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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复中西文化会通研究
作者：柴孙乐子 韩江洪
来源：《文教资料》2017年第31期
摘 要： 本文以严译《群学肄言》为研究对象，考查严复对西方社会学思想与中国传统文化与学术的融会贯通，主要表现在文体、换例、增译、评注等方面。本文通过细读群学肄言，探讨严复通过翻译会通策略，以西方社会学思想反证中国传统文化价值。 关键词： 传统经典 西学 文化会通 群学肄言 一、引言
作为“介绍西洋近世思想第一人”，严复是中国近代史上学贯中西、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翻译家，他的翻译思想及译著对中国翻译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近年来国内研究成果主要从解构主义、接受美学、目的论、生态翻译学等角度考查其翻译，译界学者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天演论》上，而对于其他译著尤其是《群学肄言》的研究很少见。
作为国人学习社会学的启蒙读物，严复对《群学肄言》的翻译倾注了大量心血。他的译著不完全忠于原文，而是夹叙夹议甚或改写。在《群学肄言》中，严复是如何融会贯通中学和西学？会通中西学的目的是什么？这种处理方式有何意义？本文以严复的《群学肄言》为研究对象，尝试对这些问题进行探讨。 二、《群学肄言》的译作背景与目的
19世纪末清王朝的封建统治日趋腐败，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的侵略不断加剧，魏源和李鸿章先后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和“中体西用”，主张学习自然科学技术（器物）以改变落后挨打的被动局面。然而甲午战争及洋务运动的失败，使国人认识到不仅要学习自然科学，还要学习西方的社会科学。作为中国社会学的先驱，严复夹叙夹议地翻译了斯宾塞的“The Study of Sociology”，中文译名《群学肄言》。
严复在“译余赘语”中指出《群学肄言》与中国传统经学宝典《大学》《中庸》有相通之处：“窃以为其书实兼《大学》《中庸》精义，而出之以翔实，以格致诚正为治平根本矣。每持一义，必使之无过不及之差，于近世新旧两家学者，尤为对病之药。”[1]当时严复已经了解sociology被日本学界译为社会学，而他使用“群”代替“社会”的翻译是他在中华文化元典中找到的最能对应sociology一词的比较结果。
群，有聚集、会合、组织之意，源于《荀子·王制》：“人有气，有生，有知，亦且有义，故最为天下贵也。力不若牛，走不若马，而牛马为用，何也？曰：人能群，彼不能群也。”[2]社会二字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是“社”和“会”的结合。“社”指土地神，“会”指代器物的盖子。“社会”这一概念合用古义多指迎接土神的祭祀和集会，并非斯宾塞所指的社会概念。荀子学说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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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民群的成立，分工与以礼法防争、君群关系等确有特色，为严复理解近代西方的“社会”观念提供了重要基础[3]。正如他在“译余赘语”里写道：“荀卿曰：民生有群。群也者，人道所不能外也。群有数等，社会者，有法之群也。尝考六书文义，而知古人之说与西学合。”严复明确把该词的词源及其意义，与儒家中一重要学派荀子联系起来，其目的在于将西方社会学理论与中国传统文化思想融会贯通，从而促进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学的创建与发展。 三、《群学肄言》译著中的会通表现手段
1.先秦文风，华丽文辞，以汉语文体承载西学思想。
任何翻译活动都要受到社会历史环境的影响。严复当时所处的社会主流诗学仍是以曾国藩、吴汝纶为代表的桐城派古文。严复想在译著中阐发的政治诉求被上层知识分子所重视则必须迎合他们的审美习惯。只有模仿先秦文风而作的古雅美文，才能使上层知识分子在吟哦传颂中渐渐熟悉并最终认可严复想要表达的观点。他的《群学肄言》文字极富美感，讲究对偶，与原文朴实无华的行文风格大相径庭。
如原文第七章[4]：“This emotion which is excited by the forms of governmental power，and makes governmental power possible，is the root of a faith that springs up afresh however of ten cut down.”
译文：然则彼之所以为此者，徒怵于上之权势而已，怵权势而心习成焉，其发现也如蔓草之荣枯，虽经霜雪，根株自若，春阳既融，甲乇斯见，上固无如民何，民亦无如其心习何也。 原文用语朴素，简洁明了，严谨平实，说明这种情绪无论怎样频繁地消除都会重新涌现。作者旨在对上文所举的例子做总结，陈述一个客观事实。严复的译文则要生动华丽得多，增加了形象化的比喻和描述。遣词造句方面四字一组，对仗工整，说理的同时在读者的脑海中展现了一幅生动的画面，不仅增加了译文的可读性，还强调了国民怵权势之心习根深蒂固的普遍心态，以致出现即便“上固无如民何”，而“民亦无如其心习何”的典型的封建社会现象，增强读者的认同感。
再如同一章中这样一句：“水浑则不可以鉴物，情瞀则不可与议是非。”实际上斯宾塞的原著仅仅提及情感强烈会使人们难以均衡地认识政治事务。严复却以原文没有的比喻开头，先言他物，以彼物比此物，这是典型的“比兴”手法。这种语言特点在《荀子》《庄子》中比比皆是，尤以《庄子》为最，“引物连类，取相深厚”。严复的译文虽然增加了原文没有的比喻，却丝毫没有突兀之感，反有一种浑然天成的和谐美感，读起来朗朗上口。笔者认为严复在翻译中采用古雅文体不仅仅是为了迎合士大夫的阅读习惯，还说明严复深深认同汉语在思想表达上的审美观，认为这种语言上的美学应该得以传承。 2.换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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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典诗学观强调“文以载道”重理而轻文，在文辞方面不重视近代西方翻译理论中语言学意义上的对等关系。严复认为信于西学的关键是历史通达而不仅仅是形式逻辑的连贯。因此，他找出传统经典著作中能对应的词汇，采用换例加入国人熟知的事例。如《喻术第三》中有这样一句：“其见于动物者，如陂塘之蛭，海中之鰂，苟横分之为数段，而因段成形，悉如其本具。”严复把原文里国人不熟悉的珊瑚虫的例子换成了蛭和鰂。《智絯第六》里“任其蜉蝣之智，而以为不变焉”。这里的“蜉蝣之智”是严复自己加上去的，取自《诗经·曹风·蜉蝣》“蜉蝣之羽，衣裳楚楚。心之忧矣。于我归处。蜉蝣之翼，采采衣服。心之忧矣。于我归息”。《情暓第七》里，严复把原文的“The conquering chief”具象化，加上了国人熟知的典故译为“不世出之英君，若蒙兀之成吉思”。可以看出严复的译作大量使用古典文化对比斯宾塞的思想，拉近译本与初涉西学的士大夫们之间的距离，打破读者的接受隔膜，加快社会学在中国的传播。 3.增译。
原文第七章有这样一段话[4]：“The individual citizen，imbedded in the social organic mansion of its units，moulded by its influences， and aiding reciprocally tore-mould it， furthering its life while enabled by itto live，cannot so emancipate himself as to see things around him in their real relations.”
译文：民生在群，为拓都中之么匿，拓都么匿，势常相需，民受范于群者也，而群亦受范于民，民资于群而得生，而群亦倚民以为进。是故言圣人铸世运者固非，而言世运铸圣人者，亦未尽也。惟知二者相为消息，而后得之。
斯宾塞强调社会是一个有机体，单个公民是其中一个组成单位，二者相互影响制约。严复以拓都代指总会，以么匿代指单个，清晰地论述了二者关系。他深为认同斯宾塞的观点，有感而发假借斯宾塞之口驳斥了世人对时势与英雄之间关系的狭隘的一成不变的僵化理解，实际上是在译著中汇入自己的解读思路与批判思想，开拓国人认知世界的视角。 4.注评。
《群学肄言》共184145字，其中注评四千余字。作为严复话语系统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注评是他会通中西学术的另一重要手段。《群学肄言》注评的内容层面，除去部分解释国外专有人名、地名之外，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1）将该书相关内容与中国类似历史案例相联系，发表自己的评判见解。在《物蔽第五》有一脚注：“王介甫（王安石—笔者注）所云新法，坐不知此，遂为天下后世所诟病。”严复从原文中举出的英国议员的案例联想到王安石变法，说明当权者们提出政治动议时即便不是存心也常会忽略某些种类社会问题的根据，从而造成法案不切实情，损害绝大多数国人的权益，而这种社会研究上的失误乃古今中外世人所共有。《喻术第三》反复出现类似的评注：“呜呼！此吾国变法之所以难也。”“呜呼！观于此，而知吾国变法当以徐而不可骤也”。借注评表明他对当前维新变法的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