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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以前日本对朝鲜的认知与反应

在千余年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日、朝两国虽然一直保持着事实上的平等地位,但是日本始终将朝鲜视为低人一等的朝贡国家,其蔑视、敌视并最终征服朝鲜的观念始终存在。观念属于知的范畴,其内涵包括认知和态度两个方面。认知是主体对客体“是什么”和“为什么”的判断,而态度是主体应当怎么办的问题①。在近代以前,日本对朝鲜“是什么”的看法经历了一个不断演变的过程,其间它几次侵入朝鲜半岛,对朝鲜的认知和反应共同塑造了日本的“朝鲜观”。 一、视朝鲜半岛诸国为朝贡国观念的滋长

日本与朝鲜隔海相望,对马暖流与利曼寒流在日本海形成环流,这对日、朝之间的海上航行起到了重要作用,使两地之间从远古时代就开始往来②。众所周知,朝鲜半岛是古代中国与日本相交往的重要通道之一,中国大陆和朝鲜半岛的移民出于各种原因而东渡到日本列岛。据《汉书》记载:“夫乐浪海中有倭人,分为百余国,以岁时来献见云。”③这是关于日本列岛记载的最早文献,其中的“乐浪”是汉朝在朝鲜半岛设立四郡当中的乐浪郡。当时的日本没有形成国家,但是其部落首领已经派遣使节前往朝鲜半岛的乐浪郡进行交往④。在日朝交往中,日本产生试图将朝鲜纳入其势力范围的想法,并在后世史书中将朝鲜半岛记载为它的朝贡国。

1.神话传说的思想遗产

日本将朝鲜半岛视为朝贡国的观念来自于神功皇后征服三韩的传说⑤。据《古事记》(成书于712年)和《日本书纪》的记载,200年,神功皇后渡海征讨新罗,“渡幸之时,海原之鱼不问大小,悉负御船而渡,尔又见顺风大起,御船从浪。故其御船之波澜,押腾新罗之国”。新罗王“素组以面缚,封图籍,降于王船之前”。“高丽、百济二国王闻新罗收图籍降于日本国,密令伺其军势,则知不可胜,自来于营外,叩头而款曰:‘从今以后,永称西蕃,不绝朝贡!’”①这是日本关于朝鲜半岛正式向其“朝贡”的最早的史料记载。不过,在《古事记》和《日本书纪》中关于神功皇后的传说充满神话和宗教色彩。神功皇后在仲哀天皇九年(200年)亲征新罗,此时的朝鲜半岛仅有马韩、辰韩、弁韩三国,百济、新罗尚未成立;“日本”、“天皇”、“三韩”等用语,当时皆不存在②。因此,神功皇后征服三韩之说,遭到史学家的广泛质疑,其虚构性已成为史学界的一种共识。不过,神功皇后征服三韩传说的出现可以看作日本将朝鲜视为其朝贡国家的观念的缘

起。

2.任那问题

二战后,一些日本学者参照《日本书纪》及中国古代的有关史料后提出,古代日本在369~562年曾经占领并统治包括朝鲜半岛中南部迦倻在内的朝鲜半岛南部地区。据《日本书纪》记载,神功皇后曾经出兵帮助百济击破新罗,平定七个小的诸侯国③。由此,部分日本学者认为,日本曾经在朝鲜半岛设置“任那日本府”,以统治朝鲜半岛南部地区。尽管对任那问题存有争议④,但是综合各种史料,朝鲜三国时期,日本在朝鲜半岛南部地区占有据点当是事实。例如,《三国志·乌丸鲜卑东夷传》记载弁辰十二国“其渎卢国与倭接界”;同传又记载:“韩在带方之南,东西以海为限,南与倭接。”这里说的是“接界”而非隔海相望。井上清在《日本历史》一书中说,任那“与(朝鲜)半岛西南部的百济通好,而与东南部和北部的新罗、高句丽对抗”⑤。这一说法符合当时日本与百济交好,而与新罗、高句丽相对抗的实际情况。

事实上,所谓“任那日本府”,充其量是日本列岛的倭人迁徙到任那地区定居的移民部落集团或自治管理机构而已。在4世纪,日本列岛陆续形成部落联盟式的国家组织,其中最强大的是大和政权。

就史料记载而言,在朝鲜半岛南部地区的倭人集团部落与大和国之间从未结成从属关系,在政治

上两者没有单独接触过⑥。归根结底,在5世纪之前,日本没有征服新罗和百济,更不具备支配这两个国家的能力。由于4世纪之前日本列岛尚未进入文明阶段,也缺少可靠的考古发现和史料记载,因此日本对朝鲜的认知尚难以考证。但是,随着日本与朝鲜半岛之间的交流越来越频繁,甚至出现少量移民,两地之间摩擦已经出现,这表明日本对朝鲜的认知即将进入一个较为明确的阶段。 3.寻求朝贡“合法性”与统治的意识滋生

从5世纪开始,日本列岛与朝鲜半岛及中国大陆的交往日渐频繁,日本社会在中国大陆文明的引导之下逐渐从蒙昧状态发展到文明阶段,出现世袭的君主专制政权,被称为“大王”政权。在这一过程中,朝鲜半岛发挥着重要的桥梁作用。当时朝鲜半岛三国之争日渐激烈,日本支持百济以及朝鲜半岛南部地区的金宫、安罗等小国,并给予实际的军事援助。由此,日本开始滋生对朝鲜半岛的统治意识,并且不断向更强大的中国寻求相关的“合法性”。

从421年到502年,日本有五个王先后共计12次向中国南朝的宋、齐、梁派出使节⑦,请求授予官职和封号,其中专门包括了统辖朝鲜半岛国家的封号,以便获得中国政府对其统治朝鲜半岛“正当性”的承认,实现其“借中国的

权威君临各国”⑧的野心。据中国的史料记载,日本这五个王的称谓分别是赞、珍、济、兴、武,合称为“倭五王”。

438年,倭王珍自命为“使持节都督倭、百济、新罗、任那、秦韩、慕韩六国诸军事,安东大将军倭国王”,并呈请南朝宋皇帝的批准。南朝宋皇帝只是批准了他的“安东将军倭国王”称号,而且不是“大将军”的称号,不允许倭王据有都督百济、新罗等王国军事含义的称号。

其实,早在420年,即刘裕建宋的当年,刘裕就派遣使者册封百济王扶馀映为“镇东大将军”,高句丽王高琏为“征东大将军”,其地位高于倭王的“安东将军”①。451年,宋文帝晋倭王绥济为“安东大将军”②。

479年,由于南朝宋与新罗交恶,故批准倭王都督倭、新罗、任那、秦韩、慕韩五国军事和“安东大将军”的称号③。直到502年南朝梁武帝加封倭王为“征东大将军”之时,始终没有把百济包括其中,其封号和百济王一样,比之高句丽王“车骑大将军”的称号更低。因此,经过近一个世纪的努力,日本虽然没有征服朝鲜半岛,但是获得了中国南朝政府对其统辖朝鲜半岛部分国家的承认,日本对朝鲜半岛的统治意识由此滋生并逐渐强化。 二、对朝鲜蔑视观念的产生和发展

6世纪末、7世纪初,日本圣德太子与苏我马子共同执掌政权,日本在政治制度、经济生产、文学艺术等方面开始全面效仿中国,由相对分散的王族政权逐步发展为以“天皇”为中心的中央集权制国家,曾经对中国朝贡称臣的倭王则成为意欲与中国皇帝相对等的天皇。日本对中国开始所谓的“对等外交”。日本以中国为蓝本,竭力构建以日本为中心的华夷观。除对朝鲜继续以朝贡国的态度视之以外,其对朝鲜的看法开始以“夷”视之,对朝蔑视的观念逐渐盛行。 1.日本的华夷观念

从7世纪后半期至8世纪前半期,日本经历大化改新并建立天皇制,同时形成较为完备的官僚体制,国家发展进入新的阶段。在思想文化上,日本大力学习中国的华夷观念,将天皇置于顶点,试图建立“东夷小帝国”体系④。一方面,日本的华夷观念建立在以中国与日本同为“中华”的多元中心的世界秩序观之上,因而相对开放;另一方面,日本的华夷观念承载的主要是武士精神,具有强烈的军事特点,而与中国文人士大夫倡导的秩序有所不同⑤。随着7世纪以后华夷观念的逐渐成形,日本对朝鲜以优越姿态相对待的情况日趋严重,在言语和政策上对朝鲜更加蔑视,特别是在政治上,日本在外交文书和礼仪上均视朝鲜为其番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