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发布更新时间 : 2024/5/17 15:58:08星期一 下面是文章的全部内容请认真阅读。

同寻常的来往。

我可以问您一个问题吗？两年来，我一直经营着我的道奇队网站。你是怎么成为一个棒球评论专栏作家的？这可是我的梦。

这是萨拉的第二封电子邮件，它的到来一点也不意外。我每次对人微笑一下，人家就向我要一份工作。但是另一个事儿引起了我的注意。这就是信的最后一行字里的拼写错误，是关于“我的梦”那一部分。

也许萨拉就是一个打字很糟糕的人。但也许她真的是在寻找某个目标，但就是一字之差，还没有找着。

这就值得再回她一封信，于是我让她解释。

我今年30岁。……因为我身有残疾，花了5年的时间才读完大专拿到文凭。……在棒球赛季，我每个星期平均花55小时写球赛报道，写评论，做研究，听比赛或者看比赛。

萨拉称她的网站为“道奇地”。我搜索了一下，什么也没有找着。后来我重读她的电子邮件， 发现在她的电子邮件最底下挂了一个地址：http://members.tripod.com / spunky / dodgers。

我点击该地址。网站并不花哨。但是她以一个作家的严肃态度对该队进行了详细报道。不过，我还是不禁要问，有人读吗？ 从来没有人在我的来宾登记簿上签名。我一个月收到一封信。 所以，这里是一个身体残疾的妇女，她对道奇队的报道之广泛不亚于美国任何一个记者， 可她却在为一个几乎不为人知的网站写作，网站的名字很怪很难记，读者大概有两个人。

我想她那个梦所缺的远远不只是拼写里头少了一个字母r。

我建起了自己的网站希望能找到一份工作。不过运气不佳。因为我使用一根绑在头上的小棒打字，最高的打字速度是每分钟8个字，可这又有什么要紧的呢？我的脑子挺好使，我对工作非常专注。这才是人们成功的关键。

使用一根绑在头上的小棒打字？

我问她要用多少时间写她那通常为400字的文章。 三到四小时。

我做了一件我以前从来没有和互联网上的陌生人做过的事情。 我让萨拉·莫里斯给我打电话。 我说话有障碍，无法使用电话。

这就证明了我的怀疑。这显然是一个精心策划的骗局。这一位所谓女性作家很可能是一个45岁的男性管子工。

我决定结束与此人的通信。可就在那时我又收到一封电子邮件。 我的残疾是脑瘫。……它影响肌肉神经的控制。……当我的脑子告诉我的手去敲击字键时， 我会挪动我的腿，碰击桌子，并在这一过程中同时碰击六个其他的字键。

当我的母亲解释我的残疾时，她告诉我说，如果我比别人努力三倍，我就可以成就我要做的任何事情。

她写道，她在帕萨迪拉长大的时候成了道奇队的球迷。她上布莱尔高级中学二年级的时候，一位校少年棒球队的教练叫她去做球队的统计员。她做了，用的是一个打字机和一根绑在头上的小棒。

她说由于她跟棒球结了缘，她才得以留在学校里，尽管她成绩不好，每天还有数小时的令她脖子酸痛的家庭作业。

棒球给了我努力的目标 ……我可以做别的孩子做不了的事情 ……我想为给了我这么多的棒球做一点事情。

不错，我就这么相信了她。有几分信吧。在像她所称的那种情况下，有谁能没有最好的设备和帮助而报道一个棒球队呢？我很好奇，所以我问她我能不能开车过去看她。 她同意了，并详细告诉我路怎么走，其中提到乡下的泥路和没有名字的街道。

我开车向东驶去，穿过得克萨斯的荒凉地带。在一条蜿蜒曲折布满小动物大小的坑洼的泥路上，我看到了样子像旧工具棚的屋子。

但这不是一个工具棚，这是一所房子，一个被高高的杂草和废弃物包围的正在朽烂的小棚屋。 是不是这个地方呢？

一位身着旧T恤衫和裙子的妇女从棚屋里走了出来。

“我是萨拉的母亲，”洛伊·莫里斯一边说一边用她那粗糙的手握着我光滑的手。“她在等你呢。”

我从太阳光下走进去，打开一扇破烂的屏门，走进了阴暗的棚子，棚子里蜷缩在轮椅上的是一个87磅重的躯体。

她的四肢扭了一扭。她的头转了一转。我们无法拥抱，甚至也无法握手。她只能张大眼睛看我，向我微笑。

可她那微笑里充满了光芒！它穿透了由破烂的木地板、旧躺椅和结满蜘蛛网的窗户围起来的黑暗空间。

我不忍心看别的任何东西，所以我的眼睛只盯住她那微笑，它是那么清晰，那么自信， 它甚至令我的多数怀疑一扫而光。但我还是要问，这就是莎拉·莫里斯吗？

她开始在轮椅里摇晃，嘴里发出声音。我以为她在咳嗽。

可实际上，她是在说话。她的母亲为她翻译。“我要给你看点东西。”萨拉说。

洛伊把她推到搭在煤灰砖上的一张旧书桌前。桌子上放着一台计算机。计算机旁是一台电视机。她的母亲将一根小棒绑在她女儿的太阳穴上。 萨拉趴在计算机上，用绑在她头上的棍子调出道奇地网站上的一篇报道。她开始一啄一啄地在这篇报道上添字加句。

她抬起头看我并发出咯咯的笑声。我低头看她，心里充满了惊奇——还

有羞愧。

这真的就是萨拉·莫里斯。 这个伟大的萨拉·莫里斯。

几个月前我与萨拉·莫里斯联系的时候是想跟她干一仗。现在看着她在这个黑暗的房间里吃力地打着字写一篇或许根本没有人看的文章，我明白了这一仗是怎么一回事。

不过，这一仗不是跟萨拉打，而是跟自己打。这一仗和体育界在现今玩世不恭的年代里每天都在经历的一模一样。那就是要相信运动员仍然可以是英雄的搏斗。

在一个远离这种怀疑的地方，一个心智充满神奇的萨拉·莫里斯帮我找回了信任。

Unit 5

妈妈哭泣的那一天

很久以前一个昏暗的冬日，我放学回家时从满了期望。我胳膊下夹着一期新的我喜欢的体育杂志，房子里将会是就我一个人。爸爸上班，妹妹不在家，妈妈找了份工作，一小时内不会回家。我蹦上台阶，冲进起居室，啪地开了灯。 眼前的景象把我惊呆了：妈妈身子紧缩成一团，脸埋在手里，坐在沙发上的另一端。她在哭。我以前从没有见过她哭，我小心翼翼地走近些，拍拍她的肩膀。“妈？”我说：“怎么了？”她长舒一口气，挤出一丝笑容。“没什么，真的，没什么大不了的，只是我要失去这份新的工作，我打字不够快！” “但你到那儿才三天，”我说，“你会跟上的。”我再重复妈妈对我说过上百次的一句话。每当我学习上或做一些对我很重要的事情遇到麻烦时，她就这样说。

“不行”她难过地说。“过去我总说我能做到我决心做到的一切事情，现在我仍然认为在多数事情上我能做到，但这次我不行。”

我无能力，不知所措。16岁的我还认为妈妈无所不能。几年前，我们卖掉牧场搬进城时妈妈决定开家日托所。她以前没有受过这方面的训练，但这没有难住她。她参加幼托所函授学习，做练习。六个月后正式获得了幼托所看护资格，不久托儿所就招生满额，而且还有孩子等着入托，我认为妈妈理所当然有能力做到这个。

但是日托所和父母后来买的汽车旅馆都不能提供足够的钱供妹妹和我上大学。两年后我该上大学了，再过三年妹妹也要上学了。时间不多了，妈妈拼命想挣钱。很清楚，爸爸已经尽了最大努力---------出了一份全日工作外，还种着80英亩地。

在卖掉汽车旅馆的几个月后，妈妈带了一台旧打字机回家，这台打字机有时要跳字，键盘也很松。那天晚饭时，我说这台机器就是“废品一件” “我们只能买得起这个”妈妈说，“用着联系够了”从那天起，饭桌一收拾干净，碟子洗完，妈妈就钻进她的缝纫间练习，有几晚那缓慢的嗒，嗒，嗒的声音一直持续到午夜。

就快圣诞了，我听到妈妈在广播站找到了份工作，我一点也不吃惊，也没怎么当回事。但她非常高兴。

星期一，她第一天下班回来，我就发现她不再激动，她看上去很困，脸

绷着，我没理会她。

星期二，爸爸做了晚饭，收拾了厨房，妈妈呆在她的缝纫间练习。“妈妈没事吧？”我问爸爸。

“她打字遇到了些麻烦，”他说“她需要练习，我想如果我们多帮她一点，她会感激的。”

“我已经做了很多了，”我说，我立刻戒备了起来。

“我知道，”爸爸平静地说：“但你可以做得更多。你可得记着她工作主要是为了你们能上大学。”

说实话，我并不在乎能不能上大学，我希望她能忘了这码事。

星期三，当我发现妈妈哭泣时的惊讶和窘迫，完全证明我多么不理解她所承受的压力。挨着他坐在沙发上时，我开始慢慢的理解了.

“我想我们有时都难免有失败，”妈妈静静的说，我能体会到她的痛苦，也能体会到她为了我的闯入打断的强烈情感的发泄所感到的紧张。突然，我的心被打动了，我伸出胳膊，搂住了她。

妈妈再也控制不住了，她把脸枕在我的肩上，抽泣起来，我抱紧了她，不想说话。我知道我正做我应该做的，我能做的，这就够了。在那一刻，感觉到妈妈的北由于激动在颤抖，我第一次领会到她的脆弱，她还是我妈妈，但又不仅如此：她还是一个像我一样的人，会害怕，会受伤，会失败。我能感到她的痛苦，就像上千次我在她的怀里寻找安慰时他能感受到我一样。

一周后，妈妈找了份卖纺织品的工作，挣的钱只有广播站一半多。“这份工作我做的来，“她简单地说道，但夜晚在那台老旧的绿色打字机上的练习还在继续。现在，当我晚上走过她的房间，听到她打字的声音，我有一种完全不同的心情。我知道那儿不仅仅是一个女人在练习打字。

两年后我离家上大学时，妈妈有了一份报酬更多，责任更大的工作。我不能不认为以某种奇特的方式，妈妈从她失败的那刻学到的东西和我一样多，因为几年后，当我上完学，自豪的接受了一份报纸的记者工作时，妈妈已经是我们镇报的记者6个月了。

现在，那太没修的老掉牙的绿打字机就在我的办公室，她是一个纪念品，但它所唤起的记忆对我和对妈妈是不怎么一样的。当我写文章遇到困难想要放弃时，或者当我自怜自悯认为生活不应该为难我时，我就往那破旧的打字机里卷进一张纸，想妈妈当年一样，一字一字费力地打起来。这是我想到的不是她的失败，而是她的勇气，继续前进的勇气。 这台打字机是我得到过的最好的纪念品。 Unit 6

一天的等待

我们还没起床时，走进房间关窗，我注意到他看起来病了。他颤抖着，脸色苍白，走得很慢，似乎一动就疼。 “怎么了，我的宝贝”

“我头疼”

“你最好回去睡觉。” “不，我没事”

“你睡觉去，我穿好衣服去看你”

等我下了楼，他已经穿好了衣服，坐在火炉旁，看起来就是一个病的不轻很痛苦的九岁男孩。我把手放在他的额头上。知道他在发烧。

“上楼睡觉去，”我说“你病了” “我没事，”他说。

医生来了，良好了孩子的体温。 “多少度？”我问。 “102”

下了楼，医生留下了三种不同颜色胶囊的药，并告知如何服用。一种是退烧的，一种是泻药，另一种是用来去酸的。流感菌只能在酸性环境中生存，他解释说。他们似乎对流感无所不知，说如果没烧到104度以上，就没什么可担心的。这不过是流感轻微症状，如果避免了肺炎就没有危险。

回到屋里，我写下孩子的温度，记下了服用各种药的时间。

“想让我给你念点什么吗？”

“恩，如果你愿意，”孩子说，他的脸苍白，眼窝下有黑晕。他静静地躺在床上，对发生的一切漠不关心。

我大声的朗读着霍华德.派尔的《海盗的故事》，但我看得出他没有在听我读什么。

“你感觉怎么样了，宝贝？”我问他。 “现在还那样，”他说。

我坐在床脚，等着他服用另一种胶囊，自己看了一会儿书，正常来说，他该入睡了。可我抬起头时，他正盯着床脚，看上去很怪异。

“你为什么不睡呢？吃药时我会叫醒你的” “我宁可醒着。”

过了一会，他对我说，“爸，如果这样打搅你，你不必和我在一起。” “这不打搅我”

“不是，我是说如果这将打搅你，你不比待着。”

我想或许他有点神志不清，11点钟给他服过开出的药后，我出去了一会。这是一个晴朗而寒冷的日子，地上覆盖着雨水结成的冰。看上去好像所有光秃秃的树，灌木丛，砍下的树枝，所有的草和空地都用冰漆过似地。我带着那条幼小的爱尔兰猎犬上了路，沿着一条结冰的小溪走着，但是站立行走在这玻璃般的路面上真不容易。红毛狗 又是跃又是滑，我重重的摔倒了两次，一次还摔掉了枪，枪在冰面上滑出老远。

我们从被垂着的树枝掩盖着的一个高高的土堤下惊起了一群鹌鹑。当它们从堤顶上飞出来时，我打死了两只，但大部分都飞散进了灌木丛里。要想惊起这些鹌鹑，得在被冰包裹着的树丛上跳上好几次。但还没等你在这又滑又有弹性的树丛上站稳，它们已经飞了出去，很难击中，我打中两只，五只飞掉了。回去的路上，我很高兴地发现离家不远有一群鹌鹑，改日可以再去猎取。

回到家，他们说孩子不让任何人进房间。

我上楼去看他，发现他还是我离开时的那个姿势，脸苍白，上颊烧得发红，仍象早上那样盯着床脚。

我量了量他的体温。 “几度”

“大约100度，”我说。102.4度。 “102吧，”他说。 “谁说的？” “医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