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发布更新时间 : 2024/6/7 13:00:03星期一 下面是文章的全部内容请认真阅读。

意，一方面农村已经千疮百孔无法再次承接众多城市青年。1979年城市待业青年高达2000万以上，其中包括近700多万回城知青。

而这时，农村的自发改革出现，使中央领导看到了解决问题的希望。由小岗村开始的以户为单位的家庭承包制，本质上是左右难以兼顾的中央政府与农民签署的一种契约，这种契约下，农民的一切归属农民自主，政府不再插手。甚至包括农民的各项福利等应该由政府解决的问题。而当时三农的危机，已经使农民乐于接受这种契约。 由此，自1982年开始，连续五个中央一号文件都是在谈农业，农民改革的热情被大幅度调动起来。促进了粮食、农产品等多方面的增长，由此，反哺给了城市，促进了城市各方的发展（如农村商业、轻工业的发展，既加大了财政收入使政府用此加强了城市工业的原

始资本积累，又扩大了城市农村的产品交流），中央财政日渐好转。 其五：1988-1990。由于当时中国农村人口高达80%，农村稳定就代表了国家稳定。因此，1983年开始城市经济发展开始复苏。然而，在高度发展过程中，资本的“一窝蜂”以及过度投资问题再次显现。直接造成1988年经济增长速度大幅下降，增速由1987年11.6%下降到1989年的4.1%。通货膨胀严重，cpi（物价指数）高达18.6%（月度最高25.6%），大量城市“三角债”发生。与此同时，大量外债到达偿付时期，那时，我国每赚1美元外汇就需要偿还至少0.75美元，直接造成我国外汇储备为负，外债率高达77.1%。

为此，对策是一是号召乡镇企业加大加工制造业力度，加大外贸，把国内原材料和市场让给城市经济和企业（由此，造成乡镇企业发展减缓）；二是再进一步压缩对人口大多数——农民的各项福利并增加税收以增加财政收入（另外，农村基层政权的收入也主要有农民支付），转而支持城市经济和企业。

在如上举措下，中国挺过了危机。然而，由此也造成了国内消费严重不足，严重依赖出口的问题。与此同时，自1989年起农民收入改变了十年的高于城市收入增长的速度，开始了负增长以及缓慢增长直到今天。青壮年劳动力开始向城市发展，由此“农民工”大批登上历史舞台。

其六：1993-1194。1991年中国经济刚刚企稳，股票、期货、房地产市场便以促进发展的名义相继开放，由此造成，非理性投资再次出现。与此同时，“政企分开”也于1992年开始。但是，问题在于刚刚“分开”的企业领导者经验不成熟，非理性投资较为普遍。为此，货币增发转变为了货币超发。

即使如此，仍然不能抑制地方政府的投资热情。为此，各种条子、各种颜色的条子满天飞。最终造成由此，1993年中国出现了财政、金融、外汇三大赤字同时出现的局面，外界也开始爆炒“中国崩溃论”，年cpi指数高达24.1%。

中国经济出现了“四高”“四热”“四禁”“一乱”状况，整个经济在1994年呈现乱象。 政府的对策便是于1993年6月开始强硬的宏观调控政策；1994年人民币在各种压力下狂降57%；大规模发行国债。强行补缴税款，即使企业倒闭也要把欠税补齐后再倒闭。对普通百姓影响较大的便是大规模下岗、买断工龄等。自1995年以每年平均800万的速度让国企和集体企业职工离开企业。

这次危机的结局，是唯一一次，城市付出比农村付出更惨烈的一次。要知道，自农村改革之后，农民的生计问题得到了相对较强的保障。而城市由于各种福利建设问题，丢失工作后的生计问题面临很大考验。

其七：1997-1998。随着铁腕宏观政策的施行，中国经济逐步发展。随着与世界交往的频繁，中国经济发展的波动乃至危机也开始由之前的内生性向外生性发展。我国于1997年基本躲过了了上一次经济波动，然而由于针对1988-1990年经济波动所采取的措施，使我国开始逐渐

依赖出口倾向越来越明显。恰在此时，亚洲金融危机爆发，第一次“输入型”经济危机爆发。 从对第六次经济危机的阐述可以得知，解决之道是城乡百姓都付出了巨大代价，由此，内需一蹶不振（1998年大洪水又造成了较大损失的同时，使粮食安全问题又呈现在国人面前）。拉动经济只能主要靠出口，而亚洲经济危机又使得问题难度大幅度增加。更要命的是，为了体现大国风采，在世界上其他国家都进行货币贬值的情况下，我国则宣布不贬值，为世界经济做出巨大贡献的同时也使得我国对付经济波动的难度大幅度增加。

政府应对措施主要是金融领域改革、大规模增发国债（10万亿以上）、住房教育医疗等领域产业化改革。全民购买国债的同时，政府又以加大投资开始向广大农村要地，兴建各类基础设施，如交通。同时，住房、教育、医疗等相关领域价格提升开始加速。在就业方面，由于城市经济发展问题，打工者开始回流。三农的作用在此时被评价为“蓄水池”。

其八：2008-2009。自2003年起至2013年连续11年，中央一号文件皆是关于三农问题。由此，三农问题似乎被提高到了很重要的

地位。然而，其本质并没有改变，仍然是为城市经济发展而注重三农问题。自进入21世纪之后，中国经济再次步入平稳发展时期。 然而，最引人瞩目的则是房地产市场的发展。劳动力过剩、一般制造品过剩、金融资本过剩，与内需不振、依赖出口和投资如影相随的情形发展到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时，出现了问题。但所幸之处在于，自2003年起自中央一号文件带动下，我国连续六年在三农问题上发力，使此次经济危机的危害降到了最低处。

2009年我国东部沿海外向型企业有数万家企业倒闭，共有大约

2500多万农民工失业。虽然地方政府因为“三农”对gdp发展的贡献不大，视为“鸡肋”。因此，将目光放到了各种投资、金融上。但中央政府的各项惠农措施，仍然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用。2500多万农民工陆续归乡从事“三农”，使中国经济平稳过渡。

然而，在众多利益集团的引领下，房地产领域继续吞噬着三农的基础——土地、户籍政策继续隔离着农民与农民工与市民拥有同样的人的尊严。在目前大规模发展“城镇化”的背景下，三农在下一个经济波动来临时将如何发挥“最后防火墙”的作用？以及三农之于国家的命运终将如何？这都是未来我们需要去关注，甚至需要去尽力的地方。

笔者待思考和解决的一些疑问：

1.西方发展中的制度成本是从何而来的，具体表现是什么呢？

2.危机转嫁论是在制度依赖的模式下存在的一种处理方式，危机通过转嫁得以“解决”只是治标的手法，危机中产生的矛盾还是具体地积累了下来，而历经一段时间之后，这种过度积累最终会演化出什么样的结果呢？

3.在新的无依附的世界结构下，西方国家依旧没有舍弃其转嫁危机的路径依赖，然而在当今的世界，这种转嫁的具体形式是什么？ 4.我国在改革前对于农村的危机转嫁所造成的制度成本在未来我国对于农村的补助是否应该形成匹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