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发布更新时间 : 2024/5/7 3:49:45星期一 下面是文章的全部内容请认真阅读。

苏格拉底之死与雅典民主制的衰落

苏格拉底之死一直是思想家们爱谈论的话题。关于苏格拉底被处死的真实原因，不仅众说纷纭，而且疑问多多。笔者认为，没有进一步的材料，一切意见也只能是猜测而已，既无法彻底消除相关疑问，又无法还原历史上真实的苏格拉底，正如列维（A·W·Levy）所说：“我相信历史上的苏格拉底问题是不能解决的，只有探讨发现苏格拉底对我们的意义才是永恒持续的。”[[１]]（P334）两千四百多年后的今天，我们无法还原苏格拉底，但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应该从苏格拉底身上看到我们所需要的东西。

苏格拉底为何被起诉

公元前399年，70岁的苏格拉底被起诉。为什么在这个时候被起诉，被起诉的真实原因何在？对此，英国学者霍普·梅（Hope May）在《苏格拉底》之开篇这样写道：“如此高龄的他被如此严厉地处罚，正说明了他对雅典人的搅扰之深。倘若未被处以极刑，苏格拉底依然会在相对短的时间内死去。然而雅典人还是被迫判处苏格拉底死刑，即使如此高龄。”[[２]]（P5）霍普·梅的观点有一定的道理。或许，苏格拉底对希腊人智慧的检查确实使希腊人困扰不已。当然不至于此，苏格拉底被起诉还有更深刻的原因，这里我们就从苏格拉底在法庭上的申辩说起。

指控苏格拉底的人有三个：悲剧诗人迈雷托士（Meletus），检察官安匿托士（Anytus）和修辞家吕康(Lycon)。他们分别代表了雅典城内几种不同的职业团体，正如苏格拉底所言：“迈雷托士为诗人们出气，安匿托士为艺人和政客们复仇，吕康为说客们抱不平。[[３]]（P58）在应对指控者的答辩之前，苏格拉底首先对多年以来公众的偏见进行了申辩。他认为：对他的正式指控正是出于这种多年以来的更为根深蒂固的偏见。他说，雅典人中多数人自幼就受他们影响，相信他们的毫无事实的诬告。苏格拉底的担心是十分正确的，因为公众的偏见、公众对他的长期以来的错误感知才是最可怕的，“是这些含糊的偏见，而不是目前的这些起诉者的指控，很可能妨碍公正的审判”。[[４]]（P233）苏格拉底将这些“根深蒂固的偏见”者称为第一批原告。而在这些人看来：“苏格拉底是无事忙的为非作恶的人，凡地下天上的一切无不钻研，能强词夺理，还把这些伎俩传授他人。”[3]（P53）

从他们表述可以看出，显然把苏格拉底感知为自然哲学家和智者。对此，苏格拉底否认自己为智者，因为他从未向他人传授什么，更不曾因此收受钱财；同时，否认自己是自然哲学家，因为他对自然主义所关心的各种事情并不感兴趣。

既然苏格拉底否认自己是智者和自然哲学家，而且又有他的道理所在，那么公众对他的错误感知从何而来？究其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方面，苏格拉底的个人活动是促成这种感知的主要原因。苏格拉底毕生以神谕为指导，检查雅典人的智慧。他不断地找人辩论，探讨他所喜爱的美德、正义、勇敢等话题。他的能言善辩是众所皆知的，而且，他的盘问和反驳使雅典人深受其扰。由于一般的公众根本无法理解苏格拉底的行为，不理解这只雅典的“牛虻”是在力图挽救雅典，反而将其归为以诡辩著称的智者之流。这着实是对苏格拉底的严重误解。另一方面，阿里斯托芬的喜剧《云》也助长了公众对苏格拉底的这种感知。苏格拉底在驳第一批原告时，也曾提到“其中有一个喜剧作家”。[3]（P52）事实上，《云》中所描述的那个思想库中的苏格拉底并非历史上真实的苏格拉底。阿里斯托芬只是借嘲讽苏格拉底来抨击智者的诡辩术对败坏青年所起的消极作用，以揭露雅典的精神危机，同时对当时的自然哲学家所作的无补于事的研究也提出了批评。也

就是说，阿里斯托芬的目的绝不是要攻击苏格拉底这个人，而是在于针砭时弊。但是《云》剧的效果却加深了公众舆论对苏格拉底的误解和偏见，它确实起了形成舆论偏见的消极作用，这是阿里斯托芬所未曾料想到的。[1]（P360）

我们再来看一下苏格拉底对第二批原告的申辩。第二批原告的讼词是：“苏格拉底犯罪，他蛊惑青年，不信国教，崇拜新神。”[3]（P59）从申辩中可以看到，苏格拉底轻而易举地击败了迈雷托士。那个迈雷托士的自相矛盾的言辞使人觉得他是一个毫无头脑的家伙，而且被苏格拉底证明他对青年漠不关心，以致苏格拉底说：“我觉得此人太轻率、太鲁莽，他的讼词是少年猛闯的表现。”[3]（P63）

下面，我们具体分析一下原告的讼词。关于被控蛊惑青年，色诺芬为苏格拉底作了很好的辩护。色诺芬笔下的苏格拉底，生活勤俭、节制，他品格高尚，并且引导青年热爱德行；给予青年希望，如果他们谨慎为人，他们就会成为光荣可敬的人。色诺芬的记述是否属实，我们姑且不论。笔者认为，苏格拉底被控蛊惑青年有以下几方面的原因。

首先，苏格拉底遵从神谕的教导检查雅典人的智慧。这还要从德尔斐的神谕说起。如苏格拉底在申辩中所说，海勒丰去德尔斐求神谕。他问神，是否有人智过于苏格拉底。辟提亚答曰：“无也。”苏格拉底不知神的话究竟何所指，因为他自信毫无智慧，可是神绝不会说谎，于是苏格拉底决心探求神谕的真意。苏格拉底先后拜访了政治家、诗人和手工艺人，结果发现他们虽然皆以智慧著称，但事实上都缺乏智慧，而且以不知为知。苏格拉底终于意识到神的谕语是说，人的智慧渺小，不算什么；并不是说苏格拉底最有智慧，不过藉他的名字，以他为例，提醒世人，唯有苏格拉底这样的人最有智慧，因他自知其智实在不算什么。[3]（P57）苏格拉底为探求神谕的真义，不断找人辩论。结果，他证明：在某种意义上，那些在某一领域内被视为专家的人对该领域一无所知。这样的结果、证明激怒和羞辱了他的对话者，也因此结怨于人。苏格拉底的这种诘问式的辩论方法，黑格尔称之为“苏格拉底的讽刺”，如斯东（I·F·Stone）所言：“苏格拉底问答模式的最污辱人和最令人生气的部分是，就在他们感到他自称无知是装出来给人看的时候，却暴露出他们的无知是真实的。”“这就是隐藏在柏拉图的文雅和贵族化玩笑的记述背后的残忍。由于它的彬彬有礼，就更加无情了。”[[５]]（P94）不仅如此，如他所说，有闲青年和富家子弟竟自动追随他。他们喜见许多人被提问，还时常模仿他去考问别人。结果，被考问的人不恨他们，反而埋怨苏格拉底。这就是苏格拉底所认为的他被诬告的真实原因，也是在我们看来可能性最大的原因。

其次，苏格拉底被控蛊惑青年，可能与他的政治交往圈子有关。指控者说：“克里底亚和阿尔西比亚德（曾求教于苏格拉底）在和苏格拉底交游之后，使国家蒙受了大量的祸害；克里底亚是组成寡头政治的成员中最贪婪和最强暴的人，而阿尔西比亚德则是民主政治中最放纵、最傲慢、最强横的人。”[[６]]苏格拉底与这两个人的交往容易使雅典人对他产生反感，甚至把他感知为雅典的威胁。这也是苏格拉底被控蛊惑青年的可能的原因。

再次，苏格拉底反对民主政治，反对雅典的选举制度。苏格拉底认为：“用豆子拈阄的办法来选举国家的领导人是非常愚蠢的，没有人愿意用豆子拈阄的办法来雇用一个舵手，或建筑师，或奏笛子的人，或任何其他行业的人，而在这些事上如果做错了的话，其危害是要比在管理国家事务方面发生错误轻得多。”指控者说：“这一类言论激起了青年人对现有政府形式的不满，并使他们趋向于采取暴力行为。”[6]（P8）

关于对苏格拉底的第二个控告——“不信国教，崇拜新神”。在色诺芬的笔下，苏格拉底是异常虔敬的：“他常常在家中献祭，也常常在城邦的公共祭坛上献祭，这是人们有目共睹的；他从事占卜，这也不是人们不知道的。”[6:1]我们该如何看待色诺芬的记述？伯奈特说：“色诺芬给苏格拉底作的辩护真是太成功了。假如苏格拉底真是那样，他是决不会被判处死刑的。”[[７]]（P118）这些暂且不论，我们可以看到，苏格拉底被控崇拜新神是有原因的。苏格拉底时常说神降临于他，并阻止他做不该做的事。在申辩中，苏格拉底也提到了这一点。苏格拉底所说的神不同于雅典人所信奉的神，黑格尔称之为“灵机”。黑格尔说：“（苏格拉底）拿人自己的自我意识，拿每一个人的思维的普遍意识来代替神谕——这乃是一个变革。这种内在的确定性无论如何是另一种新的神。不是雅典人过去一

[[８]]（P96）

向相信的神；所以对苏格拉底的控诉完全是对的。”

雅典人为什么处死苏格拉底

对于苏格拉底被处死的真正原因，学术界一直存在争论，对此，有必要进行具体分析。

首先，我们可以肯定苏格拉底不会仅仅因起诉书中所列的罪名而被处死。有学者认为，这只不过是指控者以此为幌子，企图诬告苏格拉底，正所谓“欲加之罪，何患无辞”。苏格拉底的言论本身不大可能致使雅典人判处他死刑。雅典是一个以言论自由著称的城市，而且学术自由也是被认可的。关于这一点，我们有材料可以证实。如斯东在《苏格拉底的审判》中所说：民主政体恢复后制定的第一批法律规定任何哲学家未经议会明确许可不得在雅典开办学校。但是这项法律迅速通过后不久却在议会中遭到攻击，因为这项法律显然是不符合民主雅典的言论自由传统的。最后，议会投票废除了这项法律，判处了提案人罚金，学术自由得到了认可。还有一则出自《新约》的记述：保罗作为传教士四处旅行，他所到之处都受到了迫害，但当他到雅典时，却发现这是个开放的城市，对于新的思想十分风靡。虽然这个城市“满城都是偶像，但他在市集上敢于同‘碰巧在那里的人’辩论，他所遇到的是学术上的好奇心，而不是不敬神的控告”。[5]（P:287-288）

其次，关于阿里斯托芬的喜剧《云》。前面我们已经提到，《云》剧的效果加深了公众舆论对苏格拉底的误解和偏见，它起了形成舆论偏见的消极作用。但是，这绝不可能成为苏格拉底被起诉以致被处死的主要原因。对此，斯东以讽刺又极具幽默的语言为我们作了解释：没有材料证明雅典曾有人因为喜剧诗人说了他什么而受到起诉，把苏格拉底的命运归咎于喜剧诗人，无异是把今天一个政客

5]（P159）

的失败归咎于报上漫画作家把他画成的丑态。[

有的学者认为，苏格拉底被处死是出于政治原因。关于这种看法，有很多疑问待考察。一方面，民主政体恢复以后，雅典实行了大赦。如果雅典的民主党人不愿处死“三十僭主”的真正成员，那苏格拉底就不太可能仅仅因为他与“三十僭主”集团的交往就被判处死刑。另一方面，从两次投票结果看，第二次投票仅仅因苏格拉底的言辞激烈就导致许多原本认为他无罪的人转投他有罪。投票者的态度何以转变得如此之快？可能的原因在于，陪审团根本不清楚苏格拉底犯了什么罪，他们的投票的变化似乎只在于其情绪。色诺芬的记述证实了这种可能性：“雅典的法庭由于受到言辞的影响常常把无辜的人处死，而另一方面，由于言词所引起的恻隐之心，或由于申辩的人话说得中听，也常把有罪的人释放。”[6]（P189）很不幸的是，苏格拉底的言辞着实激怒了他们。

究竟是什么原因致使苏格拉底最终被判死刑？如上所述，陪审团的判决很容易被被告的言辞所左右，苏格拉底正是因为这个原因，由于他的过于激烈的言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