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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边城》为例谈谈沈从文对“湘西世界”的解构与重构

作者：贾晓霞

来源：《北方文学》2017年第29期

摘要：《边城》是沈从文“湘西小说”的代表作，它不仅给读者描绘了一个自然淳朴的“湘西世界”，更为现代人唱响了一支至真人情、至美人性的精神牧歌。这种牧歌式的抒写既代表着作者对乡土和家园的守望，同时又流露出作者对工业文明侵入到乡土温情中的愁苦与无奈。《边城》表面上呈现的是牧歌式的美丽，内里更像是挽歌式的忧愁。这些特点共同构成了沈从文在《边城》中对“湘西世界”的解构与重构。 关键词：《边城》；“湘西世界”；解构；重构

鲁迅的《故乡》为中国现代文坛引入了一个新的概念——“乡土文学”，自此漂泊在外的游子就将故乡的山山水水、风土人情移在纸上，以此来表达他们的羁旅之苦和思乡之情。沈从文所构筑的“湘西世界”无疑是“乡土文学”中最为浓墨重彩的一笔，他的创作主题往往是在对湘西世界的观照与叙述中展开，他从一个“乡下人”的眼光出发，用湘西的自然人性之美映衬出现代文明的道德沦丧之丑，鞭挞了现代社会中人性扭曲堕落、情感虚妄无聊、人与人之间冷漠自私的生活状态。沈从文在审视现代文明的同时，也流露出对传统农业社会黯然逝去的悲愁忧伤，更唤醒了他寻找精神家园、追求人性复归、重建生命价值的渴望，《边城》正是作者这种理性思考的结果，也是对“湘西世界”解构与重构的文学体验。

《边城》以20世纪30年代川湘交界的边城小镇茶峒为背景展开叙述。这里山清水秀、人杰地灵、民风淳朴，小镇中人人安居乐业、正直真诚、融洽祥和。《边城》中塑造了一群远离城市的污浊和喧嚣，内心淳朴善良，有着简单朴素灵魂的湘西人形象，这些人物身上集中体现着至善至美的人情人性与至真至纯的人间温情，而这些正是沈从文在阅尽城市病态文明之后对故乡淳朴、自然、宁静的“湘西世界”发自内心产生的深深依恋与怀念之情。沈从文对“湘西世界”的怀恋已不仅仅是一方水土、一群人，而是那种渗透进骨髓的对简单淳朴的乡村生活、纯洁友善的邻里温情、自由快乐的精神状态等生活方式的无比向往和热情呼唤。此时的“湘西”已超越故乡这一实体，成为作者和与作者有着共同经历与感悟的人们的精神故乡，成为作者灵魂得以追寻和依托的精神家园。沈从文以乡土抒情的形式，寄托了他的审美理想和对完美人性的向往。

“美丽总是愁人的”[1]，《边城》表面上是一首充满和善优美的牧歌，实质上却演绎着一出忧愁哀伤的挽歌。这种忧伤和凄婉渗透进了女主人公翠翠的悲哀、老船夫的悲哀、翠翠父母的爱情悲剧、天保傩送兄弟二人的命运之悲中，形成了作品中悲情的多声部，而这些忧愁和悲哀也构成了沈从文对“湘西世界”的解构。《边城》中的忧伤和悲情主要来自于两个层面：第一，现实的层面。翠翠与傩送之间互通款曲，翠翠对爱情的向往是那样的纯洁与干净，但在这“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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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的牧歌声里夹着不谐和的现代杂音”，那就是横在她和傩送之间的那座碾坊。这个掺杂了社会现实因素的碾坊横在翠翠和傩送的之间，让不谙世事的翠翠心里发生着变化。小说中的“碾坊”代表着物质利益附属的婚姻形式，“渡船”则是湘西古老自然的情爱方式的体现。从城中大家的议论声中可以看到金钱利益已悄悄地渗透进了湘西人的生命价值中，正成为一个新的评判标准被人们所接纳。翠翠有了无形的精神压力，老船夫也因此变得“曲曲折折，不利索了”。这些成为翠翠和傩送爱情悲剧的现实原因。老船夫也因现实的压力和船总顺顺之间有了隔阂，更是在对现实的无力抵抗和无可奈何之中盍然而逝。第二，命运的层面。古老的湘西世界命运总是会在冥冥之中带给人不可言传的神秘和预示。翠翠在爱情遇阻受挫之时，老船夫害怕看见翠翠重新走上她母亲的老路，心中忐忑不安。天保傩送兄弟二人都爱上翠翠以及天保的丧命好像也是命运的安排。马夫杨马兵年轻的时候曾给翠翠的母亲唱过情歌，虽然没有结果但能在晚年照顾翠翠好像也得到了情感和精神上的慰藉，这些何尝不是命运的安排。沈从文将诸多的偶然和巧合貌似毫不经意地写进了《边城》故事中，但实际上《边城》中的忧愁正是借着命运的安排潜藏到了整部作品中。

沈从文在《边城》中一方面描写了恬静自然的湘西风光和至真至美的人情人性，另一方面又流露出淡淡的忧愁，这种忧愁是作者亲历了都市现代文明之后对故乡的深深眷恋和理性反思。

沈从文在《长河·题记》中说：“一九三四年的冬天，我因事从北平回湘西，由沅水坐船上行，转到家乡凤凰县。去乡已十八年，一入长河流域，什么都不同了。表面上看来，事事物物自然都有了极大的进步，试仔细注意注意，便见出在变化中的堕落趋势。最明顯的是农村社会所保有那点正直朴素的人情美，几乎快要消失无余，代替而来的却是近二十年实际社会培养成功的一种唯实唯利的人生观。”[2]这种变化正是资本主义城市文明对古老传统文化侵蚀的表现和结果，也是沈从文对湘西文化受到冲击时清醒的认识和反省。

《边城》用大量象征性的情节暗示了两种文化和文明之间的冲突，如“渡船”和“碾坊”的选择、大洪水的到来、渡船被雨水冲走、白塔坍塌等等，这些意象象征着传统的湘西文化正遭受重创导致异化和解构，曾经的生活乐园和精神家园正在倾颓。现代文明的入侵不仅仅体现在经济方式上，更重要的是对湘西人思想文化和民俗民风上的改变。小说中白塔的设置是极具象征意味的。小说开头在描写翠翠与老船夫居住的环境时曾提到了白塔，白塔在边地人们的心中是很神圣的存在，白塔在某种程度上就是湘西人的精神信仰。翠翠和爷爷，还有他们豢养的狗就安静地生活在白塔旁边，这是人类自然本真的生活方式，也是信仰与自然人性融合的象征。老船夫去世的晚上白塔坍倒，老船夫的白木小棺材被埋在倾圮了的塔后山岨上。小说中这样的描写和设置，象征着在现代文明冲击下古老的湘西文化正遭受重创，而这种形势是不可改变和逆转的，正如老船夫说的：“怕什么？一切要来的都得来，不必怕！”[3]新旧两种文化和文明的冲突碰撞势必不可避免，沈从文既对湘西古朴的生活方式深深眷恋，又对文明入侵后的改变无能为力，更对变化中的堕落趋势无可奈何。“碧溪岨的白塔，与茶峒风水有关系，塔圮坍了，不重新作一个自然不成。”[4]于是城中各商号各平民纷纷捐钱，“那个圮坍了的白塔，又重新修好了”[5]此时白塔的重建不仅仅是茶峒人民对风水的敬畏，更重要的是茶峒人民心中的精神支柱和信仰的重构。白塔的重建象征了现代文明与自然社会冲撞下湘西社会的悄然改变，以及人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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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中对传统文化的坚守与外来文化的侵蚀之间的矛盾心理。新建起来的白塔不再是传统意义上最初的白塔，它或多或少地已经沾染了现代文明的印记。白塔的重建至此也完成了沈从文在《边城》中对“湘西文化”的重构。

《边城》在开端的叙述中为读者营造了一个山水俊美的世外桃源，生活在其间的人是秀美灵动的。但是作者并没有给这片空灵的土地以生的愉悦，而是将忧伤、死亡、毁灭等不和谐因素以温婉的笔触娓娓道来，客观上构成了对边城小镇、湘西世界的解构。昔日在农耕文明下田园牧歌式的生活画卷已随着工业文明的侵入发生了转变，至真至纯的人情人性、温情友善的乡亲关系、传统的道德伦理规范等都受到了工业文明的冲击而发生了不同程度的改变。沈从文怀着对边城极为复杂的情感，站在农耕文明与工业文明碰撞的历史转型时期，将现代社会与“湘西世界”互相映照，既鞭挞了工业文明的畸形成分，又对传统优秀文化的逐渐消逝抱有深深的留恋和无限的惆怅，形成了作者对社会变迁的焦虑和思考。因而在《边城》中轻柔、平和的明快与抑郁、伤感的凝重始终交织在一起，这种情感体验既是作家个人的，又将民族隐痛和微妙的民族心理也伴随其中。《边城》为“湘西世界”唱响了一曲悲凉的挽歌，同时也建构了对“湘西世界”的解构与重构。 参考文献：

[1]沈从文.女难[A].沈从文选集（第1卷）[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78. [2]沈从文.《长河》题记[A].沈从文文集（第7卷）[M].广州：花城出版社，1983：2. [3][4][5]沈从文.沈从文作品[M].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14：72-73，78-79，79.