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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文·读书与生活

作者：张哲英

来源：《语文教学与研究(综合天地)》2009年第04期

1904年清政府颁布《癸卯学制》，设有读经讲经和中国文学两门课程，现代语文教育由此诞生。就百年来语文教育发展进程而言，《癸卯学制》中语文独立设科也许更表现为形式上的意义，而接下来由民国政府颁布的《壬子癸丑学制》对现代语文教育的实质性影响则可能更为直接或者程度更深。在《癸卯学制》规定的必修学科中，无论是小学堂，还是中学堂都设有读经讲经和中国文学这两门与语文教育相关的课程。其设计基础主要是传统教育中的“蒙学教育”和“经学教育”二段体系以及“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教育观念。对于中国文学一科的规定则带有浓厚的蒙学色彩：“并宜随时试课论说文字，及教以浅显书信记事文法，以资宦科实用，但取理明辞达而已。”民国建立后，学校取消了“读经讲经”，在“国文”一科明确提出要“启发智德”，重视读文、讲文中的思想道德教育和美育。也就是说，语文教育活动由“读书”转变到“读文”，语文教育的内容确确实实地由“书”变成了“文”。这个变化，比起《癸卯学制》中设置的语文课程，更带有实质性，因为其后近百年的现代语文教育变革几乎都是在“文”而非“书”这个前提下发生的。

语文教育内容由“书”到“文”的转变实际上反映了现代教育理念和现代学制的深刻影响。首先，要实现由“士”的教育向“国民教育”转变，对于语文课程而言，就是要培养学生运用语言应付生活的基本能力。其次，要实现由单一的博雅课程向百科全书课程体系的转变，对于语文课程而言，就必须由传统教育的主要内容转变为现代教育课程体系中的一个科目或一门课程。在这样的教育内容转变中，有一个根本的问题难以解决：传统教育中的道德人生教育该如何实施？一般的做法是：由修身和语文课程来承担。那么，就出现了两个疑问：主要为能力培养而设计的“文”，能否完成道德人生教育，另外，语文教育和其它科目（主要指修身）在完成道德人生教育方面，如何分担任务。这真是世纪性的问题。上个世纪二十年代叶圣陶等一大批现代语文教育家既对此表现出深刻的反思，也透露出相当无奈的心理：“国文是各种学科中的一个学科，各种学科又象轮辐一样辏合于一个教育的中心，……国文诚然是这方面的有关学科，却不是独当其任的唯一学科。所以，国文教学，选材能够不忽略教育意义，也就足够了，把精神训练的一切责任都承担在自己肩膀上，实在是不必的。”（《国文教学的两个基本观念》）令人更为无奈的是，随着历史的流逝，语文教育工作者们对此的反思意识却越来越淡化，以至于今天的人们几乎未带有任何反思意识，就“欣欣然”接受基于“读文”基础上的众多语文教育教学改革。

如果说《壬子癸丑学制》取消“读经讲经”，在读文中“启迪智德”使得语文教育遭遇第一次“现代化”；那么，在二三十年代语文教育改革所奉行的“科学化”宗旨，则使这种“现代化”程度进一步深化，其标志是叶圣陶、夏丏尊编撰的语文教材《国文百八课》；五十年代中期的“语言”、“文学”分科教育教学改革旨在保持语文课程“文学性”（还不是人文性）与“工具性”之间的平衡，然而在五八年“大跃进”后的经济恢复时期，语文教育最终不得不蜷缩到“工具性”的小角落里；七十年代末至整个八十年代，语文教育强调对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传统的恢复与继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