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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 中国文化史上的旷世奇才

他，是中华民族的骄傲，为了他的出现，中国，也许等待了一千年，又一千年他的出现，是偶然也是必然；他的才华，是凡人而又超凡；他的思想，出于瞬间而又影响深远；他的性格，既洒脱而又有常人的一面。苏轼—中国文化史上的旷世奇才，罕见的多面手，多层次、全方位的文化—不仅仅是文学巨子。神奇的文笔、渊博的学识、睿智的思想、高尚的人格、丰富的人生经历、多方面的巨大成就，还有，它永远不灭的那一份诙谐，真可谓：惟大英雄能本色，是真名士自风流。在中华文化的历史长河中，他的名字就是一座丰碑！他长于散文创作，《前赤壁赋》、《后赤壁赋》等名篇佳作脍炙人口，体现了中国文人的忧患意识和人文精神。他的诗，把现实主义精神和浪漫主义风格巧妙结合起来，多姿多彩，美轮美奂，代表了宋诗最高水平。他的词，清新豪健，题材广阔，挥洒自如，气势磅礴，开创了豪放词风。他的书法、绘画，也都达到了很高水平。除此之外，在哲学、茶道、烹饪、养生、园林艺术方面，他都有独到的造诣。近代国学大师王国维推崇苏轼：“三代以下诗人无过屈子、渊明、子美、子瞻者。此四子者，若无文学之天才，其人格亦自足千古。故无高尚伟大之人格，而有高尚伟大之文章者，殆未有之也。”他将屈原、陶渊明、杜甫、苏轼列为中国文学史上最伟大的

诗人，并且将他们的思想、人品、学问、才华、待人接物、立身行事，看成浑然一个整体，是有一定道理的。更足称道者，作为一个封建时代的文人，苏轼身上，既无头巾气，无山林隐逸气，亦无以富贵骄人气，无忠臣孝子气，无大作家架子气；既无大臣杜门思过之态，亦无谪宦战战兢兢之态。他与你我同在，同悲同喜，丝毫也不刻板，浑是率然纯真的真性情，真品格。苏轼的一生，可以用“四个三”来概括：不忘三事——金榜题名、乌台诗案、太后恩宠；不忘三人——敬如父师的欧阳修、素为敬重又有矛盾的王安石、司马光；不忘三地——黄州、惠州、儋州；不忘三情——与苏辙的手足情、与王弗的生死情、与朝云的不了情。他生活中的每一个片断，几乎都与传奇相联系。例如，金榜题名时，他由第一变成了第二，却反而更为出名；乌台诗案中，他九死一生，被贬黄州，却反而出现了创作的黄金时期；他赠弟辙、悼亡妻的词篇，被人们万口流传,历久而不衰……苏轼的一生大致可分为四个时期。少年时代的苏轼,出生在一个富有教养的家庭,父亲苏洵是著名的散文大家,母亲程氏 有一定的文化且深明大义,当时的苏家,说得上是蜀中的名门望族。在这样的家庭里,苏轼必然受到各种文化元素的熏陶,加之父母的精心培育,苏轼从小就勤奋好学,博通经史,小小年纪就成为一方才俊。当时的北宋王朝表面上歌舞升平,号称“百年无事”,经济文化十分繁荣,实际上各种社会矛盾已日趋尖锐,外有辽、夏扰

边,内有豪强兼并、人民怨声四起,改革的呼声在统治集团上层渐次高涨。深受儒家经时济世思想影响的苏轼,从小就立下以身许国的鸿鹄之志。青年时代的苏轼, 初入仕途, 踌躇满志。二十一岁那年,苏轼随父进京参加会试,深得主考大人欧阳修赏识,与弟苏辙同科及第,一时名噪京师,连当朝皇帝见了二人的文章,都赞不绝口,称“朕又得二宰相之才”。授河南主簿,时其母程氏去世,苏轼悲痛欲绝,回乡奔丧而未前往就职。嘉佑六年,二十六岁的苏轼应中制科考试,即通常所谓的“三年京察”,以“贤良方正直言极谏”入第三等(入三等者全国仅有四人) ,授大理评事,签判凤翔府,从此步入仕途。这时的苏轼,胸怀浩浩之气,以雄文豪词目空天下。壮年时代的苏轼,负济世安邦之志,却仕途不畅,奔波往返朝野。任凤翔府三年返京,差判登闻鼓院,又授直史馆。时王安石推行新法,苏轼虽有改变北宋积贫积弱状况之意,在变法的思想和内容上与王安石存在较大分歧。他坚决反对剧变,抵制“求之过急”之举,接连上书神宗皇帝,公开反对王安石变法方案,于是苏轼遭到了王安石一派的打压和排斥。此时的苏轼,空有一腔报国热情,却无施展治国才华的平台, 可以说连一丝机会都没有。外放时期及晚年时代的苏轼。神宗熙宁四年,为避身祸,苏轼请求外任,先后任杭州通判、密州、徐州、湖州知州。在此八九年间,苏轼辗转迁徙,每到一处必兴修水利,赈济灾民,减免租税,体察民间疾苦,深受民众爱戴。同时,他虽在地方上任职,却时时对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