以说是古代教育制度的精髓，其对韩国古代的教育制度也有重大影响。 （一）高句丽时期的教育制度

高句丽从建国初就开始使用汉字。据史料记载，高句丽“国初使用文字，时有记事一百卷，名曰留记”。随着高句丽国家的形成和发展，以及汉字在高句丽的进一步传播，儒学思想也进一步传入。大致在公元前后的高句丽建国初期，儒学已经传入高句丽。

据有关文献记载，高句丽于公元372年，小兽林王二年曾正式设立“太学”。《三国史记》记载“立太学，教育子弟”。太学是高句丽在中央建立的儒学最高学府，模仿中国东晋太学制度，它所推行的是儒学教育，并且是用来专门教育王族和高级贵族子弟的。高句丽迁都平壤后，继续推行这一制度，根据《北史》记录，这一时期高句丽使用的教材大多数是《三国志》、《五经》等等，由此可以看出当时社会中比较注重儒学，使用的大多数为儒学教材，儒学在这一时期就比较受到欢迎了。

除此之外，高句丽还在全国各地建立学堂，提供学习之地。据《旧唐书》载，高句丽“各于街衢造大屋，谓之扃堂，子弟未婚之前，昼夜于此读书习射”。也就是令未婚的官家子女或者部分平民子女在此学习《三国志》、《文选》等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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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百济时期的教育制度

公元一世纪开始，先进的中国文化不断传入百济，促进了百济社会文化的发展。百济很早就开始吸收中国的博士制度，据文献记载，百济至晚在公元374年就设有通晓易、诗、书、礼、春秋的五经博士。王仁、高兴等著名的儒学家得到博士称号。比如百济曾经多次派学者或者使节来到中国学习，或者邀请南朝学者前往百济进行教学，据《三国史记》载，百济武王在626年至640年，先后10次派遣使节进入唐朝或朝贡、或庆贺、或奉表，也“遣子弟于唐，请入国学”。唐朝建立初，李渊父子振兴国学，注重用儒学经典培养贵族官僚子弟，以儒臣治天下。唐朝皇帝振兴国学的盛况，对周边国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据《旧唐书》载：“高丽及百济、新罗、高昌、吐蕃等诸国酋长，亦遣子弟请入国学之内。鼓箧而升讲筵者，八千余人。济济洋洋焉，儒学之盛，古昔未之也。”《新唐书·选举志》云：“贞观十三年，东宫置崇文馆……四夷若高丽、百济、新罗……相续遣子弟入学，遂至八千余人。”大批的留学中国的百济子弟，对百济儒学教育的发展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可以肯定，百济也曾经模仿中国而建立起传播儒学经典的学校教育制度。 （三）新罗时期的教育制度

受到很多不利条件的影响，也许是国家的重视不够、也许是地理环境的原因，新罗受到儒学的影响相比其他国家来说相对较晚。新罗至三世纪中叶，汉字虽然已开始流行，但到三世纪末，新罗才开始接受儒学。

据《三国史记》载，新罗真兴王为了培养新罗青年的忠君爱国情操，在全国选出几百名品貌俱佳者组成“花郎团”，正式推行“花郎道”制度，以“知人邪正，择而用之”。关于花郎道的实质和教育内容，崔致远阐释为：“国有玄妙之道，曰风流。说教之源，备详仙史，实仍包含三教，接化群生，且如入则孝于家，出则忠于国，鲁司寇之旨也；此为无为之事，燕不行之教，周柱史之宗也；诸恶莫作，诸善奉行，竺乾太子之化也。”在这几种思想潮流中，“如入则孝于家，出则忠于国”的儒家的忠孝思想则处于主导地位。

随着新罗国家不断地发展，逐步与唐朝建立了一定的友好关系，在这种基础上儒学在新罗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在了解了唐朝文化、儒学文化之后，新罗从六世纪四十年代起逐步支持留学生来唐朝学习。当时许多的新罗留学者来到了国子监进行学习，学习的大多数都是儒学知识，比如“凡受教之经，以《周易》、《尚书》、《周礼》、《仪礼》、《礼记》、《毛诗》、《春秋左氏传》、《公梁传》各为一经，《孝经》、《论语》兼习之”，在学习领悟了这些知识之后，将这些知识带回到新罗进行传播。那一时期新罗许多贵族子弟赴唐求学，其中参加唐之科举考试而中举者有数十名。新罗对归国的留学生加以重用，分配到王廷的文翰机构，负责撰写外交公文、碑文等。著名儒学家，主要有强首、薛聪、金大问、崔致远等。 新罗在发展的过程中实力逐步显现了出来，最终统一了三国。在统一了三国之后的第二年新罗神文王立即设立了国学机构，招收了大批学者。这个机构实际上就是研究儒家文化的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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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机构中使用的教材大部分都是儒家经典文化教材，比如《周易》、《论语》等。公元747年1月，置诸业博士、助教，招十五到三十岁的贵族子弟，用九年时间学习研究儒学经典，培养封建统治阶级骨干。当时的新罗政府采用了多种多样的方法来迫使人们学习儒学文化，比如入仕考试中有关儒学的问题，通过这类方法增加人们学习的兴趣，具体颁布了“读书三品出身制度”。这项制度规定：“读《春秋左氏传》，若《礼记》、若《文选》，而能通其义，兼明《论语》、《孝经》者为上。读《曲礼》、《论语》、《孝经》者为中。读《曲礼》、《孝经》者为下。若博通《五经》、《三史》诸子百家书者，重用之。”这一制度规定以通读儒家经典多寡分为上中下三等级依次任命高低不等值官职。总的来说，新罗政府运用了教育制度与考试制度，逐步将中国传统的儒学文化深入新罗社会，在儒学文化发展的过程中融入了新罗社会的特点，逐步将儒学文化转化成为韩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这也充分体现了新罗儒学教育的政治意义。

（四）高丽时期的教育制度

高丽王朝建国始祖王建，虽然笃信佛教并定佛教为国教，但其治国理念、对外关系及教育等方面都是以儒学作为“齐家治国”的学术而加以提倡。

高丽政府采用了与新罗政府一致的教学制度，设立了一定的教学机构，将社会各阶层的学者聚集在一起，进行集中教学。高丽成立初期虽然建立了国学，但由于历史阶段的局限性，其实未发挥预期的效果。之后，公元930年，高丽在西京“创置学校”，设立“书学博士”，招收贵族子弟进行儒学教育。

公元958年，高丽废除了传统的入仕制度，实行了科举制度。据史料记载：“光宗九年五月，双冀献议，始设科举。”这是高丽王朝实施科举制度的开端。科举制度的实施不仅在高丽王朝，在整个朝鲜历史上，也是一划时代的事件。科举制度的实施通过科举考试选拔和录用官员，改变了此前的国家官员多由武官担任的传统，从而实现了国家武治向文治的转变，为实行重文轻武的政策铺平了道路。另外，科举制度的实施，也消除了高丽建国初期选官制中的地域歧视政策。

睿宗四年，高丽根据宋朝一经一斋的做法，在国学中设七斋，又按照宋朝中央官学分国子学、太学和四门学的情况，也增设了太学、四门学、东西学堂等机构。高丽国子监、太学、四门学和东西学堂的教学内容仍以儒学经典为主。

自公元933年开始的契丹三次入侵高丽，极大地阻碍了修业年限9年的儒学发展。在这种情况下，高丽出现了私人讲学的热潮，这是由于崔冲开始私人讲学引起的。他不仅是当时儒学界最有权威的人，也是政界元老。由于他声望颇高，两班贵族子弟争先如其学校。崔冲的私学设有9个班级，故称“九斎学堂”；讲述中国传统的“九经”“三史”等等儒学经典。崔冲的门下培养了大量的人才，为高丽的发展提供了大量的人力资源，崔冲的这一成就与孔子颇为相似，所以许多人称他为“海东孔子”，称他的学生为“侍中崔公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