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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永年:城市变成官僚的城市

郑永年:城市变成官僚的城市 2015-12-28 来源:东方出版社作者:郑永年

如果没有城市体制的改革,资本和权力主导的城市化,很快就会演变成为一场新的大规模的掠夺农民土地的运动。在行政面,如果没有实质性的城市体制改革,在地方官员的权力冲动主导下的城市化,也很快会导致城市的再一次官僚化,城市变成官僚的城市,而不是市民的

原题:郑永年:中国已陷入城市化陷阱

近年来,城市化或者城镇化,已经被提到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最高议程之一。在中国经济发展的下一阶段,城市化的确非常重要。中国前些年已经进入中等收入社会,高经济增长阶段已经过去,但如果在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15年到20年左右),能够维持一个中速增长水平,就可以比较顺利地从中等收入社会,转型成为高收入社会。

这种转型的意义不仅仅在经济层面,更是社会政治层面。今天中国社会所面临的很多问题,都是大多数长期陷于中等收入陷阱社会所共同面临的问题,例如收入分配差异大、社

会高度分化、社会思想意识极端化、社会抗议不绝、官员腐败等等。如果中国能够转型成为高收入社会,今天所面临的很多问题就会得到控制,甚至消失。当然,到那个时候,中国也会面临高收入社会的问题,但问题不会像今天那样严重。 在实现长期的中速增长过程中,城市化是可持续经济发展的一个关键领域和重要资源。可持续经济增长要求中国经济实现多方面的转型,其中一个转型就是从出口导向型转向内需型,也就是要建设消费社会。中国消费社会的建设主要取决于城市化,消费社会主要是一个城市现象。同时,城市化也是中国社会建设的重要方面,这里不仅涉及到城乡整合,减少城乡差别,而且更为重要的是要消灭中国所特有的“三元”社会现象。这“第三元”,也就是农民工,是中国制度的特有产物,是社会非正义和不稳定的根源。这一点,中国各方已经讨论多年,无需再作说明。

从这些方面来说,城市化的确可以给人们带来对未来的美好想象。但是,在实际层面,城市化却处处充满陷阱。人们所理解的城市化,和各级政府官员所实际上追求的城市化之间,有巨大的差异,甚至是相反的。在研究中国城市化时,人们需要提出和回答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对各级政府尤其是地方政府来说,城市化意味着什么?这个问题最为重要,因为各级政府官员是行动者,他们对城市化的认知和这种认知之下的行为,决定了中国城市化的实际进程和前途。

对各级政府官员来说,城市化又意味着什么呢?要回答这个问题,不能光看他们就城市化在说些什么,更为重要的是他们做过什么?正在做什么?还会做什么?

如果从各级政府官员的行为看,这个问题并不难回答。从经验看,各级政府官员的行为,在不同时期具有相当的一致性。他们首要的考量是城市化所能带来的GDP(国内生产总值)效应,和对地方经济发展的贡献。无论是GDP还是经济发展,主要的因素是财政收入,尤其是对地方政府来说。这里既有中央层面的税制因素,也有地方层面甚至官员个体层面的因素。

从国家的税制来说,自从1994年实行分税制以来,财政收入大规模地向中央倾斜,但中央政府在其所拥有的财权和其所承担的责任,两者之间没有一致起来,财权远远大于其责任,这使得地方财政负担一直在加重。往往的情形是中央出政策,地方出钱。无论是执行中央政策还是谋取地方发展,地方政府需要财政的支持。这要求地方政府到处去找钱。这些年的土地财政就是这样造成的。

其次,GDP主义仍然横行。尽管讲科学发展已经多年,但上级政府在衡量地方官员业绩的时候,仍然看重GDP。要GDP,就要发展地方经济。也就是说,GDP仍然是地方官员升官的必要途径。从地方官员个体层面来看,搞GDP导向的经济发展工程,能够带来无穷的正面效应。不搞些工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