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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左传》读书报告

《春秋左氏传》原名《左氏春秋传》，又称《春秋左氏传》，或者称《左氏春秋》，是一部史学名著和文学名著，是中国现存第一部叙事详细的编年体史书（最早的编年体史书为《春秋》，旧时相传是春秋末年左丘明为解释孔子的《春秋》而作。它起自鲁隐公元年（前722年），迄于鲁悼公四年（前464年），以《春秋》为本，通过记述春秋时期的具体史实来说明《春秋》的纲目，是儒家重要经典之一。

《春秋左氏传》是研究先秦历史和春秋时期历史的重要文献，它代表了先秦史学的最高成就，对后世的史学产生了很大影响，特别是对确立编年体史书的地位起了很大作用。它补充并丰富了《春秋》的内容，不但记鲁国一国的史实，而且还兼记各国历史；不但记政治大事，还广泛涉及社会各个领域的“小事”；一改《春秋》流水账式的记史方法，代之以有系统、有组织的史书编纂方法；不但记春秋时史实，而且引征了许多古代史实。这就大大提高了《春秋左氏传》的史料价值。有关于当时人民起义、战争、诸侯争霸，制军制改革，著名历史人物事迹的记载以及春秋以前的史料，是研究春秋时期甚至其以前历史的重要史书。

《左传》反映了这一时期的民族交往的活跃和民族融和的进程。它大致记载了华夏族和华夏以外的各族的分布以及分支的情况；记载了这些民族在军事上的冲突，政治上的交往和联系，经济、文化上的交流以及广泛的通婚，展现出春秋时期各族的大致状况。

而且《左传》在思想观点上，较《春秋》有很大突破。第一个就是)《左传》一改《春秋》的“正名”、“尊周”主旨，将周王室与诸侯国同等看待。例如“隐公三年“郑武公、庄公为平王卿士。王贰于虢，郑伯怨王”，故“周郑交质”、“周郑交恶””；再如“昭公三年，叔向、晏婴论齐、晋季世的对话“其(民人)爱之如父母， 而归之如流水”。

第二个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左传》较集中地反映了春秋战国时期“重人事、轻鬼神”的社会思想解放运动，表明殷周以来在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天命论观念己开始动摇，作者同那些进步的思想家一样，试图用无神论的观点来解释社会历史现象。如“鲁庄公三十二年，有神降于莘，虢国国君享神祈福，《左传》记载了史嚚对此事的评论：“虢其亡乎！吾闻之：国将兴，听于民：将亡，听于神。

神，聪明正直而壹者也，依人而行”。《左传》中保存的许多哲学思想反映了西周末期已开始动摇的宗教天道观的进一步瓦解，记录了唯物主义的阴阳五行说、无神论和朴素辩证法思想的发展。例如，周内史叔兴认为“陨石” 等现象是 “阴阳之事”，并非鬼神借以预示吉凶；“吉凶由人”。鲁国梓慎和叔孙昭子认为日蚀和水灾、旱灾是阴阳相克引起的。郑国子产认为 “天道远、人道迩”，用宝物祭神不足禳除火灾。

由于《春秋左氏传》具有强烈的儒家思想倾向，强调等级秩序与宗法伦理，重视长幼尊卑之别，同时也表现出“民本”思想，因此也是研究先秦儒家思想的重要历史资料。《春秋左氏传》不仅是历史著作，也是一部非常优秀的文学著作。《左传》作者重视交待历史事件的原委，注意记录各种历史人物的政治主张，历史见解的宗教观点，《左传》描写人物细致生动，特别重视战争活动的记录，它叙述的不少战役的过程都已成为中国战史的有名战例。

《左传》写战争不单纯地写军事行动，而是着眼于政治、注重战争的性质，争取与国的援助、战争的政治动员与思想准备，表明作者把战争首先看作是政治问题而非单纯的军事行动问题。《左传》在历史表达上以写战争、写辞令尤其突出。如： 僖公22年的宋楚泓之战，先写宋襄公两次坐失战机以至造成宋军大败的恶果；接着又写出他为自己的指挥失误而辩解，说什么“君子不鼓不成列”，“君子不重伤，不禽二毛”的愚蠢做法。把宋襄公的迂腐固执描写的淋漓尽致。又如僖公28年的城濮之哉，这是一次规模很大的战役。作者先写楚晋双方对战争形势的估计，接着刻意写了晋文公派人稳住草、卫二国，命晋军退避三舍以报所谓的“楚君之惠”。最后，写战役的本身：晋军以其下军、上军、中军分别与楚军的右师、左师、中军对垒，最后写晋军先击溃楚国的同盟军陈、蔡的军队，然后一举打败了楚军。作者不仅写出了后发制人的战略思想，而且还写出了多种战术的具体运用，使人有一种历历在目之感。

《左传》在编撰上对编年体有很大的发展，有集中记录一件事的本末原委的，有集中写一个人的活动经历的。如隐公元年记郑伯克段于鄢，就从郑武公娶妇写起，写出了郑庄公与其母其弟的矛盾的原委始末及事件的历史结局。而僖公十三年则记录了晋国公子重耳出亡的坎坷经历。这不仅丰富了编年体史书在记事、

记人方面的容量，也有助于弥补事件经过、人物活动被年代割裂的不足，增强了历史表述的艺术性。

《左传》是一部集大成式的史学巨著。不仅是历史著作，也是一部非常优秀的文学著作，长于记述战争。其声律兼有诗歌之美，言辞婉转，情理深入，描写入微，是中国最为优秀的史书之一。但是仍然不可避免的有些瑕疵。首先是较明显地存在多体杂糅。《左传》基本以编年为主干，但同时兼采人物传记、本末记事、以言述史等手法，且于此类人、事、言的记述中常常缺少时间界标以为限制，致使编年体式受到削弱。其次是评论尚未能完全把握历史文体。《左传》评论史事，基本上以礼的违合为标准，“礼也”“非礼也”一类论断充斥全篇，还未能通过编年记事，从历史的变化发展和统治的成败得失来立论，读后使人有诵伦理书之嫌，而少观史策之得。最后是过多地收录奇闻轶事和频繁地使用遥体人情的笔法致使闺房私语、个人独自、密至阴谋之类时有所闻，这些虽有助于人物性格和形象的塑造，但于史料的可信程度未免有所损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