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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也积极采取措施，招民垦荒，恢复生产。 2.3陕南移民情况

清初陕南移民较小，主要原因是当时清朝刚刚建立，百废待兴，全国各处都需要从战乱后恢复经济，抛荒的土地需要重新开垦，游离于土地之外的人口相对较少，因此，（在康熙年间陕南除汉江河谷地带经济恢复较快，）招民开垦的工作进展的并不顺利，“自明季遭流寇，频年荼毒，流徙无遗。国朝定鼎后，招抚流亡，十不获一”。（光绪《镇安乡土志》卷上，《人类·户口》）陕南移民大规模的进入是在乾隆中期之后。经过顺治、康熙、雍正三朝休养生息政策的推行，经济逐渐得以恢复，在经济恢复的同时，也出现了人口剧增、土地集中的问题。康熙在五十三年（1714年）的一次上谕中说“条奏官员每以垦田积谷为言，伊等俱不识时务，今人民蕃庶，食众田寡，地尽耕种，此外更有何应垦之田为积谷之计耶！”（《清圣祖实录》卷二百五十九，康熙五十三年六月丙子）雍正在他继位的第二年（1724年）对各省督抚的一次上谕中也谈到了地少不足以养民的问题，他说：“朕自临御以来，......重农务本，但国家休养生息，数十年来，户口日繁，而土田止有此数，非率天下农民竭力耕种，兼收倍获，欲家室盈宁必不可得。”（《清世宗实录》卷十六，雍正二年二月癸丑）特别是到了乾隆时期在册人口突破了一亿大关，乾隆六年（1741年），全国在册人口达到一亿四千三百四十一万多，这是我国历史上在册人口第一次上亿。乾隆二十七年（1762年）在册人口是二亿零四十七万多；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在册人口为三亿零一百四十八万多。由于人口的大幅度增长，人均耕地越来越少，例如在乾隆十八年（1753年）全国入册耕地面积为七百三十五万二千二百一十八顷，全国在册人口为一亿八千三百六十七万八千二百五十九口，人均

耕地四亩，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全国入册耕地面积为七百六十万伍仟六百九十四顷，全国在册人口二亿八千六百三十二万一千三百零七口，人均耕地面积2.65亩。（孙毓棠、张寄谦《清代的垦田与丁口记录》，《清史论丛》第一辑）乾隆时期有人曾这样评论当时人口与土地的情形“今天下??占田者十之一、二，佃田者十之四、五，而无田可耕者十之三、四。”（旷敏本《岣嵝删余文草》，《复范抚军论城工》）人多地少，这些无地或少地的农民在风调雨顺的情况下紧衣缩食勉强度日，一遇灾荒就拖家带口逃往他乡，成为陕南移民庞大的潜在群体。由于“摊丁入亩”的实施，使农民获得了较多的自由，此后“田夫贩竖，咸得优游康衢，而毕生无追呼之累”（《常昭合志编》光绪时纂，卷七，页一）可以“轻去其乡，五方杂处”（马桂棻《显志堂稿》）这个政策也使无地可耕的农民向外迁移成为可能。

清朝在康熙雍正之前，向陕南移民数量不大，到了乾隆中期以后，随着人口的激增，社会矛盾加剧，向陕南移民的人数开始大幅度增加。乾隆六年（1741年）以晚征、少征、免征为核心内容的陕南徕民政策调整为标志，（《清实录》卷一四六，乾隆六年七月陕西巡抚张凯奏疏乾隆《商南县志》卷4）爆发了向陕南移民的浪潮。乾隆三十七八年“川楚间有歉收处所客民就食前来，旋即栖谷依岩，开垦度日。而河南、江西、安徽等处贫民亦多携家室来此认地开荒。络绎不绝，是以近年户口骤增至数十万”（《三省边防备览》卷十四，艺文下《兴安升府议》）嘉庆时期，嘉庆皇帝在嘉庆四年、五年（1799、1800年）连续两次下达谕旨给地方政府，“朕意南山内既有可耕之地，莫若将山内老林，量加砍伐，其地亩既可拨给流民自行耕种”“将南山老林等处可以耕种之区，拨给开垦，数年之内，免其纳粮，俟垦有成效，再行酌量升科。”（《清仁宗实录》

卷五三、六一）

乾隆三十七八年“川楚间有歉收处所客民就食前来，旋即栖谷依岩，开垦度日。而河南、江西、安徽等处贫民亦多携家室来此认地开荒。络绎不绝，是以近年户口骤增至数十万”（《三省边防备览》卷十四，艺文下《兴安升府议》）嘉庆初年，“流民之入山者，北则取道西安、凤翔，东则取道商州、郧阳，西则取道重庆、夔kui府、宜昌，扶老携幼，千百成群，到处络绎不绝。”（《清经世文编》卷三十六，陕西农田水利畜牧考）到嘉庆末年，陕巴老林地区“江、广、黔、楚、川、陕无业者侨寓其中以数百万计，仅盩厔一县，道光三年查明就有客民十五万”（《秦疆治略》）

至道光年间，陕南各地客民占总人口的比例大致为82.7%（曹树基《中国移民史》第6册 转引自张晓虹《清代移民与陕西汉水流域民间风俗的嬗变》） 清代康熙中期陕南人口在50万左右，100余年后，陕南人口达到了396万余增长率为697.9%。（史念海、萧正洪、王双怀 陕西通史 历史地理卷 [M]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