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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之白华：女儿眼中的父亲母亲

作者：瞿独伊 吴志菲

来源：《人民周刊》2017年第15期

父亲瞿秋白牺牲的时候，我年纪还小，而他亲切的形象，却深深印在了我的心里。在我模糊的幼年记忆中，父亲清瘦，戴着眼镜，话不多，但很温和。母亲不让我简单地叫他“爸爸”，而一定要我喊他“好爸爸”。我就一直这样称呼我父亲。

父亲于1899年1月29日出生于常州，在故乡生活了整整18年。常州武进瞿氏，世代读书，也世代做官。父亲幼时靠叔祖和伯父的官俸过了几年“少爷生活”，少年时代就在诗词、绘画、篆刻、书法等方面显示出过人的天资。

父亲一生有两次爱情相伴随。父亲第一个爱人王剑虹，是一位聪慧、有很高天资的时代女性。1923年8月，两人相识、相爱，不到半年即结合了。由于两人都有志于革命，并且喜爱文学，有着诗人的气质和才华，便常常写诗来抒发情感，他们婚后的生活充满了诗歌的浪漫和词赋的情趣。遗憾的是，结婚仅7 个月，王剑虹就因患肺结核而去世。父亲曾在给王剑虹好友丁玲的信中表白说“自己的心也随剑虹而去”。然而，不多时，一位叫杨之华的女性走进他的世界……

杨之华是我的母亲，1900年出生于浙江萧山，曾就读于浙江女子师范学校。20岁出头的时候，她和浙江有名的开明士绅沈玄庐的儿子沈剑龙相爱成婚。沈剑龙才貌出众，喜欢诗词、音乐，也曾与母亲一起立志自谋生活，不依赖家庭。但是他和朋友一起到上海以后，经不起十里洋场、灯红酒绿生活的引诱，堕落了。这时，母亲已生下我，取名“独伊”，意即只生你一个，可见她心中的怨愤之情。1922年母亲只身跑到上海，参加妇女运动，认识了向警予、王剑虹等人，并于1923年底報考上海大学，被录取在社会学系。父亲当时是社会学系系主任，讲授社会科学概论和社会哲学两门课，他以优雅的风度、渊博的学识、雄辩的口才，在上大师生中赢得了很高的声望。母亲第一次听他的课就对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当时母亲还在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妇女部担任部分工作，与中共中央妇委书记向警予在一起。为人正直、纯朴的母亲，工作踏实、热情，给向警予留下了很好的印象，于是被向警予向时任上海大学党支部书记的父亲推荐为勤奋好读的学生与社会活动的积极分子。母亲对待妇女解放事业的热忱和卓越的组织才能，更使父亲觉得这是一位不可多得的坚强女性。于是，父亲决定做她的入党介绍人。后来，在斗争中他们的感情益发加深。

母亲渐渐发觉父亲对自己的感情有些异样，而自己内心对他的翩翩风度和绝世才华也十分倾慕，母亲有些不知如何是好，于是回萧山外婆家里，暂时回避。面对着这人生的重大抉择，父亲也苦苦地思索：既然沈剑龙已经背叛了杨之华，为什么我不能去爱？既然我真心地爱她，为什么不敢表示！于是趁放暑假的机会，父亲也来到萧山杨家。母亲的哥哥和沈剑龙是同学，见到这种情况，他把沈剑龙也请到家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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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知他们一见如故，沈剑龙对瞿秋白的人品与才华十分尊敬、仰慕，然而面对着复杂的感情问题，内心又充满了矛盾。于是他们三人开始了一场奇特的，然而又是千真万确的“谈判”：先在杨家谈了两天，然后沈剑龙把瞿秋白、杨之华接到他家去谈，各人推心置腹，互诉衷肠，又谈了两天。最后瞿秋白把沈剑龙和杨之华接到常州去谈，当时瞿家早已破落，家徒四壁，连张椅子都没有，三个人只好坐在一条破棉絮上谈心。谈判结果，在邵力子主办的上海《民国日报》上同时刊登三条启事：一是瞿秋白与杨之华结婚启事，二是沈剑龙与杨之华离婚启事，三是瞿秋白与沈剑龙结为好友启事。

1924年11月7日，“十月革命”纪念日这一天，瞿秋白、杨之华在上海举行了结婚仪式，沈剑龙还亲临祝贺。从此，瞿秋白和沈剑龙也成了好友，经常书信来往，写诗唱和。 有一次刻图章，父亲对母亲说：“我一定要把‘秋白之华’‘秋之白华’和‘白华之秋’刻成3枚图章，以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无你无我，永不分离之意。”母亲听了笑着说：“倒不如刻‘秋之华’和‘华之秋’两方更妥帖、简便些。”后来，父亲终于刻了一方“秋之白华”印章。 为了纪念他们的结合，父亲在一枚金别针上曾亲自刻上“赠我生命的伴侣”7个字，送给母亲。这一爱情的信物，后来一直伴随着母亲度过了风风雨雨的几十年。而今，每当我看到父母留下的这件遗物，就宛若看到相伴相依的父母还生活在自己身边。 天伦之乐的时光让我怀念终生

父母婚后生活十分美满，但在幸福之中，母亲总感到心里少了什么似的——沈家不让她去看我，可她却非常想念自己的女儿。父亲十分理解，总是想尽一切办法安慰她。后来，我终于被外婆从沈家“偷”出来，来到了他们的身边，才有了一份健全的母爱与父爱。

1928年，我随母亲来到苏联。我住进了森林儿童院，在这里为了讲究卫生，无论男孩女孩一律要剃光头，父亲知道后立刻来信安慰： 独伊：

我的好独伊，你的头发都剪了，都剃了吗？哈哈，独伊成了小和尚了，好爸爸的头发长长了，却不是大和尚了。你会不会写俄文信呢？你要听先生的话，听妈妈的话，要和同学要好。我喜欢你，乖乖的小独伊，小和尚。 好爸爸

父亲的确无愧于“好爸爸”这个称呼，他给我带来无限温暖和快乐。他知道我喜欢吃牛奶渣，每隔一星期，他从共产国际下班回来，路过店铺，总不忘记买一些回来，带到幼儿园去给我吃。夏天，我们在树林里采蘑菇，父亲画图折纸给我玩；冬天，地上铺满了厚厚的雪毡，父亲把我放在雪车里，自己拉着车跑，故意把雪车拉得忽快忽慢，有时假装拉不动了，有时假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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摔了一跤，用手蒙住脸哭了起来，这时候我就向妈妈叫起来：“妈妈……你看好爸爸跌一跤就哭了！”父亲放开手，哈哈大笑。我也很高兴，拍手大笑。

我永远也忘不了有一次父母来看我，带我到儿童院旁边的河里去撑木筏玩，父亲拿着长竿用力地撑，我和母亲坐在木筏上。后来，父亲引吭高歌起来，我和母亲也应和着唱，一家人其乐融融。每当回想起来，都使我受到鼓舞，感到有力量，也很温馨。 好爸爸是我一辈子的好榜样

父亲在离开上海到苏区的前夕，在许许多多重要的事情需要紧张地处理的时候，仍然十分惦念远在苏联的我，常自言自语地念叨：“独伊怎么样？我的亲爱的独伊怎么样了呢？” 一次，父亲给我寄来了一张印着一个大飞艇的明信片，上面写着“你长大了，也为祖国造这样的大飞艇”。细微之处，父爱跃然而出。我从小就没有感到瞿秋白不是自己的亲爸爸，甚至感到他对自己的爱比普通的生父还要入心，还要周到。这是他心灵圣洁的表现，是他高尚人格的表现。在监狱里，即将告别人世时，他还惦记着我，谁又能够说，我不是他的女儿呢？ 1930年，父母取道欧洲秘密回国，不料这竟是我与父亲的永诀。

1935年的一天，我正和儿童院的一批孩子在乌克兰德聂伯罗彼特罗夫斯克参观休息，忽然，我见几个同学围观一张报纸惊讶地议论着，还时不时看着我，然后传给其他同学看，唯独不给我看。我感到非常奇怪，非争着要看不可。于是，一把抢过来，原来是《共青团真理报》上详细报道了我父亲于6月18 日牺牲的消息，并附有一张4寸大小的半身照。一直想念好爸爸的我惊呆了，随即失声痛哭起来，竟晕倒在地……

1935年8月，母亲第二次来苏联出席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会后，母亲到国际儿童院看望我时，许多中国孩子都跑来围着她，亲切地叫她“妈妈”，要她讲他们的父母在国内的情况。当时，母亲留任莫斯科国际红色救济会中国代表。这期间，她把我接出儿童院与她一起生活了几个月。

每当夜深人静，只剩下母女俩相对无眠时，母亲翻看着父亲的遗作与信件，看着看着，忍不住悲从中来，泪珠不停地往下掉。每逢此时，我就安慰母亲：“妈妈，我给你唱个歌吧。”于是，一口气唱起《马赛曲》《儿童进行曲》等好几首歌曲，直唱得妈妈脸上少了悲戚、眼睛里有了刚毅才停下来。母女俩就这样相互慰勉着度过了最悲痛的一段时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