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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何长久，人道居之短”，[5]虽然天长地久，人生代代更替，但落在每个人身上的时光却是那样短暂。时空的无穷，更对照出人生之短暂，于是悲从中来，生命之忧酿成了曹操诗歌的苍凉与悲壮。

一代帝王曹丕也有着与其父同样的忧，他忧“人生如寄，岁月如驰”，[6]忧“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7]他的感伤人事实际上是生命感慨的外在体现，从根本上说是源于他的生命意识，源于他这种对人生的感叹。

曹植一生命途多舛，处境窘困，对人生悲哀的体会自然不下于其父兄，他嗟“人居一世间，忽若风吹尘”，[8]是对悲剧人生的感慨。

有悲则有情，无悲则无思，生存的悲剧感，酿造出深沉的悲哀之情，酿造出心灵深处的悲凉。曹氏父子对人生短促无常的强烈感受正是生命意识的觉醒，这种对生命的忧患也远远超越了个人的生命意识，是着眼于整个生灵的。所以他们这种忧伤又折射出强烈的责任感，体现出对生命本体存在价值的思考。

以上我们分析了“三曹”诗歌的诗风特点及诗歌中相同的感伤情节，但“三曹”诗歌也存在着细微差异，由于“三曹”的风格不同，因此在各自的作品中所表现出的内涵亦是不同。下面是对“三曹”游仙诗歌思想内容的阐述。

三、“三曹”游仙诗歌思想内容比较

建安诗歌是中国诗歌史上第一个文人诗的高潮，而“三曹”是其领袖式的人物。游仙诗是“三曹”诗歌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后世游仙诗有深远影响，形成中国诗史上一道独特的风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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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操现存诗21首，其中游仙诗有《气出唱》、《陌上桑》、《精列》、《善哉行》、《秋胡行》二首，占其全诗28.6%[9]，是曹操诗中不可忽视的一大题材。纵观曹操游仙诗，可以大致分为四类：

一是娱乐“调笑”，曹操对神仙方术之说，“咸以为调笑，不信之矣。”[10]曹操《气出唱》其二中“今日相乐成为乐”、“乐共饥食到黄昏”，《气出唱》其三中“东西厢，客满堂。主人当行觞，坐者长寿遽何央。”有明显的娱乐调笑之意。

二是“求贤”揽才，《秋胡行》其一：“有何三老公，卒来在我傍。??去去不可追，长恨相牵攀”。黄节《魏武帝魏文帝诗注》谓“此诗作于二十年三月，盖有求贤之意。”[11]

三是忧世不治，即曹操《秋胡行》其二所谓“不戚年往，世忧不治。存亡有命，虑之为蚩。”曹操在《善哉行》中也明确表示“痛哉世人，见欺神仙。”陈祚明《采菽堂诗集》卷五评曹操《秋胡行》“首章自升仙而归于时业，次章自时业而悼于人世。”

四是忧寿不永，即曹操《秋胡行》其二所谓“思得神药，万岁为期。得之未闻，庶以寿考。”《气出唱》所谓“万岁长，宜子孙”。曹操游仙诗几乎每一首都叹老嗟岁，期求长生。曹操不信神仙方术，但并非坚定的无神论者，并且越到晚年，这种羡仙慕道，期求长生的思想越是明显。早年对方术“聚而禁之”，“不信之矣”的曹操，到晚年则有点动摇，对方士长生之术，道教延年之方，有点心向往之。

曹丕现存诗44首，游仙诗只有两首，占其全诗的5%[12]其中《折杨柳行》写神游两山，《丹霞蔽日行》叹人生无常。曹丕的游仙诗既无曹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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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娱乐“调笑”，又无曹操的“不戚年往，世忧不治”，有的只是对神仙方术的怀疑和否定。“百家多迂怪，圣道我所观。”（《折杨柳行》）“月盈则冲，华不再繁。古来有之，嗟我何言。”（《丹霞蔽日行》）对比曹操、曹丕游仙诗，曹操更感性、更热情，曹丕则更理性、更冷静；曹操“悼于人世，归于时业”，充满慷慨悲壮的生命激情，曹丕则“达人识真伪，愚夫好妄传”（《折杨柳行》），尽为理性十足的生命之思；曹操将自然生命与政治生命、社会责任相联系，有着更多地政治的、社会的矛盾冲突，曹丕则将自然生命与生死观、自然观相联系，有着更多生死观、自然观的批评探求；曹操游仙诗有着强烈的诗性精神，曹丕游仙诗则多了些理性精神，少了些诗性精神。

曹植现存诗90余首，其中游仙诗14首，占其全诗15%[13]内容上可大致分为三类：

一为忧生患害。曹植游仙诗皆作于黄初、太和年间，也即曹丕登基之后。此时的曹植，因建安时期所谓的“争为太子”而屡遭曹丕父子的猜忌压制，名为侯王，实为囚徒，抑郁失志，没有人身自由，甚至还有生命之忧。因此曹植游仙诗，大量抒写忧谗畏讥、忧生患害之情。如《苦思行》中“中有耆年一隐士，须发皆皓然。策杖从我游，教我要忘言。”写曹植攀云追仙之中，偶遇一隐者，隐者告诫曹植要慎言，避祸免灾。故朱乾《乐府正义》上卷十二有云：“子建多历忧患，苦思所以藏身之固，计欲攀云随真人而不可得，托言隐士教以忘言，盖安身之道，守默为要也。”

二是渴望自由。曹植在现实生活中失去了自由，便只有到神仙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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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去幻想自由、追寻自由。如《仙人篇》中“四海一何局，九州安所知。韩终与王乔，要我于天衢。万里不足步，轻举凌太虚。飞腾踰景云，高风吹我躯。”又如《游仙》中“人生不满百，戚戚少欢娱。意欲奋六翮，排雾陵紫虚。”皆极力描写人生悲伤，追求自由的心志。

三是企慕长生。曹植早年不信神仙方术，在作于建安时期的《辩论道》中，曹植直斥“神仙之书，道家之言”为“虚妄甚矣哉”，直斥甘始的引气导引、左慈的房中之术等“当世方士”是“借奸诡以欺众，行妖恶以惑民”。他认为“生之必死，君子所达”，并且人命的长短与天命鬼神无关，人命取决于各自身体的强弱和保养的好坏。然而到了黄初，经历种种迫害，处境岌岌可危，心情惴惴不安的曹植，便逐渐接受了道教方术思想，在作于后期的《释疑论》中，曹植否定了自己“初谓道术，直呼愚民诈伪空言定矣”的思想，转而称赞左慈断谷、甘始炼药以饲鱼、蚕、鸡的神奇功效，并表示“恨不能绝声色，专心以学长生之道耳。”因此，在曹植游仙诗中，特别是作于太和年间的游仙诗，便出现了“授我仙药，神皇所造。教我服食，还精补脑。寿同金石，永世难忘。”（《飞升篇》）“同寿东父年，旷代永长生。”（《驱车篇》）等求仙延寿，服食长生的内容。

综观“三曹”游仙诗，“三曹”中，曹操、曹丕均对神仙一说持否定态度，曹植后期则寄望于长生之谈。曹操游仙诗有娱乐“调笑”的一面，曹丕、曹植则无，曹丕游仙诗直斥“迂怪”，无此兴趣，曹植游仙诗则“怀愤激以切痛，若回刃在心。”（《九愁赋》）曹操、曹植游仙诗皆有羡仙慕道，期求长生的一面，曹丕则无，曹丕游仙诗“达人识真伪”，不信神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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