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奉化曲毫茶记

春砚磨出一钱新，山南渐露半小茗。 曲里生毫幽似雪，杯间听音还自呤。

——雪窦山归来，寄诗。 一、奉化茶的起与盛 茶，起源于远古。

地处浙东天台、四明两大山脉中央的奉化，其茶的历史也可以上溯到五、六千年前。茗山文化是一个标志。

不少茶文化人士，在考究河姆渡文化遗物时，将一些陶块上的图案翻译成茶的图腾，以此来确认茶与古越人之间的渊源。其实，这样的图腾也印鉴在茗山文化的遗物上。在奉化文物馆，我曾经探望过那些远古人用过的“家当”。躺在文物馆橱窗里，那些“家当”虽然已经不再言语，但是透过“文保人”的解说，我想它们其实也有某种潜意识的语言存在，只是我的耳朵不够达到足以倾听的灵敏。

就奉化的历史，除了“茗山文化”，史料模糊的“堇子国”也是一个重要的标志。它是宁波作为“邑城”的最早起步。这个建立在“赤堇山”下的古代王国，其中有“赤”叶能够治百病的传说。虽然这个“赤”叶不能混同于茶叶，但其中是否具有共性，还是值得我们去思考。

然而，“堇子国”之后的鄞地，“史路”显然要清晰得多。从赤堇山到鄞城山，这是历史一个的渐进。由夏到吴越春秋，到秦汉时代，东越以会稽为中心，位于奉化白杜一带的古鄞是其下的一个重要郡地。同时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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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浙东人口的主要集聚地。而《汉书·地理志》对镇亭、鲒埼亭的记录，更能说明当时奉化人口活动的大致范围。

就茶而言，在《四明图经》对当时奉化物产的阐述中，已经可以找到其文字的记录了。

“羽毛、鳞介、花木、果寙、药茗、器用之类，靡不备用”。药茗，也正是人与茶最初接触的形式。

此外，还有唐人陆羽的《茶经》，其中对《神异记》的那段援引。 余姚人虞洪，入山采茗。遇一道士，牵三青牛。引洪至瀑布山曰：“予丹丘子也，闻子善具饮，常思见惠。山中有茗，可以相给。祈子他日有瓯牺之余，乞相遗也”。因立奠祀。后常令家人入山，获大茗焉。 “神异记”的内容，并非无稽之谈。它是西晋人王浮对天下奇闻的一些记录。

就地理上的一些概念来衡量，可以说它是奉化茶的早期文字记录。尤其是瀑布山一说。

（虽然早期已经有过“羽布山之争”，但是我想奉化即使不为此而“争名”，但作为一种解释还是需要的。而且也合情合理。

所谓“羽布山之争”，就是对陆羽文中瀑布山所处位置的争议。实际上也是对“瀑布仙茗”的背景应该属于哪个地方的争论。

在这场被称是浙江茶叶史上的“千年之争”中，余姚认为虞洪是余姚人，且还有后来人的不少解释，如余姚名士黄宗羲的“白水冲就是瀑布山”之说。所以坚持，“虞洪采茗”理应发生在余姚的观点；然而，拥有“丹丘子”名份的天台说，余姚没有瀑布山，白水冲也不能说是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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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山，所以也坚持认为，这则典故应该发生在天台。

其实这中间对地理的描述实际上很清楚。虞洪是余姚人不假，“白水冲”算不了瀑布也是事实。而虞洪去天台瀑布山采茗恐怕也很难成立。所以说，最有可能是虞洪在四明山采茗，到的就是雪窦山。在四明山，唯拥有著名“三瀑”的雪窦山才有资格被称为是瀑布山。） 至于《茶经》中论及到的出产，其中“明州次之”一说，无疑有奉化茶的参与了。

到唐朝，随着茶叶的商品化，且从中的利益也越来越明显，导致了茶租与茶税的出现。宋朝更盛，一度还出台“禁止私通”来管理茶叶——“天下茶皆禁，唯川峡、广南听民自买卖，禁其出境”。茶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几乎与食盐并举。

奉化有史可查的茶租、茶税，是出现在宋朝。有一年最多被定额征收茶税是七百四十七贯。而同期的慈溪是四百一十九贯，鄞州为二百三十九贯，象山与宁海分别为一百九十七贯、一百五十三贯。从中可以看出，当时奉化茶业繁兴的程度了。

奉化茶的兴盛，不仅来自官方与民间，还有一个重要的组成，就是僧茶。

五代初，奉化因为出了一个念着“弥勒真弥勒，时人皆不识”的偈语，圆寂在岳林寺的布袋和尚，而曾出现天下僧人皆来奉化求缘的现象。其中有一部分，分散到奉化各地，各自寻得一块“仙灵”地，留了下来。加上随后吴几个越王又都相当信佛，在浙东再掀起一股“佛”潮。有书史称：“钱氏之有吴越日，凡两浙之间山水奇秀者，皆许建刹摩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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