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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唐五代文学研究综述(下)(一)
三、中晚唐
综论中晚唐的论文有吴在庆《中晚唐苦吟之风及其成因初探》〔354〕、徐青《中晚唐时期的诗律特点》〔355〕。综论盛中唐的论文有吴相洲《论盛中唐诗人构思方式的转变对诗风新变的影响》〔356〕。孟二冬《意境与禅玄：中唐诗歌意境论之诞生》〔357〕认为，从理论上明确提出诗歌“意境”的概念，并对之加以探讨的是中唐时期的一些作家和诗歌理论家，它标志着中国古代诗歌意境理论的正式诞生，这与前人及同时代的文艺创作、文艺理论、学术思想、哲学理论观念，尤其是禅玄有密切的关系。吴湘洲《论唐肃宗黜华用实主张对诗风新变的影响》〔358〕研究安史之乱以后，唐肃宗逐步确立黜华用实的用人方针，对士人行为风范主动加以改造，使之由高华走向沉实，诗风亦随士风发生变化：帝王师式的人物风范不见了；尚言谈议论变为勤于吏事了；率性任诞的作用逐渐消失了。
有关晚唐的综论性文章在两年间呈上升趋势，袁文丽《晚唐诗人内向心理探因》〔359〕结合晚唐的衰微国势、政治生活空间、士大夫文人生活、宗教哲学对晚唐诗人的影响，以及文学思想的转变，探讨晚唐诗人内心幽微心理产生的原因，并进而分析内向心理带来的诗歌特色：冲淡玄远、含蓄委曲。赵山林《晚唐诗境与词境》〔360〕认为，由于时代风气及诗人审美心理的变化等原因，晚唐诗歌表现出三个方面的显著特点：1.深情与苦调，即浓厚的感伤情绪与悲剧意识。2.艳体与曲笔，即以浓艳之辞写儿女之情，在很多场合下又借儿女之情寄托身世之感。3.细意与静境，即描写对象细小，艺术结构细密，而境界趋于静谧深邃。晚唐诗歌的这些特色对于处在形成与发展中的词的特殊风格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许总《论唐末社会心理与诗风走向》〔361〕认为，宣宗大中末以后四十余年的诗坛，咸通十哲、芳林十哲等已形成一定的诗人群，但未能构筑足以前期比配的时代性特征与艺术价值观念，诗歌主题表现只是前期的余波遗绪：一，承续元白一派政教文学观而着重描写民生疾苦并指陈时弊，如皮日休、陆龟蒙、杜荀鹤、聂夷中；二，承续温李一派唯美倾向而着重描写艳情声色，如韦庄、吴融、郑谷、韩偓；三，承续姚贾一派清淡诗风而着重抒情写避世心理与淡漠情思，如曹邺、于濆、方干、司空图。臧清《论唐末诗派的形成及其特征》〔362〕从“咸通十哲”的形成缘起、创作倾向和审美趣尚，揭示唐末诗派与其社会文化的附生关系、“咸通十哲”的艺术得失。李小荣《略论“咸通十哲”的诗歌意象》〔363〕将所论对象分为三类：一，有关水、孤舟、夕阳的意象，表现生存的孤独感；二，有关梦、酒的意象，表现生命的空虚感；三，有关僧、的意象，表现宗教的皈依感。相关论文还有王晓祥、刘霞《晚唐诗坛的现实主义流派》〔364〕、方然《晚唐文化背景与晚唐文学的抒情走向》〔365〕、赵艺梅《物物于心的晚唐诗歌》〔366〕、吴在庆《“月锻季炼”与晚唐诗的奇僻》〔367〕、张学忠《唐末绝句议论化的差异与衍变》〔368〕等。
专攻五代十国的贺中复发表了《五代十国的温李、姚贾诗风》〔369〕、《五代十国诗坛概说》〔370〕、《论五代十国的宗白诗风》〔371〕。末文认为，五代十国时期存在规模可观的宗白诗风，其势力和影响远超温李、姚贾的学效者，代表了此期诗歌的基本创作倾向。五代十国的宗白诗风以南唐开国、后唐灭亡为界，可分为具有不同特点的前后两期，从中可以看出其前期承唐、后期启宋的过渡性质。
有关白居易的论文大约有30篇，其中关于《长恨歌》者仍占主要比例。谢思炜有5篇：《日本古抄本〈白氏文集〉的源流及校勘价值》〔372〕、《敦煌本白居易诗再考证》〔373〕、《〈新乐府〉版本及序文考证》〔374〕、《白居易诗学思想述评》〔375〕、《白居易与李商隐》〔376〕，均收入其在启功、邓魁英门下的博士论文《白居易集综论》〔377〕，该书上编探讨白居易集的版本源流、演变与构成，下编讨论白居易的生平和思想，包括白居易的家世和早年生活、白居易与中唐儒学、白居易的佛教信仰、中唐社会变动与白居易的人生思想、白居易的文学思想、白居易的叙事诗创作等，是一部扎实细致的研究专着。有关作品整理方面的书籍有刘
明杰点校《白居易全集》〔378〕、褚斌杰主编《白居易诗歌赏析集》〔379〕、时宜之《白居易诗歌精选》〔380〕。
白居易思想创作分期一般以元和五年改官或元和十年遭贬为界，但也有学者有不同意见，如邓新跃《被贬江州司马不是白居易前后思想的分界点》〔381〕。张安祖《论白居易的思想创作分期》〔382〕亦认为，一，改官或遭贬并未使白居易放弃对现实的关注，他依然满怀希望，写作讽谕诗以干预时政；二，白居易侧重现实功利的诗歌理论是在元和十年后成熟，此时他讽谕诗数量减少，同他不在谏官其位的职责密切相关；三，白居易诗闲适心态和好佛趋向与他时运不利又始终关心现实、渴望有所作为的思想意识息息相通。所以分期应以长庆二年白居易自请外任为界。张安祖另有《外容闲暇中心苦，似是而非谁得知：析白居易晚年心态》〔383〕，剖析白居易在洛阳的18年晚年生活惭愧、悲哀、痛苦与知足、闲适相交织的矛盾心态。郑敏《人道主义的激情与沉思：白居易讽谕诗与〈策林〉对读》〔384〕针对谢思炜《白居易的人生意识与文学实践》所云“白居易撰写的《策林》和任左拾遗后开展的政治批评……包含了过多有关清明政治的老生常谈和道德说教，并非是真正可行、有具体针对性的治国方略。……白居易和中唐其他杰出人士一样，将自己无条件地交付于封建国家机器，在个人与皇权国家的关系上甘心情愿地处于绝对服从的位置”〔385〕这一观点，认为即使撇开在“宫市”、“进奉”、元和三年制科案、贬黜元稹案、反对宦官统军等问题上的众多重大决策和严重斗争不谈，单就《策林》和讽谕诗中，从人道主义出发所触及的如轻徭薄赋、救济生民、戒君奢欲、惩治贪官、尊贤纳谏、采诗观风等社会问题而言，上述结论亦显然与事实有违。 刘维治《白居易宦海沉浮及其山水之吟》〔386〕剖析白居易山水之吟与其仕宦沉浮的密切关系，认为除借山水宣泄自己感伤情怀这一主观因素外，山水自然景观的特征也使其山水之吟因地域不同而呈现出不同风采：江州忠州之吟充满哀伤之情，苏州杭州之吟充满欣喜之情，洛阳之吟充满闲适之情，作者还有《白居易咏物诗创作背景、类型及寓意》〔387〕。黄意海、黄井文《白居易〈燕子楼〉诗考辨》〔388〕从燕子楼传说的由来、唐代法律及社会风气、白居易对殉葬的态度和妇女观、作《燕子楼》诗前后的心境及对诗句本意的理解等七个方面，论证所谓关盼盼死节之事并无证据，谓白居易讽关盼盼以身殉张仆射更属不实。童根羽《白居易“湖上春行”佚诗一首》〔389〕据《永乐大典》卷2264“湖”字韵“辑”得一首佚诗，纪健生《〈永乐大典〉载白居易〈湖上春行〉之二非佚诗》〔390〕随后乃辨其非。有关白居易的论文还有张文生《白居易诗论新探》〔391〕、严杰《入仕求禄与隐退：浅议白居易的出处进退》〔392〕、程红兵《试论白居易的后期思想》〔393〕、马永强《白居易前后诗风转变原因新探》〔394〕、祝德纯《白居易闲适诗艺术探微》〔395〕、张浩《试论白居易妇女诗的思想意义》〔396〕、张浩逊《从赠向诗看白居易的婚恋生活》〔397〕、黄果泉《理性的挣扎：白居易讽谕诗说复议》〔398〕等。
综观有关《长恨歌》的研究论文，仍旧集中在对主题的探讨上，且又多是对旧有讽刺诗、爱情诗、隐喻诗、双重及多重主题说进行补充或延伸扩展。如荆立民《白居易〈长恨歌〉主题的再思及其他》〔399〕所论，《长恨歌》讽谕的主题是统一的，但作者在表现这个主题时流露的感性和所持的态度，却是前后有异的。由于作者淡化或回避了起初存在的荒淫情节，加之白居易“自我感受”的寄寓、变文故事的影响、制约、市民审美情趣的影响，使主题呈现引人争议的模糊状态。基本上是摭拾旧说而已。它如胡淑娟《历史铸就的悲剧：〈长恨歌〉主题新探》〔400〕、李桂奎《论〈长恨歌〉即对人生苦闷的诉说》〔401〕、张泽晖《论〈长恨歌〉的主题思想》〔402〕、郭世綖《从创作环境和创作意图深探〈长恨歌〉的主题思想》〔403〕、陈迎平《〈长恨歌〉主题新探》〔404〕、张建东《〈长恨歌〉主题刍议》〔405〕、田原《〈长恨歌〉主题新探》〔406〕等等，亦鲜有突破。钭东星《〈赋得古原草送别〉之误解与正解》谓《赋得古原草送别》“离离”取义于《易·离》象曰：“离，丽也”，两物相附为丽，乃反义相训，言野草依存古原为生命，独成一说，不无道理。综论元白的有许总《论元白文学思想的实现
功利及其诗化形态》〔407〕，分析元白的共同趋向：1.等同于政治主张的诗歌认识观念与价值取向；2.随着国家政局变动与诗人仕途进退而衍化的表现特征；3.向儒家诗教传统复归中的新变性质与内涵。其《论元稹、白居易的文学观》〔408〕与此大同小异。郭新和《试论元白诗派的五言长篇排律》〔409〕分析了元白二人五言长篇排律内容上对封建士大夫两重性格的再现、形式上铺叙手法和以时实入诗的运脾，不无一得之见。惟题目中“诗派”二字，文中未见所指，不妨删去。
中唐诗人张籍、王建的乐府唱和现象鲜为人知，朱炯远《论张王乐府中的唱和现象》〔410〕检索张王同题、异题唱和乐府15组，其中古题、新题兼有。文章从二人的交游以及中唐唱和诗繁荣等因素分乐府唱和诗产生的条件，阐述二人以乐府唱和的时代意义，对文学史上存在着“新乐府诗派”这一观点有支持提托之力。
韩愈研究仍是热点，以至有建立“韩学”的倡议。1997年7月，四川大学出版社出版四川师大屈守元、常思春主编《韩愈全集校注》，对历代韩集校注进行了一次大清理，对现存韩诗韩文编年做出了新的考订，校勘较精审，注释较准确，解决了不少前人未曾解决的疑难问题，是迄今为止韩集的最佳文本，其多方面的学术价值将为韩学研究的深入和“韩学”的确立起到较大的推动。研究专着则有陈胜《论韩愈阳山之贬及其文学评价》〔411〕。曹连观《寻找陌生：论韩愈的诗艺创新》根据俄国形式主义批评所谓“陌生化”原理，论述韩愈诗擅用独特生新的词语、奇拗激越的音节、异乎寻常的形象、以文为诗的手法使其诗摆脱盛唐的羁绊，并为宋诗开辟了广阔的道路。不少论文涉及韩孟诗派，如许总《论韩孟诗派主体心性的强化与艺术表现的变异》〔412〕、杨国安《从自然和社会走向自我：韩孟诗派研究》〔413〕、《心灵创造的世界：韩孟诗派研究》〔414〕和《论韩孟诗派生硬劲峭的内在品质》〔415〕、朱明秋《雕肝呕肺究为何：寻韩派诗人苦吟的原因》〔416〕等。林伯谦《韩愈文学理论与佛法行持之研究》〔417〕从创作目的和创作方法两方面比较韩愈文学理论与佛法行持的关系，认为二者尽管有不少共通之处，但也有大相径庭之处。其相异处可见出韩愈的反佛之心，至于不谋而合处则绝非受禅学启发所产生的灵感，更不是晚年结交大颠和尚而得到的领悟。相关论文还有阎琦《元和末年韩愈与佛教关系之探讨》〔418〕。 有关柳宗元的论文数量仍和前两年相差不多，较有新意的是朱邦国《论柳宗元的作品与创作心态的关系》〔419〕、周庆义《柳宗元家世与籍贯考》〔420〕。刘禹锡研究在《陋室铭》是否出自刘禹锡之手产生了质疑，吴小如1996年春在《北京晚报》“五色土”副刊首先发难，但未稽考古籍，立论未周，不久即遭驳斥。段丽塔《〈陋室铭〉作者辨析》〔421〕据《新唐书.崔沔传》，谓《陋室铭》乃崔沔所作。吴小如《〈陋室铭〉作者质疑》〔422〕又据颜真卿《崔孝公陋室铭记》对照今传《陋室铭》加以考察后认为，说《陋室铭》出自刘禹锡之手固无确据，但说是崔沔传所作亦不免有人疑窦之处；《陋室铭》实不类唐人作品。而卞孝萱《〈陋室铭〉非刘禹锡作》〔423〕则就自己《刘禹锡年谱》〔424〕的观点作了进一步的更具说服力的申述。相关论文还有高钧《刘禹锡〈陋名铭〉作年及陋室所在地考辨》〔425〕。有关刘禹锡的重要论文还有沈文凡《元和诗豪刘禹锡》〔426〕、张凤芳《简论刘禹锡的诗歌创作》〔427〕、熊飞《〈刘白唱和集〉编集流散考》〔428〕、张自新《自我心灵的烛照与社会盛衰的思考：论刘禹锡的咏史怀古诗》〔429〕、林心治《刘禹锡咏史怀古诗新探》〔430〕、任晖《永贞革新与刘禹锡、柳宗元的文学创作》〔431〕、尹楚彬《刘禹锡交游辨正二题》〔432〕、陶敏《曲折微婉寓刺于美：说刘禹锡〈寄李六侍御〉诗》〔433〕。书籍方面，蒋维崧、赵蔚芝、陈慧星、刘聿鑫《刘禹锡诗集编年笺注》是继瞿蜕园《刘禹锡集笺证》〔434〕之后又一部刘集整理本，它以民国徐鸿宝影印宋绍兴八年本为底本，系年依高国忠《刘禹锡诗文系年》〔435〕。与瞿笺相比，它更侧重于语词。卞孝萱、卞敏《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刘禹锡评传》〔436〕，洋洋29万字，分列十章，对刘禹锡的氏族、籍贯、出生地、家世、游学、科名、官职、交游、政治思想、哲学理想、人生观、文艺思想及对后世的影响一一加以论述，文献搜求博洽，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