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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世说新语》中的玄谈看魏晋人的尚智倾向

一、玄谈对思辨智慧的追求

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周秦诸子以后第二度的哲学时代”，这是个社会异常动荡不安的时代。在社会动乱、人性失去约束的情况下，以儒学为代表的传统的社会共同价值理想不复存在，以致纲常沦落、名教衰颓、疏离，批判汉儒礼教意识的思潮在士林中蔓延。思想界转而从道家思想和外来佛教中吸收新的养分，于是，老庄的“玄虚”思想被重视，佛教流行，玄风大畅，清谈蔚然成风。当时，《老子》、《庄子》、《周易》号称“三玄”，是士族知识分子须臾不可离身的时尚读物。《世说新语》大量记载了魏晋玄风和清谈的盛况。魏晋时期，“清谈”是指士族知识分子以探讨与“三玄”有关的玄学问题以及其他方面包括儒学、佛学等等的学术问题为基本内容，以讲究修辞和技巧为基本方式而进行的一种谈讲和论辩。“清谈”是相对于俗事之谈而言的，亦谓之“清言”。士族名流相遇，不谈国事，不言民生，谁要谈及如何治理国家，如何强兵裕民，何人政绩显著等，就被贬讥为专谈俗事，遭到讽刺。因此，不谈俗事，专谈老庄、周易，被称为“清谈”。玄学是思索宇宙、自然、人生等问题的一种哲学探讨，因此其中蕴涵着极强的思辨色彩。人们进行玄谈，除了当时的社会原因外，也是人们崇尚智慧，追求智慧的一种表现。因为这种思想的交流碰撞能够带来极大灵感的突现，智慧的火花，从而提高

人们对事物的认识能力和分析判断能力。在这样的文化氛围中，人们经过探讨，不断充实自己，向真理靠近，充分显示了思辨智慧的光辉。玄谈对思理和语言都很重视与推崇，把个体的智慧和才能放到了首要地位。因为玄谈析理需要高深的语言、文学和哲学修养，最能反映一个人的智慧和才能。

何晏为吏部尚书，有位望，时谈客盈坐。王弼未弱冠，往见之。晏闻弼名，因条向者胜理语弼曰：“此理仆以为极，可得复难不？”弼便作难，一坐人便以为屈。于是弼自为客主数番，皆一坐所不及。（《世说新语?文学6》）

这一场玄谈论争，王弼驳倒了何晏。当时王弼还是个不到二十岁的青年人，已显示出玄谈才辨，他不仅能对一座谈客认为是极致的“胜理”提出攻难，而且还能在此基础上自难自答，反复数番之多，显示出对智慧的不断探求。从中还可以看出当时评判的标准是唯理至上，尽显平等规则。谁能在义理上驳倒对方，使其理屈词穷，无言以对，谁便胜出。在何晏、王弼的清谈中，可以看出他们对“理”都是非常崇尚的，清谈中的每一个胜利，都是“理”的胜利，是智慧的胜利，而不是身份、官阶或权势等等的胜利，所以，尽管何晏位居吏部尚书，却仍愿臣服于未弱冠的王弼的“理”，真有点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味道。 崇尚谈辩，自古已然，思想活跃的时代和精神自由的时代都会孕育出一大批能言善辩的人物，在魏晋时代尤为如此。对言谈思理的推崇和对语言美的追求，又极大地提高了魏晋人的抽象思

辨能力和理论水平。总之，玄学论辩远不是枯燥无味的哲学探讨，这种玄学论辩是一种智慧的竞赛。它不同于汉儒呆读死记的章句之学，要求自出新意，拔妙理于他人之外，既要有敏捷的才思，深微的论证，又要有简洁优美的辞藻。因此，它既是一种哲理的探求，智慧的竞赛，同时又具有审美的性质，能引发审美的体验。所以，《世说新语》中对人物的“思辨”、“思理”、“理致”等的评论，是对人物的智慧、才思、语言之美的肯定，显示了魏晋人的尚智倾向。辩论作为思想交锋的外在表现形式，对玄学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二、玄谈对士人世界观、人生观的影响

哲学作为智慧之学，是对人类生活于其中的整个宇宙、世界所作的理性的、系统的研究，或者说是理论化、系统化的世界观，反映在人的意识里，形成某种特定的世界观和人生价值观。魏晋时期玄风炽盛，极大地影响了士人们的精神风貌。既然是时代哲学，玄学就必然在人们的言行中留下种种痕迹，从士人的言行中，可以发现玄学对魏晋士人世界观、人生观的影响。魏晋南北朝时期，政权更迭频繁，政治斗争异常残酷，由于残酷的政治清洗和身家性命的毁灭，使魏晋士人的人生感叹中夹杂着无尽的忧惧和沉重的哀伤。在这种社会环境中，魏晋士人表面看来潇洒风流，骨子里却潜藏着巨大的苦恼、恐惧和烦忧。魏晋人的种种行为，都是为了在乱世中能够生存或是使自己生活得更加随意轻松的智慧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