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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复翻译标准浅析
作者：张颖
来源：《文存阅刊》2017年第19期
摘要：自从严复在《译例言》中提出：“译事三难，信、达、雅”以来，“信、达、雅”就成为中国古代翻译理论探索的浓缩，又成为近现代翻译研究争议的焦点。本文通过解读严复的“信、达、雅”，旨在对严复“信达雅”产生的影响进行探讨。 关键词：“信达雅”；翻译；最高原则；标准 一、引言
翻译是一项极其复杂的活动，是根据人类社会的需要而产生的一种文化；创造，是在两种语言之间实现跨文化沟通与交往的一种不可替代模式。翻译标准是衡量译文质量重要准则，是翻译理论的核心问题。翻译标准不仅在翻译实践中指导译者如何进行翻译创造，而且为评论者鉴赏和评论译作提供一种标准。“无论是对于传统的、经验性的、文学性的翻译研究，还是对于严格的现代语言学为基础的翻译“科学”研究，翻译标准问题都是一个重要课题”（杨晓荣，2005：99）。中国翻译历史悠久，经典的翻译理论层出不穷。 二、严复及其翻译活动
严复（1854—1921），字又陵，福建侯官人。1866年进入巴尾船政学堂学习驾驶，1877年被公派到英国留学，期间对西方政治产生极大的兴趣，开始学习资产阶级政治学术理论。扎实的外语功底和丰富的理论通道口他后期的翻译工作做了准备。1879年严复毕业回国，他先后在福州船政学堂和天津北洋水师学堂任教。中日甲午战争，中国人的惨败激起了严复救亡图存的使命感，他认识到清政府不只是军事落后，更重要的是在政治、经济、文化、思想和体制等 方面都落后于西方国家，因此要效法西方，突破困境。他希望能通这译介西书来开启民智。在这一时期，他先后翻译了《天演论》《原富》《法意》等 著作，向国人介绍进化论、资本主义经济学、社会学、逻辑学等 思想。严复的翻译不仅是文字上的翻译，还加有自己的见解，他试图以自己了解的“今”来阐释“古”。 三、“信达雅”解析
（1）翻译标准之提出信达雅最早见于之谦的《法句经序》，另外梁启超在1896年所谈的“译书有二弊，一曰徇华文而失西义，二曰失西文而梗华读”，实际上已含有“信、达”难于兼顾之意，但作为一种翻译理论长期流传，却无疑是源自严复的“三难说”。
1898年，严复集汉唐以来译论大成，在《天演论·译例里》，首倡“信、达、雅”为译事楷模。《严复传》作者王经过考证，认为《天演论》是在甲午战争失败的刺激下开始翻译，初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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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迟在光绪二十一年（1895）译成。《天演论》是严译第一本书，翻译时有很多感想，所以书刻出后，提笔写《译例言》，兴发“译事三难”之叹！ （2）“信、达、雅”之解读
第一、严复本人并不以《天演论》汉语文本为翻译，而称之为“达旨”；而其所以求“信”而外更求“达”“雅”，是由于需要取得当时的读书人社会认可，以便向专制主义的中国宣传本文的先进理论和思想。
第二、严复最初提出“信、达、雅”并不是作为翻译标准提出来的，是在译《天演论》时，深感自己的局限，感叹了翻译三难“信、达、雅”，他本人并不真以“信、达、雅”为翻译的金科玉律，反倒是警告后来者不要学他，不要拿他“达旨”的译本做“口实”。
第三、在鲁迅看来，严复并未把“信、达、雅”坚持到底，指出严译《天演论》系取法六朝的“达”而“雅”，后来的严译系转而取法“唐則以‘信’为主”的翻译办法，因而很可能“粗粗的一年，简直是不能懂的”，可见其不“达”之甚，“雅”就更加无从提起。所以我们可以了解到，严复的思想也是有变化的，在以后的翻译中已经在相当的程度上放弃了“雅”，改而以“信”为主，这些都表现在严译《原富》、《群学肆言》、《名学浅说》等作品中。 （3）“信达雅”并非译事的最高原则
翻译理论的提出主要目的是提示翻译的规律，而不是提供硬性翻译规则，迫使人们照着去做。科学的翻译理论应该能指导翻译实践，但这不能用绝对的惊讶来衡量，翻译所涉及的语言是活生生的、充满新颖的、有时甚至是不合规范的东西，翻译时就无法死扣某一理论和方法，而应根据有关理论原则，灵活地、创造性地加以运用；把具体的翻译理论同具体的翻译实际相结合，在翻译实际中具体问题解决。对于严复“信达雅”之翻译原则亦是如此，把它作为译事最高原则统领译界是不科学的。在市场经济大潮下，实用主张受到欢迎，“译以致用”成为新世纪的翻译旗帜。翻译不是为了自娱，不再仅仅是为了练笔，而多半是为人劳作，供人阅读，供人使用，产生实教。 四、结语
任何一个翻译理论或思想都仍有它们的可取之处，不同的翻译目的和对像有着不同的翻译标准，翻译作为一种文化交流活动，我们应本着“译以致用”，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根据时代的发展和读者的需求，以不同翻译理论为指导，使译文以一种喜闻乐见的方式为人们普遍接受。 参考文献：
[1]杜承南，文军. 中国当代翻译百论.重庆大学出版社.1994. [2]高惠群，包传衮. 翻译家严复传论.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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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罗新璋，序沈苏懦著.中国翻译.1998（2）：2-3.
[4]许钧. 译学探索的百年回顾和展望——评.中国翻译.1999（4）：48-49. [5] 许钧.翻译论【M】.湖北教育出版社.2003.
[6]陈福康.中国译学理论史稿[M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